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山憶書｜失蹤的文本：達讓松《法國古今政府論》

浙江大學歷史學系 張弛

在我的藏書中，達讓松的《法國古今政府論》（1765）很特別。一是因為這書對十八世紀法國政治思想的發展頗有影響，但是這個影響本身卻不那麼明顯，顯得很神秘；二是因為此書的某一位所有者赫赫有名，他們家族影響了十九世紀後半葉的歐洲政壇。

先談談《法國古今政府論》手稿的流通、出版及其與當時法國思想的關係。

盧梭在他的《社會契約論》中引過不少書，其中有一份文獻，他引得最多，前後有四次，而且給了很高的評價。在其中一處引文中（第四卷第八章），盧梭寫道：

我多次引用一份公眾尚不知的手稿，無法抵擋其中的樂趣，我要向這位卓越可欽的人表示敬意，他雖然位列台閣，卻一直保持著一顆真正的公民的心，並對自己的國家政府保持著一種正確而健康的看法。

後來在寫給烏斯特里（Leonhard Usteri）的信中，盧梭透露，他在《社會契約論》中提到的這份手稿的作者就是「已故達讓松侯爵」。他繼續稱讚道，儘管身居高位，出任外務大臣，但是達讓松依舊「不失為一位正直的、且內心良善之人」。1764年，正是在盧梭的推動下，這份手稿首次正式刊印出版。此時，達讓松去世已有七年。另一位對達讓松讚譽有加的哲人是伏爾泰。他們兩人可能在讀路易大王中學時就認識，維持了一輩子的友誼。達讓松很早就把自己寫《法國古今政府論》的想法透露給伏爾泰，並於1739年5月1日寄了一份手稿的謄錄本給他。伏爾泰讀後，在回信中說道：「在您的著作中，我發現了自己所有的想法。」《法國古今政府論》的影響不止於此，它還對革命前法國的政治改革以及政治大辯論的激進化有直接影響。不過，在政治思想史的譜系中，《法國古今政府論》的形象卻並不那麼清晰，研究不多。大部分著作會提到達讓松，但是究竟他的《法國古今政府論》產生了什麼影響，卻言之不詳。《劍橋十八世紀政治思想史》只有兩次提到達讓松的名字。研究也不多，只有一本專著，文章倒有幾篇，但也只涉及達讓松某個方面的觀點。2019年，加拿大學者詹吉爾（Andrew Jainchill）根據多份手稿校訂整理，並由伏爾泰基金會出版的《法國古今政府論》，這是此書在十八世紀之後的首次重版。所以，從研究的角度來說，達讓松和他的《法國古今政府論》就像一個有待解開的謎，很吸引人。

我注意到達讓松，也是偶然。我曾對十八世紀法國制度史很有興趣，對地方行政制度的改革興趣更濃。因為這關係到另一個研究十八世紀史人都會關注的問題，即舊制度法國政府到底進行了哪些改革？改革為何挽救不了君主制？關於這個行政制度的改革問題，國際關係史巨擘勒努萬（Pierre Renouvin，1893-1974）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寫過一本十分詳實的著作《1787年外省議會：起源、發展和結果》，專門分析談論1787年的地方行政改革。此次改革在全國十七個財稅區組建了全新的「省議會」，所涉範圍之廣，影響之深遠，遠遠超過之前任何一次改革。勒努萬在分析「省議會」改革的思想起源時，就談到《法國古今政府論》，他認為這書有轉折意義，因為之前，儘管也有人提行政改革，但不過是針對局部問題的修修補補，而《法國古今政府論》第一次提出了全面改革，要求不僅廢除特權，而且讓有產者參與地方管理（第10頁）。這就引起了我的注意：達讓松既然是貴族，為什麼他不像米拉波侯爵那樣捍衛地方特權，倡議建立地方三級會議，反而要反對他自己的等級利益呢？他的計劃表面看來很現代，不僅和1787年改革方案很像，而且同1789年制憲議會改革地方行政體制的基本精神也很接近？為什麼這樣的計劃會出自一位十八世紀上半葉的貴族？於是，我開始閱讀達讓松。

達讓松出身於一個古老的貴族家庭。家族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244年，類似的家族在十八世紀已經非常罕見。從十七世紀開始，達讓松家族就一直擔任著政府高層文官職位。達讓松的經歷和當時大部分貴族沒有太大區別：名校畢業（路易大王中學、巴黎大學）、外放外省（任西南地區埃諾—坎布雷西斯督辦官三年）、回巴黎就職（在不同部門當參事）、升遷（1744年出任外務部長）。但是達讓松很不擅長當官，被當時官場的人譏諷為「傻瓜」，做了三年部長後，他辭職歸隱，專心著述。不過，他寫的東西不算多，生前正式出版的更少，署名出版的只有一部論述教會公法的著作，另外他在《經濟學雜誌》（Journal Œconomique，1751年創刊，1772年停刊）發表過五篇文章。達讓松留下了大量的札記、日記和回憶文字。他去世後，這些材料由他的後人繼承，在法國革命中因種種原因被當局沒收，後分別為盧浮宮圖書館（Bibliothèque du Louvre）和阿森納圖書館擁有。十九世紀上半葉，學者根據盧浮宮圖書館的收藏，出版了兩個版本的達讓松回憶錄和日記。由於達讓松有敏銳的觀察力，對時局有獨到的看法，所以對任何一位研究十八世紀的人來說，他的日記都是不可或缺的材料。1871年，盧浮宮圖書館不幸失火，材料付之一炬。所幸的是，達讓松的後人在此之前謄錄了部分材料，現存於普瓦捷大學圖書館。

《法國古今政府論》是達讓松的主要作品之一，1764年首印，次年重印。這兩次刊印很可能使用了同一份底稿，差別不大。據一位德國史家考證，這份底稿可能就是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提到的那份他自己收藏的手稿。不過，盧梭對這一版很有意見，他在信中說過，錯誤和紕漏太多，手稿中有一些重要段落不知何故被刪除，所以很想重版，但最終沒能實現。1784年，達讓松之子Paulmy d』Argenson再版此書。

他在前言中宣稱，這一版依據的是他父親生前留下的最後一稿。這一稿與1764年版差別很大。但是由於達讓松的文藏被毀，所以實際上我們不太可能知道他在贈閱盧梭等人之後，是否另有修改。不過，根據其中的某些內容可以推測，至少某些部分絕對不可能出自達讓松之手，因為其內容與措辭同杜爾閣以及助手內穆爾·德杜邦的《市鎮管理備忘錄》（Mémoires sur les municipalités）十分接近。但是，當時人卻被矇騙了。重農學派的代表米拉波侯爵驚嘆：杜爾閣的《市鎮管理備忘錄》「與達讓松的《民主》如出一轍」。這也讓更多人對省議會改革信心倍增。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達讓松在文人中的聲望。

1737年手稿封面（手稿2）

《法國古今政府論》的手稿情況更複雜。因為達讓松對手稿修改了很多次，而且不同的修改版又在文人圈中流傳了很久。所以，留下的版本比較多，內容有區別，到底哪一稿更早，也很難給出明確的答案。另外，手稿的題目也同印本完全不同。研究者詹吉爾遍尋法國各大圖書館，整理出四份主要版本。標題直譯如下：

手稿1：政治論文。分析在何種程度上民主被君主制政府所接納。直至民主得以被君主制政府接納，回應布蘭維里耶先生支持法國古代封建政府之政治論文。1737。（手稿中，下劃線部分為刪除符號）

手稿2：直至民主得以被君主制政府接納。本篇政治論文因布蘭維里耶關於法國古代封建政府之政治論文而創造。1737年（見上圖）

手稿3：直至民主得以被君主制政府接納。1752（毀於1871年大火，為1764年印本所據底稿）

手稿4：直至民主得以被君主制政府接納（無日期）

詹吉爾的本子以「手稿2」為底本。他認為從謄錄的情況和裝幀樣式來看，「手稿2」似乎是最正式的一份稿子，很可能是達讓松交給朋友們審閱的定稿。詹吉爾將「手稿2」與其他手稿以及1764年的本子進行了仔細校對，找到了一千八百多處差別。不過，這裡沒有必要詳細解釋這些差別，只談一下與手稿相關的一些基本情況。

首先，「1737年」是出現在所有手稿上的最早日期。這很可能是成稿的日期，但不是起草的日期。根據現有的材料推測，手稿大約起草於十八世紀二十年代末。當時，達讓松是巴黎最著名的政治沙龍「夾層俱樂部」（club de l』Entresol）的成員。他曾向俱樂部的成員透露過，他正在考慮一些有關君主制的制度問題。大約在1733年，他形成了一些想法。在這一年的某條筆記中，他表示會「專門寫一篇論文」，討論「如何讓君主制政府接納民主的觀念」。「夾層俱樂部」是十八世紀上半葉非常重要的政治俱樂部，規模不大，但地位非同一般。思想史家夏克爾頓認為，「從博須埃的《據聖經論政治》到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的問世，其間法國政治思想的轉型便是夾層俱樂部成員的手稿所奠定」。

另外，從「手稿1」的標題可以推斷，「回應布蘭維里耶先生……」很可能是最初擬定的副標題，不過後來漸漸棄用。這個標題透露了一條重要信息。達讓松撰寫此書的最初目的，很可能是為了同布蘭維里耶辯論。布蘭維里耶是十八世紀初的歷史學家，著有《法國古代政府歷史》等，是「貴族論」（thèse nobiliaire）代表。所謂「貴族論」，簡單地說就是認為法國起源於法蘭克人的征服，征服的歷史確立了貴族權力的合法性，支持封建制度，認為絕對君主制違背了他們理想中的「古代政體」的精神。與之對立是「王權派」（thèse royale）。王權派認為法國的政體源於羅馬，自始至終都是絕對君主制，封建制度是扭曲，是制度的敗壞，而路易十四確立的政體恰恰是「古代政體」的回歸。既然達讓松駁斥布蘭維里耶，那麼他就屬於「王權派」的一員。他在《法國古今政府論》中所表達的對君權的支持，對貴族權力的反對，都可以視為證據。

為什麼「回應布蘭維里耶先生……」後來漸漸不用了呢？我猜可能有兩個原因。首先，達讓松對「王權派」的態度本來就有所保留，這或許與他在外省的經歷有關。達讓松管轄的埃諾-坎布雷西斯是一個貧瘠落後的地區。這段經歷儘管時間不長，但是給他留下了很深的記憶。達讓松在自己的回憶和日記中，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記述了地方百姓的疾苦。他甚至把路易十四身後的法國比作一座「巨大的收容院」。他認為，「過度管制」（pas trop gouverner）是導致外省貧瘠的不容忽視的原因，因為這忽視了地方利益，忽視了社會的公益，一切都為凡爾賽服務，一切都為宮廷服務。可見，他覺得國王過於絕對化，過度干涉，是社會貧瘠的主要原因。另一個原因可能是達讓松認為，如果想要擺脫社會貧瘠，必須要讓「公益」成為統治的基本準則，既要避免私利的干涉，也要避免「過度管制」，這些思考遠遠超出「貴族論」與「王權論」的論戰。所以，原先的標題便棄之不用。

還有一份材料能證實達讓松的思想與態度的變化。達讓松對高等法院很不滿，認為這是一群自私自利的貴族，覺得高等法院就應該只管訴訟，而不應該干涉其他事務。但是「手稿4」在這個問題上有所不同。達讓松完全認可了高等法院的傳統權利，認為這種權利「對臣民和公共秩序而言都大有裨益」（172頁）。這條材料很可能寫於十八世紀五十年代，當時高等法院與國王正因稅收等問題兩相對峙，互不相讓。這段歷史或許讓達讓松意識到高等法院在限制君權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他在1749年3月12日的日記中，就波爾多高等法院反對什一稅一事寫道：高等法院此舉「不是為了他們自己的權利，不是為了他們自己高傲的特權，而是為了在貧困和稅收中呻吟的人民」。（Journal et mémoires，tome 5，p. 410）

十八世紀法國政治自由主義在很大程度上誕生於對民眾疾苦和社會不平等的深切體察。對達讓松這代人而言，路易十四執政後期的歷史，不僅令他們的民族主義情結備受挫折，而且也讓他們親眼見證了無限膨脹的權力欲帶來的災難。事實以一種無可辯駁的方式證明，「國家理性」並不總和「公益」（bien public）或「人民利益（bien du peuple）」吻合，兩者出現矛盾，甚至出現衝突的情況也絕不是偶然現象。費訥隆在《致路易十四》這份文本中甚至不願用「陛下」（Majesté）來稱呼路易十四，道理很簡單，民眾「饑寒交迫、挨餓受凍」，這完完全全是「君父」之過。悲天憫人的情感首先孕育了一種社會哲學，強調人道主義，強調社會平等。有關建設公共福利的計劃開始出現，人們紛紛呼籲國家和社會擔負起公共慈善的職責。另外，經濟自由思想也開始成熟，並逐漸將一種自然秩序的遠離融入對經濟過程的分析。在布阿吉爾貝爾看來，市場和價格的自發調節是一套更穩妥、更均衡、更健康的秩序。由此，公益或人民利益被視為新的準則，甚至取代了「國家理性」「國家利益」，視作良治社會的標準，是治理的基本目標。

不過，儘管同情社會、批評路易十四，但是這代人還不至於反對君主制。他們只是改革者，而不是革命者。他們的目的是調整王國的秩序，以確保公益能夠得到體現，而不是顛覆秩序。他們的思路也並不複雜：既然大多數問題是因為權力「過度管制」造成，那麼恢複合理秩序就意味著權力的觸角不要伸得太長。表現在經濟商業領域，這便是反重商主義的言論，表現在政治領域，即是一種政治自由主義。但是，這種政治自由主義關心的不是權利問題，而是利益問題，不是參政問題，而是治理問題，歸根結底是如何保證臣民的利益得到順暢的反映，得到合理的落實。

達讓松撰寫《法國古今政府論》也是在回應這個問題。他認為，法國問題就在於「君權越絕對，公權力越能壓垮一切，毀滅一切，殲滅一切，社會會變得軟弱無力，人口會減少」（Mémoires et journal inédit，tome 5，p. 364）。所以，必須要遏制公權力，必須要擺脫「自黎塞留執政以來的一個幾乎普遍的偏見，即認為王權權威的榮耀和力量在於臣民的奴役般的依附」（dépendance servile，Considérations，p. 73）。他覺得，出路就是把經濟自由那套原則應用到國家管理層面。達讓松提出一個非常「先進」的口號：

管得越好，就應當管得越少。（Pour gouverner mieux il faudrait gouverner moins,Journal et mémoires，tome 8，p. 220）

為什麼「管得越好，就應當管得越少」？達讓松給出了兩個理由。第一個理由來自經驗，因為「放任自由、放任自然自由」（laissez aller la nature et la liberte naturelle，Journal et mémoires，tome 4，p. 454）原則已經成就了英國和荷蘭的繁榮，所以法國沒有理由不能從中獲益。第二個理由來自理論，是傳統的絕對君主制里的，因為君權應當和上帝一樣，「上帝統治一切，協助一切，但是會讓一切次級原因（causes secondes）自由運作……一切統治技藝（art du gouvernement）就在於完美模仿上帝」（Considérations，p. 84）。所以，王權應當「統而不治」。君權放手不管的那部分，便由他所謂的「民眾管理」（administration populaire）來填補。為此，達讓松初步設計了一套地方行政體制。改革不是為了侵蝕王權，所以督辦官被保留，他代表王權「統治」（gouverner），但是權力受到限制，僅扮演「督查」的角色，不直接插手地方事務，而且三年一換選。「民眾管理」由「民眾官員」（magistrats populaires）負責，其職權與省三級會議類似，負責地方的治安和稅收。「民眾官員」的產生方式很特別，不是由民眾選舉產生，而是先由民眾「通過投票推舉」，後由督辦官與其副官協商決定。這是一個全新的行政角色，也是達讓松改革計劃中最有特色的部分。這份計劃的另一個獨特之處在於達讓松設想把全國分成若干「省」（département，Considérations，p. 84），每個省面積小於現行的「財稅區」（généralité），建立統一的行政體制，即由督辦官負責督查，民眾官員負責地方事務，地方高等法院負責地方司法。達讓松不信任貴族，所以極大地削弱了高等法院的權力。「省」這個詞，原來的意思是分攤，包括稅負的分攤、行政事務的分攤，而經達讓松的改造，變成一種行政區劃，含義為之一變，這個用法一直延續至今。

所以，就地方行政體制改革而言，達讓松的想法很激進，但也並不激進。說他激進，是因為根據他的設想，法國的地方行政體制將朝著統一的方向邁進，這意味著地方特權將不復存在。傳統上，每個地方的制度都是獨特的，都是與眾不同的，因為制度是「不可追憶」的歷史所塑造，獨特的歷史與傳統構成了地方特權的本質。所以，統一性意味著結束地方特權。事實上，達讓松改革的目的之一，不僅要廢除地方特權，還要廢除貴族特權。在他看來，一切特權不過是封建殘餘，貴族本質上就是「脫離於其他所有公民等級的等級」，要彰顯國家的公益，就必須要徹底廢除私利，「摧毀貴族」， 實現「公民之間的完全平等」（Considérations，p. 194）。

儘管達讓松的設想與1787年的改革不完全一致，但毫無疑問他準確地預見到了改革的基本趨勢，即恢復地方議會傳統，擴大參政的社會基礎。另外，他關於公益（他並沒有分析過「公意」）的分析，也同盧梭的看法很接近，對貴族等級的抨擊與西耶斯《什麼是第三等級·論特權》的措辭也很相近，儘管現在尚不清楚他對此二人的思想是否產生過直接的影響。可見，達讓松的文字有著不同尋常的誘惑力，十分迷人，因為它似乎預見到了十八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的法國歷史。他在1751年9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法國會經歷一場動蕩，屆時：

叛亂（révolte）會演變成整體革命（totale révolution），在這場整體的革命中，人們會選舉出人民真正的保民官（tribuns）、人民議會（comice）、公社，此時國王和大臣都將被剝奪他們那種過度的破壞性的權力。（Journal et mémoires，tome 6，p. 463）

這種預言不僅有誘惑力，而且很有迷惑力，一不留神，就容易把達讓松看成是君主制的掘墓人，看成是現代民主的預言家。劍橋學派的約翰·鄧恩就有這種看法。他在《讓人民自由：民主的歷史》（普林斯頓出版社，2019年修訂版）這本激情洋溢、文采飛揚的著作中，把達讓松視為十八世紀後半葉民主再度降臨、並進一步改變世界的關鍵一環。他認為《法國古今政府論》是十八世紀早期有關法國政治處境最引人入勝的著作之一，而達讓松原本是君主主義者，但卻是位失意的君主主義者，深刻認識到制度的危機，相信唯有依靠有限的民主，才能挽救制度。基於這些判斷，鄧恩相信：

在他的全部政治生活中，使他與眾不同的是在一定程度上他相信有必要把民主的程序和制度引進到法國的統治方式中。在他看來，確立這些程序的必要原因乃是……確立公益的困難。就這一難題而言，民主的制度和程序有其自身優勢。（Dunn，2018，p. 70）

按理說，劍橋學派應更重視文本的歷史語境，不至於會像施特勞斯學派那樣「望文生義」、「異想天開」。但是，鄧恩教授卻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他誤以為達讓松所謂的「民主」就是人民主權理論下的民主。事實上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達讓松的確允許民眾能夠自由地全面地參與地方的管理，但是人民並不擁有主權，也沒有任何權威。「民眾官員」不是選舉產生，更不可能挑戰督辦官與王權。在這方面，達讓松的意圖非常明確。他強調，一切公權力根本上來自王權（Considérations，p. 171），改革的核心是要實現「關切」（attention）和「放任」（abandon）的平衡， 不改變「依附性」（dépendance），但要許可「某種獨立性」（une espèce d'indépendance，Considérations，p. 86）。民主既是參與，也是交流，通過廢除國王和地方之間的居間障礙，確保民眾的直接參与，實現上令下行、下情上達。在這個意義上，達讓松提出的民主，與權利無關，而是一種激發民眾積極性的行政手段，「以獲得最好的結果」（Considérations，p. 37）。他從不反對君主制，更沒有挑戰絕對君權理論，君權非但沒有受限，反而更為膨脹，只要君權能代表公益，那麼君主與臣民的關係就完全可以像上帝與臣民一樣。這同重農學派的「開明專制」理論非常類似，臣民有權，但始終僅僅限於經濟和社會領域，與政治無關，他們不是主權者，他們依舊是臣民。

當然，鄧恩儘管解讀有問題，但他的看法卻反映了另一個相關問題。達讓松可能在最初撰寫《法國古今政府論》時，考慮的或許僅僅是社會危機，而不是政治危機，但是在十八世紀五十年代，當他寫下那段有關革命的預言時，他考慮的顯然是政治危機，而不是社會危機。而此時，他曾構想的新體制，是否僅僅是作為一種表達社會公益之制度，還是成了一種預防機制，以「有限的權利」阻止真正的人民主權的出現？這個問題，或許對理解世紀中葉法國的轉向，十分關鍵。

左：藏書籤 右：1875年Madame Standish（伊麗莎白二世舊藏，來自維基百科）

最後來談談這個藏本的前一任所有者。她是十九世紀中葉的斯坦迪什夫人（Madame Standish）。對中國讀者而言，斯坦迪什夫人這個名字聽起來有些陌生，但是如果提到蓋爾芒特公爵夫人（Guermantes）以及她在巴黎舉辦的沙龍，讀過《追憶似水年華》的人一定會有印象。事實上，斯坦迪什夫人就是蓋爾芒特公爵夫人的原型。這位貴婦人是當時巴黎社會乃至整個歐洲上流社會中的名媛，她姿色過人，才情卓越，穿著時尚，曾深深打動了普魯斯特的心。普魯斯特的僕人曾這樣記述：「這位女士一直非常美麗，而且保持著很有格調的優雅……普魯斯特先生認識她，是在格雷福爾赫伯爵夫人家裡（Comtesse Greffulhe，1860-1952，這是蓋爾芒特公爵夫人的另一個原型）認識的，我相信，她的裝束令他著迷。」斯坦迪什夫人的身世完全可以寫成一本書。她出生於極顯赫的佩魯塞-德卡爾斯家族（Masion de Pérusse des Cars）家族。其家族的歷史與達讓松家族不相上下。在十八世紀，如果貴族家族的歷史能追溯到公元1400年以前，那麼就擁有覲見國王的殊榮。此即「宮廷禮遇」（Honneurs de la cour）。當時法國有三十五萬貴族，擁有這項特權的僅九百四十二個貴族家族，其中有可靠族譜記載的只有四百六十二個。另外，斯坦迪什夫人的母親來自圖爾澤爾家族，這在當時也赫赫有名。圖爾澤爾公爵夫人（Duchesse de Tourzel，1749-1832）是路易十六最後一任「王儲女教師」（Gouvernante des enfants royaux）。斯坦迪什夫人於1870年嫁給了亨利·斯坦迪什（Henry Noailles Widdrington Standish，1847-1920）。斯坦迪什是一個顯赫的英國姓氏，歷史可以上溯到諾曼征服時期。這個家族最初為蘭開夏的莊園主，後來繼承了大曼徹斯特（Greater Manchester）地區莊園主的頭銜，權勢越來越大。亨利的祖母是著名法國作家讓莉斯伯爵夫人（Comtesse de Ggenlis，1746-1830）的後代，而且同奧爾良家族的關係也非同一般。亨利出生在巴黎，在法國長大，後來參加了第二帝國遠征阿爾及利亞的軍隊，他和法國的關係本來就很密切，而娶了斯坦迪什夫人之後，與法國上層的關係更為緊密。這層關係為斯坦迪什家族提供了獨特的政治資本，使其成為威爾士親王的「座上賓」。十九世紀後半葉，英法兩國放棄了幾個世紀的仇恨，逐步走向聯手。維多利亞女王和她的兒子威爾士親王都是「親法派」。威爾士親王更迷戀法國文化。他的法語說得很好，在倫敦的馬爾堡宮招募了一批英法上層貴族，坐論歐洲形勢，其中就有斯坦迪什夫婦。威爾士親王旅居巴黎時候，也經常出入斯坦迪什夫人在巴黎的豪宅。更有趣的是，斯坦迪什夫人與親王的妻子亞歷山德拉公主長得很像，於是有謠言說親王與斯坦迪什夫人曾有過一段故事。威爾士親王登基後，為愛德華七世，為緩和歐洲局勢，更需要法國的奧援，因此仰仗著法國上層貴族為他出謀劃策。在包括斯坦迪什夫婦在內的智囊團的策划下，1902年英法簽訂《英法協約》，這奠定了一戰前歐洲的基本格局。斯坦迪什夫婦沒有後代。隨著亨利去世，這個延續了六百五十年的家族至此結束。斯坦迪什夫人把她丈夫的所有藏品都捐獻給英國威根（Wigan）圖書館。在丈夫去世十年後，斯坦迪什夫人以八十六歲高齡，在她那座曾接待過歐洲各色名流的豪宅中去世。這座宅邸現今位於巴黎第十六區貝羅伊街3號。

在收穫這本《法國古今政府論》時，我想，斯坦迪什夫人不太可能料到，離開人世近一個世紀後，她的藏書會出現在一位東方的研究者的書架上。

參考資料

d』Argenson, Considérations sur le gouvernement ancien et présent de la France,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Andrew Jainchill, Liverpool, England: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19

d』Argenson, Journal et mémoires du marquis d』Argenson, publiés par E. J. B. Rathery, 9 tomes, Paris, Mme ve J. Renouard, 1859-1867

d』Argenson, Mémoires et journal inédit du marquis d'Argenson, 5 tomes, Paris: P. Jannet, 1857-1858

François Bluche, Les honneurs de la Cour, 2 tomes, Paris, 1957

John Dunn, Setting the People Free: The Story of Democracy, New Have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ierre Renouvin, Les assemblées provinciales de 1787: origines, développement, résultats, Paris: Picard, 1921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張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