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拉斯-新首相和英國國力的錯位

作者：吾樓

近日英國前外交大臣伊麗莎白·特拉斯（Liz Truss）成為繼瑪格麗特·撒切爾、特雷莎·梅之後英國歷史上第三位女首相。另有報道稱脫離英國殖民統治75年的印度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上超越了英國，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反映了英國影響力的持續下滑。特拉斯的當選凸顯了英國經濟形勢和政治局勢的「動蕩」，《金融時報》等英國媒體使用新詞「omnishambles「（全面混亂）來形容此次唐寧街10號領導層更迭。

六年四任首相、五位外交大臣，英國脫歐後政府的頻繁更迭，不斷消耗英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國際社會對英國的感知和認識也在發生變化。而特拉斯的當選，並沒有消除英國民眾的顧慮，國際社會對其也充滿疑慮。

未上台就不被看好的首相

特拉斯競選保守黨黨魁時就被《金融時報》等英國媒體描述為「最差的首選競選人」，而英國當前也面臨糟糕的內外環境，包括俄烏衝突加劇的能源危機、高通脹和罷工抗議等問題。從信心和心理層面看，唐寧街10號再次洗牌並未改善商業情緒和提振市場表現，這對本來就黯淡的英國經濟前景來說也是一大打擊。9月5日，英鎊兌美元跌至1985年以來的最低水平，這進一步反映了英國經濟的嚴峻形勢。目前，英國通脹已達13%，創40年新高。

▲從左至右：約翰遜、特雷莎·梅、布朗、卡梅倫、布萊爾。

脫歐開始以來，卡梅隆、特蕾莎·梅以及約翰遜都是被迫辭職，告別政壇。很多輿論已經開猜測特拉斯的首相命運。這和英國國內的整體輿情與氛圍有關。

保守黨黨內選舉似乎會給英國選民一種「政權更迭」的錯覺。事實上黨內選舉和主流民意無關，投票人數只佔全國人口（6000萬）的0.3%，不會照顧普通選民訴求。特拉斯出任首相，也不符合英國選民呼籲強勢領導人的訴求。YouGov進行的另一項全英不分黨派民調發現，只有12%的英國人預期特拉斯會成為好首相或偉大首相。在英國普通民眾眼中，特拉斯是一位弱勢的領導人。

真正影響選舉結果的依然是經濟問題，包括約翰遜辭職的本質也是因為經濟問題加劇的政治壓力所致。2024年英國大選結果也將取決於經濟議題。特拉斯競選期間意圖通過模仿撒切爾夫人手段，通過減稅阻止經濟衰退，但是，在當前高通脹和經濟衰退的背景下，通過舉債為減稅方案提供資金，反而會增加金融市場風險，且不符合撒切爾政府減少借貸的承諾。一旦自己的經濟「藥方」不管用，特拉斯就會面臨下台的風險。

▲9月6日,英國新任首相伊麗莎白·特拉斯在唐寧街10號首相府外發表就職演說。

輿情和市場均不看好特拉斯當選，除了和她刻意模仿撒切爾的個人風格，以及她過度強硬和激進的政策傾向有關外，主要還是因為保守黨政府可用手段有限，她上台後很難有效應對英國當下面臨的國內外挑戰。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就是英國政壇近年缺乏穩健和理智的領導人，間接導致英國的國際影響力下降。

英國該有的國際地位

19世紀上半葉大英帝國輝煌時期，英國的殖民擴張達到頂峰。20世紀，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後，英國主動承認美國的霸主地位，並且在美蘇爭霸期間，淪為普通的歐洲國家。冷戰結束後，英國依附於美國，充當美國的「馬前卒」。脫歐後，英國對美國的依賴度更大。

儘管本世紀有關日不落帝國「日落黃昏」的討論一直存在，但不可否認的是，英國仍然是西方強國之一，在經濟規模、軍事實力、人力資源、社會和政治適應力，以及其所代表的憲政模式方面都佔據優勢。比如，作為老牌工業國家，英國在半導體、晶元、生物製藥、環境科學和軍工等領域佔據優勢。這也是美國忌憚華為等中國科技公司在英國開展合作、拓展業務的原因之一。

▲6月26至28日，為期三天的七國集團峰會在德國南部巴伐利亞州舉行。

從經濟上來看，2021年英國GDP總量達3.11萬億美元，排名全球第六，但英國人均GDP約4.62萬美元，高於日本（4.07萬美元）、法國（4.50萬美元）、義大利（3.56萬美元）等經濟發達國家。而印度2021年人均GDP只有0.21萬美元。英國在金融、保險和福利制度和文化影響力等方面也處於領先地位。其中，首都倫敦是世界最大的國際外匯市場和最大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場。

另外，英國也是聯合國五常，五眼聯盟國和奧庫斯（AUKUS）聯盟國之一、也是北約體系內僅次於美國的軍事盟友，在國際安全形勢上擁有一定的話語權。比如，從本世紀的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和當前的俄烏衝突來看，英國都是歐洲或美西方不可或缺的「橋頭堡」。在北約框架和美英鐵杆同盟體系下，英軍有很強的軍事震懾能力，即可單邊行動，又可雙邊、多邊（美英法）協作，在歐洲安全體系內可謂遊刃有餘。

所以，英國實力的下滑是相對的，也有一定的特殊性。

事實上，關於「英國衰落」討論的另一面涵義更多是指英國未能或無法擔任其作為一個西方強國所應當承擔的國際義務和責任。日本也是發達經濟體，但由於歷史和憲政因素，日本扮演的國際角色有限。英國則不同，雖然其國力相對出現下滑，但國際社會對其依然存在很高的期許值。同樣的期待也存在於英國國內，英國選民近年來對弱勢國家領導人已經厭倦，迫切希望出現一位強勢領導人。

現在英國領導力的缺失表現為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戰略迷失，主要原因在於智慧型政治領袖的缺失。基辛格說當下國際社會缺乏強勢、果敢及智慧的領袖人物，也是從約翰遜、特朗普等輩上台及俄烏衝突無法緩解所做出的判斷。他們不但無法解決地緣衝突和國內困境，而且在國際舞台上嘩眾取寵，熱衷於政治秀，有失國際體統，對於經濟困境、氣候變化、防核擴散以及地區衝突等棘手問題並沒有積極尋求解決方案。特拉斯也屬於這類領導人。

從政客到國家的迷失

即便英國在人口資源、科技、金融和軍事、文化等領域佔據一定優勢，但也經不起政客的揮霍和內耗。在特拉斯證明自己之前，英國依然缺乏與其實力和地位相匹配的優秀政治領導人。

21世紀初，布萊爾上台後推出「橋樑外交」和「樞紐外交」，充當美歐、國際社會的「樞紐」。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接替他的戈登·布朗在協調西方應對這場信貸危機上發揮了核心作用，但很明顯，當時英國的經濟話語權已經不如德法和中日等國，這也是2010年卡梅倫保守黨政府上台後同中國和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強化關係的主要原因。2015年初卡梅倫政府提出打造中英關係的「黃金時代」、「黃金十年」也是在這種背景下提出的。

但2016年的脫歐公投導致英國的歐洲影響力迅速下滑。保守黨不希望脫歐後的英國繼續充當「樞紐」，而是要引領「全球」。所以，特蕾莎·梅曾提出了「全球英國」（Global Britain）戰略，約翰遜上台後將該戰略細化和付諸實踐，比如高調力挺烏克蘭，設置七國集團議程。但這一戰略最大的問題就是離不開美國的主導。

比如，英國炒作中國香港話題，某種程度上也是為了配合美國利用香港話題升級對華博弈的需要。當時距離卡梅倫提出中英「黃金時期」口號不到兩年。放棄加強中英雙邊關係的戰略，並不是因為中英貿易關係出現問題，而是因為美國保守政府上台後想要利用台灣、香港等話題圍堵中國，英國不得不附和、參與其中。這一點從英國起初接受華為到最終受美國施壓而選擇封禁華為也能看出。

俄烏戰爭的爆發後，英國對美國的依賴程度更甚。這就意味著脫歐後英國所尋求的自主性和獨立性根本無法實現。「全球英國」戰略基本上已經被拋棄。

▲蘇格蘭民族黨（SNP）9月5日再次強調蘇格蘭獨立的必要性。（SNP推特發圖）

脫歐後的英國表面上增加了自主性，但元氣大傷，國際地位並沒有提升。約翰遜和特拉斯當選背後的民粹潮流在深刻地影響英國，民眾對政黨的信任度也在下滑。所以，特拉斯在外交上也會表現得更強硬、甚至激進。但外強中乾的策略只會讓保守黨政府看上去更弱勢。比如，在俄烏衝突問題上，特拉斯將繼承約翰遜政策，堅持對烏克蘭的武器援助，採取對俄強硬姿態，但和國內通脹和能源危機一樣，她可發揮的空間非常有限，畢竟當前英國保守黨內部缺乏政治新思維，難有新的創意。

雖然混亂一片，充滿不確定性，但是英國仍有機會。卡梅倫執政期間，保守黨能夠強化與法國、德國的合作，展現了一定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也配合美國推進了英國在東南亞和東亞的經濟戰略布局。新的保守政府在下次大選到來前仍有機會，在危機中尋找機遇。

前提是保守黨政府首先要管控好國內的政治風險，比如蘇格蘭可能的公投、以及北愛爾蘭議定書的問題。如果處理不好這類政治風險，英國就有可能持續內耗和分裂。此前卡梅倫的脫歐公投就是一種政治賭博，只不過他賭輸了。如果處理不好內部政治風險，英國只會走向更多混亂和分裂，進一步拉低英國國際地位和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