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前妻發飆：頭等艙下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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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基思·佩恩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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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裂的階梯 ——不平等如何影響你的人生

一段兩個小時的飛行，足以改變人的一生。在華盛頓飛往傑克遜維爾的航班上，沒人知道約瑟夫·沙基為什麼忽然轉身，一把夾住了身後那名乘客的頭，也許是因為那名乘客說話聲太大，也可能是他突然用腳抬高了沙基的座椅靠背。然而，據目擊者回憶，當時這名乘客並沒有挑起任何事端。

這時，機組人員迅速出現，以制止這場騷動。但沙基並沒有被嚇住，他用膝蓋抵住一名空乘的下身，脅迫他走到緊急出口處，試圖在飛行期間打開艙門。最後，空乘和幾位乘客制服了沙基，給他戴上了塑料手銬。飛機一落地，沙基就被捕了，他將面臨長達20年的監禁。

（圖片來自網路）

發生在頭等艙的不良行為總是與眾不同。2009年，在一架即將從棕櫚灘飛往紐約的飛機上，坐在頭等艙的伊凡娜·特朗普（對，川普前妻），為屏蔽鄰座幾個孩子嘰嘰喳喳的噪音，戴上了頭戴式耳機。儘管如此，還是有一個大哭大鬧的孩子讓她忍無可忍，她忽然情緒失控、大發雷霆，工作人員不得不強行把她送下飛機，這時，她還在朝著孩子們嚷嚷：「你們這幫小兔崽子！」

飛機是現實世界的縮影，我們每天遭遇的焦慮也在這裡集中體現。我們被扔到一大堆陌生人中間，被迫把我們愛的人、普通同事等人壓縮到同一級別的親密關係之中。我們像是被塞進了一個狹窄的金屬管道，在密閉空間中發酵的恐懼不斷滋長，隨時面臨被引爆的危險。

一旦飛機升入空中，你便無處可逃，而時間也似乎無窮無盡。當我們發現自己身處幾千英尺的高空時，對高度的恐懼便被觸發了。機身踉蹌著，顛簸著，搖擺著，讓我們永遠不能忘懷這段被未知事物扭結的感覺。從出發到落地，我們一直身處這樣一段「失控」的時空中，直到被允許使用電子設備後，這種「失控」感才逐漸消失。在飛行的這段時間裡，我們等待著，並不確定與我們同行的人是誰，這趟航班的飛行情況如何？誰應佔用哪個扶手？無論如何，我們時刻被自己的道德感提醒著，何種生命體驗更具存在主義色彩？

在飛行引起的焦慮之外，飛機還從另一方面構成了一個生活的「小宇宙」——飛機是身份等級的物理體現。他們是由鋁合金和紡織品構成的社會階梯——你所在的排數、機組和艙位代表了你所在的階層。

畫一幅機艙內部的座位示意圖，更便於解釋人們為什麼會在機艙內攻擊陌生人、詛咒小孩子。最近，一個由心理學家凱瑟琳·迪塞爾（Katherine DelCells）和邁克爾·諾頓（Michael Norton）主導的研究顯示：飛行中的身份等級會極大地影響人們在飛行時的行為。為了弄清到底是什麼因素影響了「空中發飆」的概率，研究者分析了數以百萬計的飛行數據。首先，他們比較了有無頭等艙的機型並據此推理：如果地位不平等會導致壞行為，那麼我們應該會在有頭等艙的飛機上看到更多的「空中發飆」事件才對。他們發現，有頭等艙的飛機上發生「空中發飆」事件的概率，比沒有頭等艙的飛機要高出四倍。飛機晚點等其他相關因素當然也會產生一定影響，但頭等艙的存在的確增加了發生騷亂的可能性，它使事故發生的概率被提高到和等待9個半小時的航班延誤一樣高。

驗證這個推理的另一條途徑，是通過觀察登機過程，來發現地位差異是如何被強化的。大部分有頭等艙的飛機，都是頭等艙乘客先登機，這就迫使經濟艙的乘客必須拖著沉重的行李走過這些已經舒適落座的富人面前的過道，才能跋涉到自己的座位上。但是由於15%的飛機是從機身中部或尾部登機，就使得這些飛機上的普通乘客可免於這種「折磨」。如預測所示，在「前登機式」機艙內，「空中發飆」事件發生的概率是其他登機方式的兩倍，使事故發生的概率被提高到和等待6個小時的航班延誤一樣高。

「空中發飆」的研究是能說明一定問題的，但並不僅僅是由於它揭示了不平等如何像楔子一樣插在窮人和富人之間。讓我感興趣的是，「空中發飆」事件在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窮人」時也會發生——一張普通的經濟艙機票也得花上幾百美元，「真正的窮人」中，很少有人能負擔一次新式商用客機的旅程。然而，即便是在受人尊敬的中產階級人群中，其相關差異也會造成飛行過程中的責難和爭吵。而且，爭吵也不只是局限在經濟艙。在研究中，當「前登機式」飛機的頭等艙旅客與正在登機的「烏合之眾」親密接觸時，他們也多次瀕臨「爆發」。上述伊凡娜·特朗普的行為證實，當地位之間的不平等大到無法忽略時，每個人的行為都開始變得不那麼「正常」。

但這種行為的「不正常」跟以前的情況不一樣。不平等正以一種系統性的、可預見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影響我們的行為和情感。它讓我們變得短視，喜歡冒險，情願為了當下的滿足，而犧牲確定的未來。它讓我們更傾向於做出一些「自我攻擊」的決定，它讓我們相信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迷信般地執著於我們希望看到的世界，而拒絕接受真實的世界。不平等將我們生生劃分為因收入、意識形態和種族不同而不同的陣營，瓦解了我們對他人的信任。這種分層帶來巨大的壓力，讓我們覺得既不健康，也不快樂。

假定有一個社區，這個社區里住的都是上述各個「陣營」的人群——短視的、不負責任的、做出了錯誤選擇的人，被種族和意識形態隔離的、所謂「不值得信任」的人，沒空聽你講理的迷信群眾，以及面對日常生活的壓力與焦慮時傾向於自我毀滅的人——這個社區畫像中的形象，反映了貧困者的基本傾向，可以被用來描述任何城市中的典型貧困社區或沮喪的鄉村活動住屋。但正如我們在前文提到的，不平等在中產階級和富人階級中也會導致同樣的傾向。

關於「空中發飆」的研究，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不平等不等於貧窮，即便兩者看上去有很大的重合之處。本書的主題正是關於這個現象的研究。即便有些人並不是真正的赤貧階級，但「不平等」也會讓人們「感到貧窮」或「表現得貧窮」。在我們的觀念中，不平等與貧窮是如此相像，以至於世界上最富有、最不平等的國家——美國，其大部分特質也更類似於一個發展中國家，而不是一個超級大國。

正如多數報道所言，收入和財富不平等已經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現今世界上最富有的85個人掌握的財富，比這個星球上最貧困的35億人的財富總和還多。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美國，超過20%的財富被1%的人掌握。

要綜合分析如今美國經濟不平等的範圍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它超出了人類的想像力——就像試圖測量一光年的距離，或者抓住大腦中的千億神經元，或者測量這些神經元之間幾百萬億的連接。這類數據顯然非人力所及。因此，讓我們首先在更加合理的框架下審視經濟，同時探尋在這一框架之下，人們是如何看待其經濟地位的。

很多人類特徵，譬如身高，可以粗略地描繪為一條「鐘形曲線」（正態曲線）。這條曲線有一個巨大的中間部分——因為大部分人都集中在平均值區域，而兩端的長尾呈坡狀逐漸下降。這個模型也在很大範圍內適用於其他描述。譬如指紋上波峰的數量，愛爾蘭啤酒的化學成分，或是蘇格蘭士兵的胸圍，等等。「鐘形曲線」曾一度被認為是自然界的通用法則，而如今卻被證明是錯誤的。然而，這個模型是如此通用，以至於很容易就能看出，為何早先的思想者會得出這樣的結論。

當人們衡量自己所處的社會階層時，似乎就是在一個「鐘形曲線」的參數中進行的。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發起一項調查，要求美國人識別其所在的階層。一個經典的「鐘形圖」便出現了。令人震驚的是，約有89%的回應者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中間階層」，只有2%的人把自己放在了「上層階級」的位置上。可以說，在美國人的眼中，大家幾乎全都是「中產階級」。

讓我們來看一下圖1的實際收入分布，你會得到一個完全不同的描述。把它置於全人類的範圍，我已經為這個圖表劃定了範圍，最頂端的0.1%達到的高度是一個6英尺的位置，對應的約是美國最貧窮的20%人口；到模特腳尖處，就達到了「中位收入」，美國的一半家庭收入在這一水平上，一半家庭收入在這一水平下。底部80%的家庭的年收入都在10萬美元以下：如果你的家庭收入能達到6位數，那麼你就是收入在前20%的人群，你所在的位置就是這條碼尺的4英寸高處了。

圖形左側的翼形意味著絕大部分人口擠在底部。向上延伸的細線說明收入達百萬美元以上的人的數量極少。這就沒有什麼「鐘形曲線」了，80%的家庭居於模特腳踝以下。

圖1 用人類身高來表示的美國收入分布圖

儘管圖形頂端的上限是150萬美元，其實有部分人掙得比這更多。如果把那些「超級富豪」計算在內，你手上這本書必須設計得更長、更高，以保持圖表縮放在頁面的範圍之內，否則底部的99%就小到讓人注意不到了。因此，就像大部分對於收入分配的表述一樣，圖1的表述遺漏了大部分像阿萊克斯·羅德里格茲（Alex Rodriguez）這樣的專業運動員，也並沒有把「名人榜」上排第一的奧普拉·溫弗瑞（Oprah Winfrey）算進去，還忽略了那些對沖基金經理——如果這個圖包含了當今最高薪的對沖基金經理——約翰·保爾森（John Paulson）的年收入，那麼它就不只是達到這個六英尺高的男人的頭頂，而是應該達到一座塔樓的塔頂了。

收入分配總是一邊倒，原因主要有二。首先，底部有一個天然的、更低的邊界，因為你總不可能搞得比0還少——至少這種情況不能持續太久。第二，「錢」是能「生錢」的。因為財富是可以被投資的，也只有投資才能使財富成倍地增加。金錢創造了一個生態圈，在這個生態圈中，富人更富，還產生了長尾效應，那些無甚可投資的人則不能加入這個圈子之中，只能一直聚集在收入曲線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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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收入分配永遠是傾斜的，在如今的美國，分配不公平程度已經比以前擴大了好幾倍，而且比其他發達經濟體的情況更加嚴重。圖2說明在過去50年中，美國人的收入在每10年中的變化，包括最富有的5%的人群（具體美元數根據通脹率有所調整）。在圖2中，你會看到圖1中的長尾再度出現：

圖2 1967—2015年家庭平均收入（2015年美元）

資料來源:U.S.Census

再度出現：富人變得更富，同時窮人變得更……好吧，就當窮人們正在做些有趣的事情。而美國人中最窮的那5%，已經在過去50年里變得更加穩居底部了。

你也許並不期望看到窮人落得這樣的結果（也不期望看到中產階級這樣的結果，他們基本上原地不動），就像那句眾所周知的格言清晰地表達的那樣：富人愈富，窮人愈窮。這也是大部分人在新聞頭條上獲得的信息——美國的不平等正在擴大。我們耳邊整天充斥著那些所謂「日益加劇的經濟焦慮」、「日益加劇的絕望」和「對未來逐漸失去希望」。在最近的一次投票中，30歲以下的美國人有一半認為：「美國夢」已經破滅。這種焦慮是真實的，而本書的目的之一，就是充分地去了解它。但是即便依據經通貨膨脹調整後的收入，最窮的5%的人也仍然停留在1967年，那一年，他們被遠遠地甩在了大多數人身後。

雖然窮人可能不會在事實上變得更窮，關於不平等的一個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即便你待在原地不動，如果你周圍的人一直在進步，你也會感到自己落後了。你是否經歷過這種情況——你坐在一列靜止的火車上，這時你旁邊的火車開動了，你就會感覺自己在往後移動。當上層階級穩步變富，中產階級和赤貧階級就會通過比較而感覺自己愈加窮困。這種感覺並不僅僅是幻影。就像我們即將在本書前幾章看到的那樣，這個「幻影」將產生致命的後果。

論述經濟不平等原因的書籍能放滿滿幾架子，基本集中在大範圍的歷史趨勢之中，譬如科技和全球貿易模式的進步，或者是稅收和超前消費等政策上。本書並不涉及這些分析，相反，它將檢視不平等對我們（作為人類個體來說）意味著什麼。它旨在研究「別人家的財富」——前5%、1%或者0.1%的那部分人的財富——如何改變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認知。

為什麼富人的財富會影響中產階級的生活呢？畢竟，這兩者之間並沒有直接的邏輯關係。當然，我們身邊運動著的火車與我們自己對運動的感覺之間也沒有邏輯關係，但它確實產生了影響。這顯然不能用火車的屬性解釋。相反，這些解釋可以在人們的頭腦中找到，它有能力把你的知覺「嘿！我們在動！」變為行動「抓住扶手！」。

這是為什麼呢？舉個例子，在你「貧困」的日子裡，是不是自己「感覺貧困」的時間比你「真正貧困」的時間還長？為什麼你鄰居房子的大小會影響你的應激激素？為什麼財產不安全會讓我們做出將自己推到更加不安全境地的決定？為什麼你在財務上的成功會讓你把那些不認同你的人當成傻瓜，而你卻很難做到把他們當成與你持不同觀點的人？

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並不會改變收入分配的情況，這本書也不能提供新的政策建議，以改變稅率或者改善社會保障。然而，它將提供一些有意義的東西，譬如有助於解釋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現代高科技世界中的一些悖論——平板電視對你來說很便宜，但這並不意味著你能獲得財務安全。在這個平均住房面積達2600平方英尺的世界上，很多家庭仍負擔不起一次要花400美元現金的急診。

雖然評估不平等在宏觀層面上的原因和經濟後果是很重要的，但事實上我的目標更加個人化。這個目標就是把我們所知的收入分配與調查數據，同生活在此時此地的個體的真實情況連接起來。因為每一個人都有家人、朋友和同事，一同走向未知的未來，理解財富分配如何形塑我們的思想，可以讓我們更加遊刃有餘地生活在他們中間。如果有足夠多的人能夠接受這些理念，它們就能夠逐步減少不平等本身。現在，我們將從已經認識到的「飛機衝突」、「不動的車廂」以及「他人豪華的住宅」這些人類經驗出發。所有這些經驗都讓我們感到，自己似乎正處於墜落之中。

作者：【美】基思·佩恩

譯者：李大白 出版時間：20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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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軟階層與不平等的話題，我已經在星球聊過很多。

今天推薦的書，來自基思•佩恩（Keith Payne）的《斷裂的階梯。》

他是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心理學教授。作為不平等與歧視心理學的國際先驅。

從軟階層的角度，

經濟上的不平等，只是其中一方面。

身份和心理以及社會資本等看不見的因素，更重要。

自我成長更重要。你的差距在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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