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首位聲樂視障碩士：失明22年，她靠音樂「看見」生命的顏色

35歲的張晨碩士畢業了。她的世界已經22年沒有白天和黑夜、光明與色彩。

此前，她以初試、複試均為專業第一的成績，考上安慶師範大學音樂學院2020級學科教學（音樂）專業碩士研究生，成為安徽省通過全國研究生招生考試的首位視障研究生，同時也是全國首位音樂學科教學專業聲樂方向的視障研究生。

兩年的時間，對於張晨來說，更像一個「間奏」。在那之前，她是安慶市特殊教育學校的一名音樂老師。畢業之後，她將再次回到那裡，帶著更好的教學理念、更新的教學方法，以及全國首個視障聲樂碩士文憑。

對她來說，這個文憑的意義遠遠不是一張證書、一頂碩士帽，它是理想，是抗爭，是一顆鋪路的石子。她希望學生們知道，視障者不是只能學習推拿，不是只能讀特殊學校，本科也不是他們的天花板。他們可以跳出自我的局限，跳出社會的眼光，爭取自己更美好的未來。

6月16日，研究生畢業典禮上，張晨和父母、丈夫的合影。受訪者供圖

以下是張晨的自述：

換一種形式「看」

「學生」和「老師」這兩個角色，在我的生命中彼此交織，也互為註腳。

13歲來到安慶特教學校時，我正在經歷人生的第一場「巨震」。我從小有弱視，視力大概只有0.3左右，但還可以寫字、看書。小學六年級的一天，我因為眼底充血，導致視網膜脫落。走在上學的路上，眼前突然變得模糊，像是起了好大的霧，眼前的人、物，都只剩下一個輪廓。這樣持續了三天，連輪廓也沒有了。

我首先想到的，不是我之後的生活要怎麼辦，而是我爸媽如果知道這事兒，他們怎麼受得了。我試圖瞞著他們，但當天晚上一回家，他們立刻就發現了，要帶我去上海做手術。我們是坐飛機去的，找了當時全國最好的醫院、最好的醫生。但是手術沒有成功。視網膜貼上了，視力卻沒有絲毫的恢復，我還從此失去了光感，再也分不清白天黑夜了。

我原本是一個非常活潑的孩子，可突然一下子，我覺得自己被捆住了手腳，哪裡都不能去了。要去任何一個地方，做任何一件事，都必須求助於別人。我開始害怕，有一種人生沒有出路的感覺。

在那所當時全市唯一的特殊教育學校，我見到了我後來的班主任。這個班主任對我影響很大。我記得一個細節，他從不說「摸書」，而是說「看書」。可能連他自己都沒有意識到其中的不同，但對我來說，這件事的觸動是難以言說的。我當時覺得自己失明了，從此就和「看」這個詞無緣了。但他一直向我們傳達的是這樣一種觀念：「你只是換了一種形式在看，換了一種媒介來看。」

改變我人生的另一件事，是音樂。我從小就很喜歡音樂，特別有樂感。父母后來說，我小時候是一個特別鬧騰的孩子，怎麼哄都不行，但是一放音樂，我就安靜了。到了一歲多，我開始模仿唱歌，據說模仿的音調和節奏都很准。

剛剛失明那段時間，我每天都很煩躁，有一次偶然聽到德彪西的《月光》，它好像一隻溫柔的大手，一下子就讓我安定下來。當時特教學校還沒有音樂老師，我定期去省城學習音樂。兩周一次，從安慶到合肥，坐大巴要4個小時，來回就是8個小時。

我內心是雀躍的，儘管學鋼琴對我來說變得艱難了。從這個音跨到另外一個音，我要一個一個地去摸，去找音和音之間的感覺和距離。別人可以一邊看譜一邊演奏，我要先把曲譜完全背下來，在鋼琴上一個音一個音地找到每個和弦之間的關係，再把兩隻手合起來，一小節一小節地對準位置。這樣的過程重複無數遍之後，才能夠彈奏出一首完整的曲子。

在安慶師範大學音樂學院讀研期間，張晨跟學院老師交流音樂。受訪者供圖

我的聲樂啟蒙老師對我的影響也非常大。

她讓我體會到了音樂帶來的「色彩感」。剛見到她時，她正在唱一首名叫《教我如何不想她》的歌，有一句我記得特別清楚：「天上飄著些微雲，地上吹著些微風。」唱到這一句的時候，好像我前面真的有風吹過，雲飄在天上，頭髮一點一點飛起來了。我才意識到，原來音樂是可以讓我打開另一扇門的。

上了幾節聲樂課以後，我拿到了全國校園歌手大賽的銀獎，是和普通學生一起比賽的。這給了我很大的信心。2002年，初二還沒有上完，學校的教導主任知道我有音樂的特長，就跟我說，你以後可以考大學，長春大學的音樂專業是招收殘障學生的。我去了，也沒覺得能考上，只是去試試，看看到底考啥。結果非常意外，我考上了，而且還考了當時的全國第一名。

「原來這就是平等」

畢業後，我回到母校安慶特教學校，成為了一名音樂老師。

我自己是視障者，我知道我的學生需要什麼。我知道他們有什麼樣的期待，有什麼樣的渴望。受到當時那位聲樂老師的影響，我想，視障者長期被關閉了視覺的「大門」，但訓練出了很強的聽覺和記憶力。我的音樂課可以以聽覺為主，其他感官為輔，連接起來，構成一種通感，從而更好地通過音樂，感受這個世界。

一些學生完全沒有看見過這個世界，他們不明白什麼是顏色。但是有時，他們會告訴我：「這段音樂，讓我感受到了白色。」我問，你是怎麼感受到的？他說：「你告訴過我，白色是純凈的，聖潔的。我覺得這段音樂就是這種感覺。」這給我很大的驚喜。

孩子們想像力可豐富了。有的說這段音樂讓他們想到了棒棒糖，有的說那首歌的前奏讓他們感受到了草的綠色，晶瑩剔透的露珠。即便以後沒有當上音樂家，至少他們能夠感受到生活當中的美，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他看不見，但他可以從其他的地方得到一些補償，知道這個世界是多彩的。

後來，我發現喜歡音樂的視障孩子很多。不滿足於只上音樂課，我組建起了課餘合唱團。一開始，合唱團里只有七名同學，是七個女孩子。有一天，一個學生唱起了《七色光》。唱完了，她突然說，七色光有七種顏色，我們每個人就是一種顏色。我說，音樂中有七個音符，你們每個人也是一個音符。「七彩旋」，這就是我們合唱團的名字。

在安慶特殊教育學校音樂教室，張晨正在給視障學生上音樂課。受訪者供圖

後來，我們這個合唱團不斷壯大，開始參加一些活動。有一年，當地舉辦了一個合唱比賽，經過爭取，我們也參加了。同學們都很振奮，想拿到一個好成績。那時候，他們除了上課，幾乎都在唱歌。在食堂唱歌，在廁所里唱歌，在跑步的時候唱歌。他們真的做到了，在比賽中，他們也唱得很好。

但我沒有想到的是，比賽最後現場亮分，我們學校不報分數。等所有學校領獎結束之後，我們才拿到了一個特別獎。

那一刻的感覺，真的很難形容。我以為我的學生不懂，其實他們都懂。一個很小的小朋友跑來問我：「老師，什麼是特別獎？是我們表現得不好嗎？」還沒等我回答，另一個學生又問了：「老師，是不是無論我們唱得好不好，結果都是一樣的，只能拿特別獎？」

這個問題問得我心裡好沉重，我回答不了。然後，第三個孩子問我：「老師，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為什麼還要參加比賽？」

我很能理解他們，因為我也是這麼過來的。我從小參加過各種各樣的比賽，獲得各種獎項，最讓我深惡痛絕的，也是這種「特別獎」。這代表什麼？真的說不清楚。我不能否認主辦方的好意，可是我們需要的不是這樣的好意，我們需要的是平等參與的機會。

我只能跟他們講，請你們相信我，下一次如果還有這樣的比賽，我向你們保證，不會再有特別獎，好嗎？

我們用了一年的時間來準備第二次比賽。在比賽前夕，我找到相關負責人，希望能夠按照我們本來的水平打分。是什麼樣，就發什麼樣的獎。哪怕確實是唱得不好，可以沒有獎，但不要特別獎，可不可以？他們同意了。

我們又去參加了合唱比賽。這一次，無論從情感表達還是技術層面，我的學生表現都非常棒，得到全場的最高分，拿了一等獎。這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鼓勵，因為他們知道了，原來努力是可以被認可的，原來這就是平等。

2021年7月1日，在安慶師範大學音樂學院舉辦的建黨100周年原創音樂會中，張晨自彈自唱了歌曲《我愛你》。受訪者供圖

和普通人一樣去追夢去戀愛

但是，當老師也會遇到無能為力的情況。

我有一個學生，是女孩子。她很好強，想學音樂，以後考大學。我就教她彈鋼琴，教她聲樂。我跟她說，去讀書吧，多讀書，一定是沒有壞處的。可是有一天，她的家長來找我，一見面就破口大罵：「誰讓你教她音樂的？學音樂有什麼用？能當飯吃嗎？」他們說，讀什麼大學，只要女兒學個推拿，趕快出來賺錢，以後找個人嫁了就行了。

在對待這些問題上，我是一個特別無能的人，我一點都不知道該怎樣應對，也說不出任何話。我在想，我是不是真的錯了？我究竟應該怎樣引導這些學生？教育的本質到底是什麼？我讓他們學習更多的知識，有更多的機會去深造。可能在很多人眼裡，我是不現實的，因為不能賺錢。

可是如果視障者一直都是這樣，除了做推拿，沒有其他可能性的話，我覺得太悲哀了。我們的希望在哪裡呢？但我的內心告訴我，可能會有很多非議，很多傷害，但還是應該這樣做。

好在這個故事還有後續。2019年左右，這個學生的家長可能看到孩子真的很執著，也沒有那麼反對她學音樂，慢慢默認了。她又回到我這裡，繼續學音樂。現在，她要考大學了，想考音樂專業。比起我上大學的時候，她現在有了更多選擇的餘地。

2020年，我工作已經有14個年頭了。我發現，我的學生們都覺得，對於視障人群來說，讀本科應該是天花板了，沒有想過是不是還能夠再走得遠一些。

我在想，能不能做一個先行者，讓他們看到自己身上更大的可能性。也是在那個時期，我強烈地感覺到，自己似乎一直都在輸出。我希望有一個系統性的學習和提升，這樣才能給學生帶去更好的教學理念，更新的教學方法。

這些年，我們也看到制度環境在變好。根據《平等、參與、共享：新中國殘疾人權益保障70年》白皮書，2017年，融合教育首次寫進《殘疾人教育條例》。《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和《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計劃（2017－2020年）》等文件均提出全面推進融合教育，讓我們這些障礙人群回歸主流，跟普通的學生一起學習。我不能滿足於待在特殊教育的「舒適區」里，我要跳出去，和普通學生一起考試、上研究生。

張晨正在閱讀盲文樂譜。受訪者供圖

我一邊工作一邊備考，那個時候是最辛苦的，一直在「見縫插針」，利用所有碎片時間。我的鬧鐘定在4點45分，起床大概5點左右。我會一邊洗漱，一邊聽政治課程，就這樣聽著去上班。我家離學校特別近，下樓，拐個彎，走幾步就到校園，我自己可以過去。到辦公室以後，一般是5點半左右，我會學一會兒英語。到了7點，就要開始備課了。

就連課間10分鐘也被嚴格計劃好，可以用來背兩個單詞，或者看一道題。我上課的教室在5樓，我的辦公室在2樓，在那段路上，我會回顧一下早上看過的內容。中午去食堂買完飯，總是一邊聽課，一邊吃飯，吃完飯就開始學習專業課。

那時候我非常希望有一個整塊的時間，總是怕事情做不完。尤其是衝刺階段，一直到考試前十幾天，政治時事的學習資料才能出來。我看不見，我先生就給我念資料，用錄音錄下來。我要一點一點把資料用盲文抄寫一遍，然後才能開始複習。那時候我總是很焦慮，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學得完。

這條路很艱難，好在最後，我考上了。我選擇聲樂專業，是因為我想到了那位老師。多年過去，我仍然清晰地記得那一天，我是怎樣第一次從音樂中感受到了色彩的流動，怎樣從此過上了更寬闊的人生。

現在我畢業了，時間過得真快。回想這兩年，我真的覺得很溫暖，也收穫了很多。還記得複試的時候，正值疫情期間，只能線上考試。安慶師範大學的老師專程來我家，為我調試好設備。放榜後，校領導親自給我送來了錄取通知書，祝賀我被錄取。

我很高興除了試卷是盲文之外，其他流程都跟普通同學一樣。公布成績的時候，我的名字和所有的考生在一起。在那之前，安慶師大沒有錄取過視障研究生，我是第一個，但我融入在所有學生中，沒有什麼隔閡和障礙。我每天上課，唱歌，也參加了比賽，獲得一些獎項。走在校園裡，風軟軟地撲在身上，這些時光都如此寶貴。

張晨在安慶師範大學琴房練琴。受訪者供圖

我會重新回到安慶特教學校，繼續做一名特教老師。我先生過去在中國導盲犬大連培訓基地工作，是一名訓犬師，我們因為導盲犬「fighter」（意為「鬥士」）而相識。就在我入學的第二年，他也考上了安慶師範大學的特殊教育專業。認識我以後，他似乎對特殊教育有了一種「使命感」，覺得需要更多人去關注和從事特教事業。

安慶特教學校目前近70名老師，包括我在內，大約十分之一是特殊障礙人群。回想起在特教學校當學生的時候，一切都是從自我出發的。但當老師之後，關注的點是學生需要什麼。他們需要的，其實不過是和所有普通人一樣，去生活，去學習，去追夢，去戀愛，需要完全的平等，需要不再被視為「麻煩」和「異類」。這並不容易，但我相信只要走下去，總會走到那一天。

新京報記者 徐楊

編輯 劉倩 校對 劉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