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與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選舉

說起來純屬偶然，以一九四八年時夏鼐在中國學術界的地位或許與當時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的選舉扯不上關係，他只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名普通的副研究員，一個偶然的機緣卻使他與第一屆院士選舉產生了聯繫。一九四七年初夏，完成北京大學復校工作，拖著疲憊身軀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先生要去美國醫治高血壓，史語所的所務傅斯年並沒有交給當時所里一些重要人物打理，而是交給更年輕並在學術界嶄露頭角的考古學家夏鼐代理，以傅斯年精明過人的識人能力，很快便證明這是一個恰當的選擇。

中央研究院自一九二八年成立以後，即成為中國學術界的重鎮，它的問世是蔡元培有計劃地將西方現代學術制度引入中國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網羅了中國學術界大部分的優秀人才，作為一個學術機關在世界學術史上或許罕有與之崇高地位相匹敵者，當然中央研究院的設置實際上有蘇俄國家科學院的影子。起初中央研究院並無院士，高一級的院務學術機構是一九三五年成立的評議會，有三十名著名學者當選。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央研究院復原南京，在學界上層遂有院士設置的醞釀。

胡適、傅斯年的名單各有千秋

院士的選舉工作分數理、生物、人文三個組進行。《胡適日記》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記錄了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關於院士商討會的情況。商討活動在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範圍內進行，這時的評議會是一九四Ｏ年改選後的第二屆。議長是中央研究院的院長，評議員則分當然評議員和聘任評議員，前者為中央研究院的專家，後者則聘任國內各大院校、科研機構的著名學者，當然也並不完全按照這兩項區分。人文學科方面評議員有胡適、傅斯年、陳垣、趙元任、李濟、陳寅恪等。商討院士選舉辦法，先由薩本棟與傅斯年各提出一個選舉草案，薩本棟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學家，當時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依我的理解是由文科與理科方面各寫一方案，供評議員們討論選擇。事情進展很快，隔天之後，又開了第二次會。會議集中討論了傅斯年所擬的第二草案，胡適對傅的方案評價甚高，傅案被用作討論的基礎。我們暫時找不到傅斯年擬的草案，但以後的進程應該是按照傅斯年的思路來進行。其中之一是由評議員來提出本學科院士候選人名單，很快胡適擬定了人文組院士名單：

哲學：吳敬恆（稚暉）、湯用彤、金岳霖。

中國文學：沈兼士、楊樹達、傅增湘。

史學：張元濟、陳垣、陳寅恪、傅斯年。

語言學：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

考古學及藝術系（史）：董作賓、郭沫若、李濟、梁思成。

只是在人文地理和民族學方面胡適覺得暫時想不出合適的人選。大約同時，傅斯年也提交了一份人文組院士人選名單：

中國文學：吳稚暉、胡適、楊樹達、張元濟。

史學：陳寅恪、陳垣、傅斯年、顧頡剛、蔣廷黻、余嘉錫或柳詒徵。

考古及美術史：李濟、董作賓、郭沫若、梁思成。

哲學；湯用彤、金岳霖、馮友蘭。

語言：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

比較兩份名單二者大體相同，胡適名單稍少，有十七人，傅斯年的則有二十一人。有趣的是胡適名單上沒有自己，傅則不然，或顯示兩人的性格差異。兩份名單中都有的人：吳稚暉、楊樹達、張元濟、陳垣、陳寅恪、傅斯年、李濟、董作賓、郭沫若、梁思成、湯用彤、金岳霖、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等十五人。只是有些人歸屬學科不同，吳稚暉，胡適在哲學中，傅將其放在中國文學；張元濟，傅歸在中國文學，胡適則放在史學。胡適名單中的中國文學方面的沈兼士、傅增湘，傅斯年名單則無，傅在史學方面增加的人有顧頡剛、蔣廷黻、余嘉錫、柳詒徵，哲學有馮友蘭。胡單中沒有馮友蘭與胡對馮評價不高有關。胡、傅在學科方面的興趣或從這份名單上得以凸顯。擬完院士候選人名單傅斯年赴美就醫，所務由夏鼐代理。傅於六月十四日抵達舊金山，七月十一日夏鼐給傅斯年寫了第一封彙報信，以後大約每半個月左右就有一封書信往來。凡涉及所務事無巨細均有涉及，九月一日夏鼐給傅斯年的信中開始提及院士評選工作：

院士提名審查委員會，已經開過。據薩先生雲，此委員會須評議員始有資格代表出席，生乃未入流的弼馬溫（西遊記），自無法參加。曾請李濟之先生兼任代表，一人可投兩票，但李先生不接受。如果吾師不欲棄權，請委託其他評議員代表出席。此次被提名者聞達四百餘人，九月底評議會開會時可決定初步名單。（據薩先生雲，評議會與院務會議不同，非評議員僅能列席報告，不能代表評議員出席，故無權表決。）胡適之先生來京參加院士提名審查委員會，來電指定要住在史語所，生將所長辦公室讓出，因胡先生住不到一星期即離京返平，胡先生是院長候補人，他人自不能援例。

《胡適日記》對此事並無記錄，僅在八月二十八日日記中寫道：「早晨到南京」。九月五日離開南京抵達上海。胡適在九月六日貼了剪報，剪報並無報名及日期，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談到了在南京參加中央研究院院士審查的情況。博士從這次出席中研院院士選舉籌委會談起，他說：下月十五日舉行第一次評議會，決定候選人名單，並予公告，明春舉行第二次評議會，選舉八十到一百位院士，以後由院士本身每年選舉十五位，十年後國家就有二百多院士。博士認為這是國家的大事。

十月中旬中研院評議院再次舉行了院士提名會，夏鼐致傅斯年十月六日信中寫道：評議會將於本月十五日開會。陳寅恪先生已來函聲明不出席，胡適之、陳援庵（垣）二先生將來京出席，並皆擬下榻本所。已令預備，將所長辦公室暫行挪空移用。

很可能史語所兼職人員開會事宜都是由本所負責聯絡。陳寅恪不來與會，當與其處境有關。這年天氣寒冷，清華大學住宅本來裝有水暖設備，因為經費短缺無力供氣，各家取暖只好自理。陳寅恪生活窮苦，無錢購煤生爐，只能將自己珍藏《巴利文藏經》、《突厥語詞典》、《蒙古圖志》等東方語文書，賣給北京大學東語系，用來購煤，儘管這樣，所購煤也僅夠一間屋裝火爐而已。時事日非，陳又眼盲，所以將書齋名曰「不見為凈之室」，失望之極，自然也無心與會。胡適召集北京大學「教授會」，討論發展，大家談的卻都是吃飯，向達起身發言說：「我們愁的是明天的生活，那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計劃？十年二十年後，我們這些人都死完了。」生活悲觀情緒瀰漫整個學界。

十月十三日胡適、陳垣抵達南京，翌日史語所為歡迎胡、陳，舉辦了一個全體人員與會的茶會，陳垣發言之後，胡適用「勤，謹，和，緩」四個字為題，講了治學的方法。夏鼐主持的這個茶會相當成功，胡適的印象很好，在日記中寫道：「史語所中很有人才。孟真確是一個好導師。」胡適同時帶來傅斯年就醫的哈佛大學附屬醫院白利罕（PeterBient Brigham）醫院院長Purwell博士信交給夏鼐，信中談及傅病好轉，夏鼐在徵得胡適同意後，將這封信在全所公布。15日由評議會人員組成的院士選舉籌備委員會正式開會，中央研究院中不是評議員的所長列席旁聽，夏鼐以代理史語所所務的資格與會。評議員原提名五百一十人，經初步審查，留下四百Ｏ二名。資格審查的主要依據就是看是否在淪陷區的所謂偽大學等機構擔任行政職務，著名化學家趙承嘏、薩本鐵二人因此被刪除。有人認為郭沫若同情共產黨，其罪過更大於趙、薩兩人，也主張予以刪除。夏鼐認為此事關係重大，不顧自己列席者的身份不能參加討論，毅然起身為郭沫若辯護說：「Member of Academia Sinica（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以學術之貢獻為標準，此外只有自絕於國人之漢奸，應取消資格。至於政黨關係，不應以反政府而加以刪除。」意見分歧很大，最後決定以無記名方式表決。夏鼐獲知的結果，人文組十三票對八票，仍決定將郭氏列入候選人名單。有的學科雖有候選人提名，但大家覺得尚不具備院士水準，數理組在研究天文學方面人選時，各方面評議員提出中研院天文所專任研究員兼所長張鈺哲、中山大學教授張雲及在加拿大的天文學家余青松三人，結果決定天文學空缺，暫不提候選人。沒有入選的還有氣象學家呂炯、中研院氣象所所長趙九章、心理學家唐鉞等。共推出院士候選人一百五十名，數理組四十九人，生物組四十六人，人文組五十五人，審查小組正式分配名額，文史約二十—二十一人，社會科學約佔十三—十四人。

哲學（三—四名正式名額，下同）：吳敬恆、陳垣、金岳霖、湯用彤、馮友蘭、陳康。

中國文學（四名）：余嘉錫、胡適、張元濟、楊樹達、劉文典、唐蘭。

史學（三名）：陳寅恪、傅斯年、顧頡剛、徐炳昶、徐中舒、陳受頤、李劍農、柳詒徵、蔣廷黻。

語言學（三名）：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王力。

考古學及藝術史（四名）：郭沫若、李濟、董作賓、梁思成、徐鴻寶。

法律學（三－四名）：王寵惠、王世傑、燕樹棠、郭雲觀、李浩培、吳經熊。

政治學（三－四名）：周鯁生、蕭公權、錢端升、張奚若，張忠紱。

經濟（四名）：馬寅初、劉大鈞、何康、楊端六、陳總、方顯廷、巫寶三、楊西孟。

社會學（二—三名）：陳達、陶孟和、潘光旦、凌純聲、吳景超。

正式選舉，夏鼐主張把候選人刪去三分之二。

名單中的有些人屬於臨時提名，陳康，胡、傅原名單中均沒有，討論時胡適以陳康在希臘哲學造詣頗深予以推薦；李劍農則由武漢大學周鯁生推薦，聲明李氏在中國經濟史及近代政治史方面有很大貢獻。也有人提出為什麼沒有將熊十力、朱鳳、向達先生列入候選人，由胡適作了解釋，胡適的解釋暫無從得知，只知大家聽了後再無異議。

胡適作為人文組召集人，不但主持會議，16日晚連夜趕寫人文組院士候選人「合格之根據」，一直持續到凌晨四點才結束。評議會連續召開，討論十分激烈，最後敲定的名單在十七日晚七時公布。候選人較實際名額，文史方面推出三十一人，超出原額百分之五十，社會科學方面則多出一倍。夏鼐的估計，五十五人中將來恐須刪去一半，留二十五—二十八人，依夏氏意見文史方面可刪去三分之二，社會科學方面可刪三分之二，尤其是法律、經濟方面，雖列入很多，但少有合適人選。不能說夏鼐的判斷對以後的院士確定產生多大影響，實際結果卻是按夏氏的預料來的，經濟學八位候選人中只有馬寅初一人當選，法學的六位候選人只有王寵惠、王世傑當選，而後者是在外交部長的位上。

中央研究院評議大會之前，朱家驊院長曾向夏鼐詢問傅斯年歸國日期，問能否參加評議會，夏鼐也寫信向傅報告。傅斯年在美國寫了一封給評議會的關於院士候選人的信，信件想來十分正規，有正本與副本，由夏鼐轉交給中研院總幹事薩本棟，並聲明需油印，有的地方要刪節。信中或許加入另外的院士候選人，因為後來夏鼐向傅彙報「惟依章程，不能於候選人名單以外添人，故戚壽南先生等，無法加入」。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評議會開會討論院士候選人，非評議員不得與會，沒有列席人員，夏鼐沒有參加，給傅信稱：「生不曾參預盛會，無法報告」，「所以關於詳細情形，完全不知。」會議經過五輪投票，第一輪投票僅投出六十名，五次後產生出八十一名院士。候選人中的許多名流紛紛落選。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於四月份編印《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名錄》，現抄錄於下：

數理組：

姜立夫、許寶蘅、陳省身、華羅庚、蘇步青、吳大猷、吳有訓、李書華、葉企孫、趙忠堯、嚴濟慈、饒毓泰、吳憲、吳學周、庄長恭、曾昭掄、朱家驊、李四光、翁文灝、楊鍾建、謝家榮、竺可楨、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鴻勛、薩本棟。

生物組：

王家楫、伍獻文、貝時璋、秉志、陳楨、童第周、胡先、段宏章、張景鉞、錢崇澍、戴芳瀾、羅宗洛、李宗恩、袁貽瑾、張孝騫、陳克恢、吳定良、汪敬熙、林可勝、湯佩松、馮德培、蔡翹、李先聞、俞大紱、鄧叔群。

人文組：

吳敬恆、金岳霖、湯用彤、馮友蘭、余嘉錫、胡適、張元濟、楊樹達、柳詒徵、陳垣、陳寅恪、傅斯年、顧頡剛、李方桂、趙元任、李濟、梁思永、郭沫若、董作賓、梁思成、王世傑、王寵惠、周鯁生、錢端升、蕭公權、馬寅初、陳達、陶孟和。

院士名錄代表了當時中國學術最高層面的一個大致情況。學術界的一般反映，夏鼐在四月二十日信中向傅斯年說道：

此次評議會所作之事，為選舉院士而已。名單發表後，外界一般意見，以為較候選人名單為佳，以其標準似較嚴格也。惟有少數人批評其缺點：（一）遺珠甚多。（二）當選者，與中央研究院同仁及有關人物過多。（此以「近水樓台」之故，自所不免。）（三）老輩中有許多早已不做研究工作，且年輕時亦未曾有重要貢獻之研究工作。所謂「科學界中的政客，」雖有院士資格第二項可言，但嫌所佔比例太高，然此等見仁見智，各人之看法不同也。

史語所中有相當多的人當選院士，專任研究員有傅斯年、陳寅恪、李方桂、趙元任、李濟、梁思永、董作賓，兼任研究員有湯用彤，通訊研究員有胡適、陳垣、梁思成、顧頡剛和翁文灝，人文組中一半院士都與史語所有關。八月傅斯年回到國內，夏鼐將已經代理了一年多的十分困難的所務卸下。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三—二十四日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大會在南京舉行，同時紀念中央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合影照片中只有五十多人，備受學術界關心的院士選舉，歷時一年多塵埃落定。

夏鼐鍾情「名單學」

一九四八年底，夏鼐寫下《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的分析》（以下簡稱《分析》）。《分析》完全以純學術的角度來分析當選院士情況，夏鼐以他過人的才智，靠著一本《院士名錄》進行縝密分析從而得出一些綜合性的結論。

首先，他分析了院士的年齡結構，以四十六—六十歲為中堅分子，佔百分之八十以上，尤以五十一—五十五歲者居多，佔百分之三十點九。數理組幾乎沒有超過六十歲者，生物組只有一位，主要是由於自然科學在中國發軔較晚的原因。人文組六十以上者則有八名之多，可見文史科學是繼承清代樸學的傳統。數理、生物組五十歲以下有十一名，人文組則只有一人。四十歲以下的三位都在數學門，他引述數學界一位前輩的話，數學方面的天才最容易顯現出來，天才的數學家往往在年青的時候便已有輝煌的成就。陳省身最年輕，只有三十七歲，許寶蘅三十八歲，華羅庚也只有三十九歲。

其次，《分析》列表分析了院士們出生地分布，夏鼐與胡適的想法不謀而合，《胡適日記》中也有一張院士籍貫分布表，並感嘆到安徽籍只有他一人。其實他是在上海出生的，不過是想為安徽掙回面子。江、浙二省人最多，佔百分之四十二，聯想到丁文江對中國近世人物統計結果亦以江、浙為最盛。夏鼐的則以出生地為出發點來討論。沿海地區、太湖周圍及上海、廣州、長沙、閩侯都是院士集中分布地點。

第三，《分析》說到了院士的學歷。除了人文組中有六位未曾到過外國接受西式教育以外，其餘都曾出國留學。

國別 數理組 生物組 人文組 合計

美國 17 17 15 49

英國 3 4 2 9

德國 3 1 2 6

法國 2 1 2 5

比國 1 1 2

瑞士 1 1

日本 1 1 3 5

以上留學美國為最多，佔百分之六十以上，如果加上歐洲，則高達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夏鼐注意到，「我國留日的學生，在數量上恐遠超留美學生，但是在院士的比例卻很低。這大概由於留日的多在受過大學教育後便返國，很少仍留日本進畢業院校獲得較高學位。」留學歐美者絕大部分獲得博士學位，少數有碩士學位。學位雖並不見得和一個人將來的學術成就有什麼必然的因果關係。但如果在導師的指導下，做過一番比較深入的研究工作，多少可以領悟到研究的性質和途徑，歸國後如有適當的學術環境，加之個人努力，自然容易有所成就。

至於進一步考慮到這些院士在國內所受教育狀況，人文組中六位未出國接受西式教育的人中，有四位是前清科舉出身，兩位是國立大學畢業。留學國外者在出國以前，國內各校中以清華最多，留美學者恐怕有一大半是清華出身。在各組分布情形，清華較為平均，北大則在人文組中見優，其他院校則在各組中有一、二名。正好與院士在國內就讀大學時的學歷情況大體相呼應。一個學校的師資優劣，和他培養出的人才，自然有相當關聯。

最後，《分析》討論了院士們現在工作的分布情況，在中央研究院有二十一人，北京大學十人，清華大學九人，技術機關六人，其他如中央大學、浙江大學、文化機關及行政長官各有四名，另外的機構、大學都在四名以下。中央研究院竟佔百分之二十六，難怪向達先生髮表文章批評說：「本院的所長，大部分的專任研究員，幾乎都是當然院士。」「令人有一種諸子出於王官之感。」夏鼐則另有解釋：如果我們假定中研院設立每一所時，認定這門學科確已產生有專長於此的權威人物，否則寧缺毋濫；又如果延聘以所長的確是本學科的權威人士，那麼所長當選院士，毋寧認為是一種當然結果。近七十名專任研究員中僅有九人當選，似乎算不上大部分。當然，中央研究院的所長和專任研究員，因為近水樓台的關係，他們的工作和貢獻，自然為院中同仁熟悉，加上人類到底是感情動物，朝夕相處的熟人之間多少有點感情，同等成績者也許院內的人稍佔便宜。所以夏鼐建議，如遇到有同等成績者，應優先推選院外者，以表示禮貌。

典型的西方學院派學者除去自己專業論文、專著外，要寫的文章不外乎二種，一類是書評，另一種便是回憶性文章，夏鼐一生文字大體在這一範圍之內，《分析》一文是他為數不多的當代題材之一。他文字雖然尚顯活潑，但完全是從純學術的立場上分析當選院士，實際上也是對中國現代學術成長過程一個概述，尤其是關於人才發達經過的思考，意義當不局限於動蕩的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八年冬天的民國政府已是搖搖欲墜，人心浮動、風聲鶴唳，罷教、罷課此起彼伏。院士們大部分都是大學教授和研究所人員，是感受生活壓迫最重的人，夏鼐痛心疾首地寫到：雖然他們忠於職守，「但是在妻兒啼飢號寒的環境下，教人如何能埋首研究以求產生偉大的成績？教人如何能專心教誨後進以求造成下一代的學者？」夏鼐是懷著無限的遺憾和深深的失望離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離開了四面楚歌的南京，回到故鄉溫州，這年的冬天一定很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