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浙江農民朝毛主席專列丟石頭，五天後被抓，罪名意外

1955年6月9日，毛澤東主席為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題詞：「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當天晚上，毛主席坐專列南下，第二天上午到達杭州，入住在劉庄。

在建國初期，毛澤東並不常在北京，更多時間都在專列上到全國各地考察。但這次到杭州，毛澤東主要目的並不是考察，而是起草一份重要的文件。一年前，他正是在杭州，起草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的草案。

在杭州期間，他心情很好，遊興也很高，興緻勃勃地接連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頂、莫干山、五雲山等。攀山途中，他時常被名勝古迹和南方山巒秀麗幽美的風景吸引得流連忘返，詩意盎然。在這期間他一連寫了三首詩，《五律•看山》就是其中的一首：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

飛鳳亭邊樹，桃花嶺上風。

熱來尋扇子，冷去對佳人。

一片飄颻下，歡迎有晚鷹。

這次是毛澤東第三次上北高峰，走的是一條人跡罕至的老路，雖然鋪著石板，但年久失修，路面破敗不堪，雜草從裂開的石縫裡長出來，還很茂盛。山路很陡，兩旁也沒有樹木。那天天氣有些悶熱，沒多久便出了汗，毛澤東於是敞開衣裳，手裡拿把扇子搖了起來。

毛澤東革命半生，雖然成為了國家主席，但他從來都沒有任何的架子。當他敞開衣服搖扇子的時候，更是與一般農家老人無異。不得不說，這是毛澤東身上的美德之一，也是他能夠始終跟廣大勞動人民在一起的重要原因。在陝北時，美國記者斯諾就曾見到過，毛澤東盤坐在炕上，一邊跟他聊天，一邊脫下棉衣來，若無其事的捉虱子。

跟毛澤東的怡然自得相比，負責警衛工作的浙江省公安廳廳長王芳卻輕鬆不起來。當時國內的階級鬥爭十分複雜，浙江又是蔣介石的老巢，敵人的破壞活動很頻繁。為了保證萬無一失，在毛澤東活動經過的地方，都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王芳過度的緊張，還曾引起毛澤東不高興。那天上山前，王芳事先派人對遊人做了疏散和布控。毛澤東一路上見不到群眾，很不高興，也不吭聲。毛澤東向來主張不能脫離群眾，1950年從蘇聯回國，途徑長春時，便因為當地幹部疏散群眾而發火。

王芳估計，毛澤東那首《五律•看山》就是那天構思出來的。「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指的是他三次登上北高峰，遠望杭州一座城，不見杭州老百姓。「一片飄颻下，歡迎有晚鷹」，在門戶緊閉的農舍旁，只有一隻大公雞來歡迎他。

那是毛澤東第二次登北高峰時，路過一戶農舍，見到大門緊閉，不見一人。正當他在農舍旁的一棵松樹下休息時，忽然一隻大公雞從房後跳出，大搖大擺走了過來。毛澤東笑著對王芳說：「廳長，廳長，你把群眾管住了，卻沒有把大公雞管住。是這隻大公雞不聽你管，還是你管不住它？我們到這裡，沒有群眾歡迎我們，還有大公雞歡迎我們呢！」

正因為任何時候都不能脫離群眾，毛澤東儘管已年過六旬，但他卻從不肯坐轎爬山。不僅他本人不坐轎子，中央的老同志來杭州登山也從不坐轎子。有一次，王芳悄悄從駐軍那裡調來兩匹馬，打算讓主席爬到中途累了騎馬上山。毫無意外，王芳又遭到了一頓訓斥，趕緊把馬送了回去。

王芳是個老保衛人員了，1938年，18歲的他就擔任了八路軍山東縱隊第四支隊保衛科科長，後來又先後擔任魯中軍區保衛部部長、三野第八縱隊保衛部部長、三野第七兵團保衛部部長。新中國成立後，王芳又轉戰公安一線，先後任杭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公安部副部長，杭州市公安局副局長、局長，浙江省公安廳副廳長。1952年11月任浙江省公安廳廳長，1954年9月起兼任浙江省政法委員會副主任、省人民委員會第一辦公室主任、省委委員。

王芳經驗豐富，更有保衛首長的決心和勇氣。出於他的優秀表現，他擔任過38次毛主席巡視杭州的警衛員，算是毛主席最為信任的警衛。

6月18日，毛澤東審閱了一份指示稿，其中指出：解放後，經過鎮壓反革命運動，把公開暴露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肅清了；但是，對於大批採取兩面派手法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還沒有來得及處理。因此，有必要開展各條戰線上的肅清反革命分子的鬥爭。

毛澤東在指示稿上做了「我看可用」的批示，當天晚上便再次坐上專列，離開杭州返回北京。沒想到的是，這趟列車還沒駛出浙江，卻遭遇了一次「遇襲」事件。

傍晚19點10分，原計劃19點30分出發的列車，在毛澤東本人的指示下，提前駛出了。毛澤東的專列一般分為前驅車跟本務車，前驅車會走在前面，為後面毛澤東乘坐的本務車探路。前驅車一般會提前十幾分鐘開出。

專列在鐵軌上平穩地行駛了30分鐘，而就在車輛到達蕭山縣城，正在穿越蕭山西門道口時，車身突然傳來了一聲脆響。王芳本能地看了一下手錶，時間指在19點45分，接著便召集車上的警衛人員，巡查各節車廂。毛澤東所在的車廂安然無恙，王芳也算是稍稍定了定神。布置好警衛後，開始到其他車廂巡查。

當王芳走到第六節車廂時，發現列車右側的玻璃上出現了一個拇指大小的破洞，看上去是被什麼東西砸中了。王芳仔細觀察了破洞的形狀，看上去很像是子彈造成的。想到這兒，王芳很快將這件事跟敵特的襲擊聯繫起來。

如果是這樣，那就是一件很嚴重的事了。1949年底，毛澤東準備前往蘇聯訪問前，解放軍反特監聽台的工作人員收聽到一段神秘的電波。破譯的結果讓人大吃一驚：國民黨的特務不僅獲悉了毛澤東訪蘇的絕密情報，還計劃在毛澤東訪蘇途中實施暗殺活動。

最終，在距離哈爾濱10多個小時車程的一條隧道里，一位戰士在沿鐵路線巡邏時，突然發現兩名可疑人員，他立即鳴槍報警。就在敵人準備點燃炸藥時，執勤部隊迅速趕到，將他們當場擊斃。幾個小時後，專列安全駛過隧道。

正因為專列曾經歷過這樣的風險，當王芳見到疑似子彈的痕迹時，才感到事態嚴重。

列車仍在行駛中，王芳趕緊回到毛澤東所在的車廂，看到主席仍跟身邊的工作人員談笑風生，再次吩咐警衛人員加強防護。並再安排對整輛列車做一次排查，沒有發現任何異樣。列車平穩行駛到諸暨車站，王芳立即跑到車站站長室和浙江省公安廳副廳長呂劍光通了電話，告知了專列上發生的事。

呂劍光隨即給蕭山公安局局長潘振鐸打電話，將專列「遇襲」，玻璃被「子彈」擊破的情況一五一十地告訴潘局長。事情的嚴重程度不用呂劍光多說，潘振鐸也知道，在自己的「地界」發生這樣的大事，潘局長還沒放下電話，手心就已經直冒汗。最後，呂劍光下達指令，24小時內必須破案。

經過仔細分析後，潘振鐸局長認為這樣大的事，不是他一個縣公安局局長可以處理得了的。他一邊布置警力進行調查，一邊跟呂劍光商量，迅速到杭州跟浙江省委書記江華、國務院副總理兼華東局第一書記譚振林彙報。

公安部副部長許建國正好也在杭州考察情況，趕上呂劍光跟潘振鐸來彙報，自然也不能袖手旁觀。在了解完具體情況後，許建國馬上投入到調查工作中。潘振鐸彙報完也緊急回到蕭山，重點調查從蕭山西門道口一直到白露塘車站之間曾經的黑五類分子，查找他們中是否有襲擊車站的兇手。

一時間，蕭山縣所有警力都出動了，50餘名幹警即刻出發，連夜奔赴鐵路沿線的各村、鎮，敲開了相關的每位治保幹部的家門。區鄉幹部、鐵路派出所都加入到了調查當中。連夜審查了60餘名四類分子和歷史複雜分子的動態。40餘名已排除了嫌疑，21名尚在核實當夜出事時他們的行動情況。

第二天一早，許建國帶著大家趕到諸暨，親自到專列上查看現場。作為一個長期從事政治保衛工作的老革命，很快就斷定：「這並不像是子彈打穿的孔。」許建國的理由是，如果是子彈打過來，絕不可能只是擊碎一塊玻璃後就消失，應該也會打碎另一面玻璃。而且現場也並沒有找到任何彈頭。

潘振鐸跟呂劍光聽到許建國這一番判斷後，都長出了一口氣。但是，玻璃上的破洞到底是怎麼造成的呢？案件仍然毫無頭緒。許建國又跟潘振鐸提出一個建議，那就是重點調查一下鐵路沿線的村莊。因為玻璃上的破洞更像是石頭扔過來砸破的，而當時因為火車經過，村民們出於好奇，大多都會遠遠地圍觀。

除此之外，許建國還宣布取消了24小時破案的命令。既然不大可能是反革命破壞行動，那就把偵查面放廣一點，耐心一點找。有了副部長這番話，蕭山的公安幹警不僅稍稍放下了緊張，也有了調查的方向。

在專列「遇襲」的第五天，6月23日，一個叫曹文生的村民進入了民警的視線。這個曹文生是個地地道道的貧民，他的家裡窮得很，家裡連油燈也沒有一個，深夜裡，只能憑藉依稀的月光看見他家裡的面貌，家徒四壁，只有一張破木桌子擺在中央。

當公安人員過來抓捕曹文生時，他的妻子嚇得嚎啕大哭。這也怪不得她，當時公安部副部長都過來查案，在那麼小一個村莊里，很快就傳開了。大家都說是犯了大案，能不害怕嗎？

曹文生自己也怕，因為怕罪行太重，所以在最開始受審訊的時候，也拒絕交代。稍稍問得急了點，曹文生又嚇得直哆嗦，話也說不出來。潘振鐸決定還是採取攻心的方式，先跟曹文生聊貧農在解放後獲得土地，翻身做主人的不容易，再向他講述黨的政策，要老實交代，才能爭取寬大處理。

慢慢地，曹文生也開始不那麼恐懼了，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自己那個傍晚所做的事情經過：

「18日傍晚，車來之前，有五六個人站在火車路西側閑談。我站在友根家門口，參加閑談，手中捏著一塊從鐵路上拾起來的稜角石頭在玩著，這時看到一輛蠻漂亮的火車開過來，我就隨手將玩著的石頭從下往上拋了過去，扔在第三節或者第四節車廂上，打在火車的窗門上了。」

總算是讓曹文生承認了，但只有口供，沒有旁證，恐怕還不能讓上級滿意。潘振鐸又問曹文生，他為什麼要扔石頭，扔石頭的時候有沒有人看見。曹文生回答道，「我是隨意扔了出去，鬧著玩的。我們一起有五六個人，曹培興離我最近，他大概是看見的。」

蕭山公安很快就找到曹培興，他是個老黨員，做過多年當地的鄉長，政治上比較靠得住。但當公安找到曹培興時，曹培興卻主動承認，是自己扔石頭擊中了列車，並請求政府寬大處理。這一下，可讓潘振鐸懵圈了。一下出來兩個承認扔石頭的人，到底誰才是真正的「兇手」呢？

對於曹培興的審訊，潘振鐸反其道而行之，告訴他向列車扔石頭是重罪，雖然坦白從寬，但也還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曹培興聽到這話，立馬就講出了真相。原來，曹文生被抓後，他妻子便找到曹培興，認為曹培興是黨員，又做過鄉長，如果他去承認的話，應該不會受到責罰。而曹文生沒有任何身份，要是被查出了犯了事，可能就回不來了。

曹培興因為可憐曹文生一家，這才決定「自首」。有了曹培興的口供，這起曹文生向專列扔石頭的案件，可以算是結了。但到底該怎麼處理曹文生，又成了一個難題。最後一直上報到中央，中央相關領導給出了意見：「曹文生破壞鐵路交通安全，是犯罪行為。考慮到曹文生是一個貧苦農民犯錯誤，貫徹教育為主方針，可以給予從寬處理，判個緩刑就行了。」

最終，曹文生被蕭山縣人民法院以破壞交通安全罪判處三年有期徒刑，緩期執行。在看守所關押了23天後，曹文生便被釋放，回到安橋鄉曹家橋的家。一場「專列遇襲案」，虛驚收場。曹文生經歷了23天的驚慌後，安然回家，只是他自始至終都不知道，自己扔出去的一塊石頭，砸中的是毛澤東主席的專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