黃仁宇寫出了最暢銷的歷史書，卻也留下無數爭議

說起最著名的歷史著作，十有八九，會有人提及《萬曆十五年》。在黃仁宇之前，我們不知道歷史還可以這樣寫，它似乎只能在象牙塔之內乏人問津；但黃仁宇之後，不僅明史走入了公共閱讀的視野，整個歷史學都在大眾範圍內引起一場又一場關注熱潮。與此同時，圍繞著黃仁宇史學觀及治學方法的各種爭議也接踵而來。

今天，是這位著名歷史學家逝世的紀念日。18年前的今天，2000年的1月8日，黃仁宇因突發心臟病去世。我們在這個日子來跟大家聊聊黃仁宇，不僅是一個功成名就的黃仁宇，還有留下諸多爭議的黃仁宇。

文末，我們還特別準備了「彩蛋」，請學界幾位老師談了談他們對黃仁宇及《萬曆十五年》的看法和思考。你如何看待這本風靡時代、暢銷不衰的歷史著作？你是否也是經由黃仁宇先生愛上了歷史？歡迎你留言跟我們分享你的看法。

撰文 | 宗城

黃仁宇把自己活成一個現象，或者說是一個傳奇。他本來是單純的學者，安居象牙塔，但過了六十歲，由於太久不出新書，考核不達標，他被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解聘，學術之路拉響警報。可是，人生大起大落，令紐普茲分校沒想到的是，第二年，黃仁宇就出了一本新書，書名《萬曆十五年》，一經問世就洛陽紙貴。從此以後，他的每一本書都成了暢銷讀物，有人崇拜他，還籌辦了"黃學研究會"，並申請創辦《黃學研究》學術叢刊。

他的一生有很多巧合和趣事，這種巧合甚至貫穿生死。黃仁宇於2000年1月8日離世，坊間傳聞：那一天他去看電影，突發心臟病。在通往電影院的路上，黃仁宇笑著對夫人格爾說：「老年人身上有這麼多的病痛，最好是拋棄軀殼，離開塵世。」不想一語成讖。

在民間，黃仁宇是大名鼎鼎的歷史大師，但在史學界，黃仁宇更像一位「旁門左道」，國內主流的明史專家並不太採納他的看法，甚至有人專門分析黃仁宇的作品硬傷，批評他的治學態度。生前身後，黃仁宇譽謗一身，如今，當我們回顧這位歷史學家，剝開漫罵與追捧，理性看待他的作品和爭議，也許會對後人更有啟發。

大歷史

現代性的不合時宜

黃仁宇本身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他被史學大家余英時稱為「奇俠」式的學者。有生之年，他留過學、參過軍、當老師、做學問，一本《萬曆十五年》，讓他被譽為最會講歷史的作家。

他之所以立志成為歷史學家，與父親的遭遇有關。他的父親來自湖南一個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曾加入「同盟會」，投身革命，但十多年的動亂讓父親厭惡革命，最終只是在時代的夾縫中苟活倖存。黃仁宇曾說：「他（父親）讓我自覺到，我是倖存者，不是烈士。這樣的背景讓我看清，局勢中何者可為，何者不可為，我不需要去對抗早已發生的事。」

黃仁宇，（1918年6月25日，2000年1月8日），1918年生於湖南長沙，美籍華人，1936年考入南開大學理學院機電工程系。抗日戰爭爆發後，黃仁宇曾輟學參軍，後赴美求學，獲密歇根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師從余英時），以歷史學家、中國歷史明史專家，大歷史觀的倡導者而為世人所知。著有《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等暢銷著作。

做學問後，黃仁宇主攻明史。早在1974年，他就寫了本《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黃仁宇在那本書中指出：明代財政注重形式，但官僚體制和老百姓之間缺乏法律和經濟的聯繫，因此無法建立有效的稅收體制。這本書的觀點影響了《萬曆十五年》的寫作，沒有這本書，就沒有《萬曆十五年》。

除《萬曆十五年》外，黃仁宇比較賣座的書還有《中國大歷史》、《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等。在這些著作中，「大歷史」是一個屢被提及的詞。黃仁宇認為：惟有大視野才能見到大歷史，整個中國的歷史，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它的內在規律和聯繫。總的來說，「大歷史」是要求學者從宏觀視野去把握歷史，不拘泥於細枝末節，在世界歷史的圖景中去訴說特定朝代的更替演變。

身為學者，黃仁宇推崇高度的理性計算精神。在治學方法上，他主張利用歸納法將現有史料高度壓縮，在比較的基礎上進行對比分析。這在《中國大歷史》中尤為明顯。某種程度上，《中國大歷史》與《萬曆十五年》的思路是一以貫之的，黃仁宇站在批判的角度來看待農耕社會和中國曆朝歷代的興衰，這其實是西人研究中國史的典型思路，在他們看來，不同社會形態、經濟體制的確有落後和先進之分，後者往往會被美名為「現代型」或「現代性」，而前者的代表就是中國的農耕社會和封建政體，《中國大歷史》要講的就是「現代型的經濟體制與農耕社會的衝突」。

《長沙白茉莉》

作者: [美] 黃仁宇

譯者: 宋碧雲

版本: 九州出版社 2009年8月

除歷史著作外，黃仁宇還有一個寫小說的愛好，他曾用筆名「李尉昂」發表小說。《汴京殘夢》、《長沙白茉莉》等就是他的小說作品。如果不做學問，黃仁宇估計會成為一位勤勉的小說家，但他的小說寫得不如歷史書出色，說教的部分太多，語言仍具有明顯的「史學腔」，在駕馭人物上也缺乏細膩，不像在寫小說，倒像是一位史料講解員。

在寫法上，黃仁宇模仿了明清話本和民國通俗小說的路數，披掛著硬朗的理性外殼，骨子裡卻有些鴛鴦蝴蝶的溫柔。他自認是一個有浪漫情懷的人。可以義無反顧地追一個姑娘，也能在抗爭爆發時就勇敢參軍。他愛出風頭，喜歡體驗戰士的感覺。抗戰時，他身為總司令部的人員，偶爾會冒險一探無人地帶，哪怕這對戰事沒有多少助益，而當中國軍隊在隘口附近折損兩輛輕型坦克，他還冒險觀察被日軍燒毀的坦克。「用手指觸摸被點四七反坦克炮打穿的洞。」

1587

從「沒有意義」到「大轉折」

說黃仁宇，還是繞不過產生巨大影響的《萬曆十五年》。

四十年過去了，這本書仍暢銷不絕，分析這個現象，不是一句「寫法新奇」就可以打發掉。1587年表面平靜，卻發生了一些影響深遠的事情。這是萬曆登基的第十五年，是申時行擔任內閣首輔的一年，也是清官海瑞、武將戚繼光去世的年份，黃仁宇認為——這是大明王朝的轉折年。1587以後，大明朝已經走向死路。

《萬曆十五年》

作者: [美] 黃仁宇

版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7年5月

和過去研究明朝的著作相比，《萬曆十五年》避開了繁冗的史料鉤沉，而是以幾位人物的生活片段引出作者的觀點。書中，萬曆不滿於自己所有事情都被繁文縟節制約；申時行每天都在進行煩悶無聊的工作；戚繼光走向生命的盡頭；李贄則面臨一個王朝的絞殺。1587年，文官階層糾結於雞皮蒜毛的瑣事，統治機構則小心維持著僵化的道統。黃仁宇認為：明朝失去了國家管理的關鍵：技術。同時，這個政權在中後期過度重視道德而輕慢法制。

從申時行（編者註：明代著名大臣）的命運可以看出這一點。此公主張和諧少事、信奉儒家經典、強調以德服人、以德量人。他面對的主要問題，是怎麼調和各級官員的爭論，久而久之，他成了調解員，卻無法像張居正那樣改善官僚的辦事能力。

可是，申時行想要平衡文官集團和皇帝的關係，和諧少事的苦心經營卻並沒換來同僚的理解。最終，次輔許國公開了他與萬曆皇帝的一封通信，申時行徹底失去了文官集團的信任，他只能辭去首輔之位。

重道德輕法制和技術，到頭來因為莫須有的德行問題黯然離去，申時行恰恰是被自己維護的體系給趕出去了。在這個體系里，評判一個官員的最高標準，是道德是否完備，而不是技術是否先進、程序是否合理。調解的標準，也不是誰的論點更合理，而是論者的道德是否高尚。官員為了保住自己的風評，一方面不敢任用技術人才，一方面巴結名士，給自己博一個好名聲。

《萬曆十五年》英文版

版本：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年9月

與申時行形成對比的是海瑞和張居正。海瑞不只是一個道德楷模，他有不錯的辦事能力和執行力。主政地方，他抑制豪強、疏通河道、推行一條鞭法，以舉人出身在明朝做到中央官員。海瑞在自己的內心深處燃燒著巨大激情，為了自己心中的清平盛世孜孜奮鬥，他要用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去反對現實生活中自己看不順眼的一切。可海瑞這個人悲劇在於：世人只把他當道德符號，而不看重他的技術能力。到他死的時候依然如此。萬曆十五年，海瑞去世。「北所有的官員哀悼他，連皇帝也親自寫祭文哀悼他。」如《大明王朝1566》的作者劉和平所說：「他們哀悼的不是一個人的故去，而是一種精神象徵的隕滅。」

張居正比海瑞更有政治本領，他反對用道德代替技術，主政十年，他重用技術人才，可為此經受了巨大的壓力，死後慘遭抄家。

利益被切割，文官集團決定拿張居正的私德做文章。張居正試圖以一己之力提高官僚集團的技術，用一套世俗的行政效率來解決大明朝的問題，卻忽視道德在保守官僚心中的分量，於是被群起圍攻。

他的失敗是必然的，因為他是在用一己之力推動他的改革，他用的是巨大的權力，可在制度上，張居正缺少變更，這讓他的改革果實難以保留。而且，張居正不但要面對保守文官道德上的苛責，還要面對皇權的反撲。所以，張居正死後，明朝政治重回老路。

明朝官場之所以會形成用道德代替技術的風氣，與當時的文化有關。有政治學者曾指出：中國政治文化歷來是一種「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它異於西方「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文化決定了政治生態，明朝也不例外。明朝是一個理學風氣盛行的時代，表面上以儒學為本，卻有兩大力量交織和衝突，一個，是信奉程朱理學的保守官僚，一個，是推崇陸王心學的新興官僚。但無論何者，都對個人道德有很大要求，加上帝制時期的中國，本來就有濃厚的人治氛圍，歷朝歷代，號召德治天下、孝治天下，於是，明朝官僚重道德輕法制也就不足為奇。

爭議

理性看待黃仁宇

與暢銷伴隨的，是巨大的爭議，史學界對黃仁宇作品及其大歷史觀的批評早已有之。最大的爭議，是黃仁宇對「歷史分析」的文學化。黃仁宇在記敘一個歷史人物時，可以洋洋洒洒、滔滔不絕，但多形容、少依據。比如寫《萬曆十五年》，講到申時行、海瑞、張居正這些人物，黃仁宇費了不少筆墨寫他們的「心態」、「行為」，可這種揣測依據在哪？他並沒有提供，這是歷史研究的大忌。

藏匿於大歷史觀下的是黃仁宇「重判斷，輕解釋」。黃仁宇是一位造詞高手，「大歷史觀」、「洪武型財政」、「數字化管理」是他愛講的詞，但他往往推出了新詞，卻解釋不足，讓人云里霧裡，使得主流學術界很難接受。學術界並非不允許新的觀點，比如仇鹿鳴對三國歷史的研究，他提出「司馬懿並非儒家大族的代言人」就是對陳寅恪觀點的「異議」，這個「異議」建立在詳細的論證和對最新史料的把握上，所以，仇鹿鳴的觀點很快被史學界接受。

除了知乎、豆瓣的網友，學術界也不乏批評黃仁宇的文章。比如萬明的《16世紀明代財政史的重新檢討——評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朱曉鳴和易承志的《歷史的邏輯與<萬曆十五年>——兼論其中的某些疏漏》以及潘叔明和許蘇民的《<萬曆十五年>對李贄著作的誤讀》。他們主要批評了黃仁宇引用史料的錯漏。其中，潘叔明和許蘇民有一個很尖銳的看法，他們認為：黃仁宇的學術偏見是——像中國這樣的社會，根本不可能產生任何新經濟、新思想的萌芽，只能在外力作用下「被現代化」。

《中國大歷史》

作者: [美] 黃仁宇

版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7年2月

其實，黃仁宇的學術態度與他的人生流向密不可分。這位浪漫而張揚的湖南長沙人，早早接受了美國的學術訓練，又直觀感受到那一時期不同社會生態中截然不同的風貌，這使得黃仁宇積極擁抱現代性，強調技術與法制的作用，而對農耕社會與宗法傳統持以批判態度。

對於爭議，黃仁宇沒有迴避，他不斷重申和補充自己的「大歷史觀」，《大歷史不會萎縮》等著作和講稿集里就有他的回應。他首先反對把歷史人物從具體語境中剝離，輕率地進行道德判斷，所以他說：「中國人重褒貶，寫歷史時動輒把筆下之人講解成為至善與極惡。這樣容易把寫歷史當作一種抒情的工具。」同時，他主張把局部歷史納入整個大歷史的生產演變中，觀察者介入歷史進程的同時，把握歷史中的空間互動和故事性。《萬曆十五年》等著作就是他這一系列觀點的實踐，戚繼光被從「抗倭英雄」的語境中拿出，海瑞也不只是一個道德符號。

當然，大部分人肯定了黃仁宇的敘述魅力和他對明史傳播的巨大推動作用。

吳思說：「我讀過四遍《萬曆十五年》。1986年初讀的時候，只覺得寫得好，說到了要害，而要害究竟何在卻說不出來，但覺汪洋恣肆，猶如神龍見首不見尾。」這種汪洋恣肆是黃仁宇講述歷史的特點，他總是站在高處，試圖將歷史的肌理紋路娓娓道來，讀他的書，縱橫捭闔的氣息撲面而來，哪怕觀點不同，讀罷仍會享受。黃仁宇在歷史敘述的貢獻或許更大於他本身的歷史觀點，他開闢了一種別開生面的書寫方式，市場的反饋證明其行之有效。八十年代初，中華書局出版了中文版的《萬曆十五年》，初印的2.5萬冊一銷而空。直到今天，這部作品仍十分流行。

《黃仁宇全集》

作者: [美] 黃仁宇 版本: 九州出版社 2012年2月

今天，我們重新回顧這些爭議，為的不是對逝者橫生指責，而是重新審視作品及所謂的「黃仁宇現象」。儘管存在錯漏，但黃仁宇的作品仍為學術界提供了「走出去」的啟示。學術研究不是閉門造車，學術寫作也不必拘泥於陳腐形式，如果說黃仁宇有何過人之處，那就是他的寫法兼顧了少數的精英與非專業化的讀者，證明枯燥的史料也能轉換為引人入勝的生動敘事。

有趣的是，黃仁宇在著作中高度肯定數字管理，認為數字化商業社會是比農耕社會更高級的社會形態，但黃仁宇被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辭退恰恰由於「精密的數字化管理」。他的「業績點」（FTE）不達標，治學思路也不符合現代性學術生產所推崇的「專業分工」。對一位學者而言，被辭退是一個巨大的挫敗，這也是黃仁宇一生的難言之隱。

當更「進步」的社會形態將自己趕出門外，到底是自己的問題，還是這個「進步」也要打上巨大的問號？更何況，那個黃仁宇在著作中高度推崇的計算理性時代，我們已經親眼目睹。電腦、手機、大數據、雲計算，再沒有哪個時代比當下更推崇「計算」、更高度分工，知識分子被哺育為專家，城市市民用工具理性打量走過的每一個人，我們甚至可以預言自己的未來，賽博朋克的智能世界不是幻想。但在這個時代，黃仁宇所擔憂的問題解決了嗎？黃仁宇已經離開，他無法解答這個問題，但這是我們時代的難題，也是今人治學應該反思的困境。

圓桌會

他們如何看待黃仁宇，以及《萬曆十五年》？

采寫｜新京報實習記者 郭雪岩 丁振偉

爭議和批評，都顯得蒼白

易中天，1947年2月出生於湖南長沙，1981年畢業於武漢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知名歷史作家、學者、後任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對我們這一代人的影響是巨大的，令人感激不盡，常讀常新。

對於我來說，黃仁宇先生和《萬曆十五年》對我最直接了當的影響，是知道了原來歷史還可以這樣看待，這樣書寫。這種影響對於我來說，是革命性的和顛覆性的。

而一個學者選擇什麼樣的表達方式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完全是他的自由，讀者的好惡可以通過看與不看來自行選擇，有什麼好爭論的呢？當年我在武漢大學讀研，大批非歷史專業的研究生爭相傳閱《萬曆十五年》。如此影響力，能有幾人？所有爭議和批評，又豈不蒼白？

《萬曆十五年》的出版開啟了史學界新風

解璽璋，知名評論家、學者、近代史研究者。著有《梁啟超傳》、《一個人的閱讀史》、《喧囂與寂寞》、《雅俗》等。

黃仁宇對我們這代人來說提供了歷史敘事的新方式，在他之前，我們沒有看到過這樣講述歷史的方式。我剛讀《萬曆十五年》的時候還是在八十年代初期，看到這本書就有一種新奇感，在大學裡同學們之間都很興奮，沒見過這樣的書。因為我們之前看到的教科書和國內學者寫的史書大多還是四平八穩的，比較教條；但是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就既有宏觀大歷史的框架，而又能夠從微觀人物去入手，去分析介紹歷史，當時的新鮮感特彆強烈。對黃仁宇的爭議可能是由於國內史學界總的來看有相對保守的一面，很難接受新的東西，看到這本書就會認為黃仁宇這種歷史敘事方式不合規範。但是其實我們看西方的許多歷史學著作，特別是比較流行的歷史書，大都能夠和熱愛歷史的普通讀者有一些溝通。

國內這些年來歷史研究和歷史敘事的方式也變得多種多樣了，近年來國內也逐漸出現了類似書籍，但在黃仁宇以前是絕對沒有的。在改革開放以後，就像當年金庸、梁羽生對中國通俗文學界的衝擊，也像鄧麗君對中國流行歌曲的衝擊一樣，《萬曆十五年》也是衝擊歷史學堅硬板塊的第一衝擊力，他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告訴人們歷史也可以這麼寫，他的影響從這方面來說是很深遠的。

當然，對歷史具體的討論，對一些結論和描述方式有不同的意見是正常的，因為歷史很難有一致意見，看歷史的角度不同、掌握的材料不同、立場和出發點不同都有可能影響歷史敘事，有爭議是正常的。但不管你是否接受，《萬曆十五年》的出版都是一股新風，對年輕人，特別是大學生的影響是絕對的。

黃仁宇確實厲害，但並沒有那麼厲害

張明揚，歷史作家，《上海書評》主編

我上大學的時候，黃仁宇帶著他的《萬曆十五年》和《中國大歷史》橫空出世，告訴我們這些「沒有太見過世面」的學生，原來歷史還可以這麼寫。即便對於許多歷史專業學習者來說，黃仁宇也採用了一種很顛覆的寫法，原來我們沒有讀過這樣的歷史，也沒有人寫過這樣的歷史。

黃仁宇先生的名聲在大陸幾十年中是浮浮沉沉的，剛開始，黃仁宇在大陸是一個被埋沒被忽視的狀態，而《萬曆十五年》一入中國，黃仁宇就被捧上神壇，這種體例的書有一段時間出了很多很多；在2010年以前，黃仁宇的名聲都太高，很多人評價他是「幾十年來，最厲害的幾個學者」之一，但是他的學力經不起這麼高的讚譽，我想這對黃仁宇先生來說也未必是一種客觀的評價。而在近些年來，讀書界進入第三個狀態，開始對黃仁宇進行反思，大家開始覺得黃仁宇確實厲害，但並沒有那麼厲害。我認為這種評價反思是好的，但在重新評價黃仁宇的過程中，也不能矯枉過正，把他說成一個很差的、二三流的歷史學家，這是我不能接受的，我認為他還是一個很一流的歷史學家。

歷史寫作是用學術寫法還是非學術寫法即便在美國也存在爭議，曾經擔任過美國歷史學會主席的史景遷先生的歷史可能更加文學化，美國學界對他也存在很多爭論，但他的地位依然非常高。史學界總會存在不同流派、不同性格、不同閱讀習慣的人，有這種爭議是正常的。我認為歷史的寫法沒有固定的標準，沒有非此即彼，還是要看寫作者的水平高低，不是寫的輕鬆就不好，寫的學術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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