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明｜數智時代的正義：複雜性及其當代旨歸

王海明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浙江大學浙江數字化發展與治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寧波大學科技學院數字化與法治研究中心講座教授，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學者

要目

一、社會遷變推動正義共振

二、複雜性：需要認真對待的正義

三、正義的當代旨歸

正是要從對現世生活的終極肯定出發，把人間問題當成全部靈感的源頭。

——[法]R.布迪厄《實踐感》

當前，人類文明正在經歷一場立體的、多要素、全景式的數智化遷變。未來，隨著數智化遷變的縱深，人類社會將進一步拓展出超出當代想像的時代圖景。

數智化遷變不僅帶來了文明要素、文明結構、文明形態的大變革，人類自身的性質和演化也將出現前所未有的大轉折。

一、社會遷變推動正義共振

在歷史的長河裡，正義作為社會文明公共性建構的統攝與靈魂，它始終與人類文明的遷變形成共振。不斷遷變的社會結構、不斷積聚的科學理性，共振推動人類文明不斷調適發展出適洽於具有波動性的社會文明的正義（包括正義理念、正義邏輯、正義實踐和正義感覺）。

一部浩瀚無窮的人類發展史，就是一部人類不斷「認識自己」的人文史。隨著科學理性的積聚，人類對於自我的認識，不斷獲得科學理性的加持，人類對籠罩在自我之上的那些混沌、神秘與巫魅，逐層予以了剝離和去除。

去中心、去神聖重構

在哥白尼提出日心說之前，處於農耕文明的人類，整體是在地心觀、神創論的籠罩下來認識人與外部環境、人與神。自然不平等是根植在時代思想的深處。隨著天文科學帶來的理性變革，地心觀被徹底拋棄，日心說逐漸得到了確認。人類在自我認識上出現了一次重大的祛魅——在主體認識上的去中心化，人類思想出現了去中心重構：地球、人類不再是宇宙的中心。

十九世紀中葉，工業革命發展到如火如荼階段，人類思想啟動了一場主體去神聖的重構。這次重構是由生物科學創新理論帶來的一次重大變革——1859年，達爾文出版了《物種起源》，提出進化論，主張生物是進化的。這一理論強烈衝擊了長期籠罩人類文明的神創論。進化論剝離了人類主體之上的神秘性——人並不是上帝的創作，人與其他生物一樣，是自然演化的產物。進化論重構了文明主體的世俗性，人與其他生物的物理存在具有生物性特徵和環境性特徵，整體撤銷了人類在生物王國的神聖位置。進化論對人類主體神聖性進行了剝離，此後，尼采進一步從哲學上對人與上帝的關係進行了徹底的切割。

在去中心和去神聖重構發生之前，古代和中世紀的諸多思想家認為，人類天生就是不平等，不僅體現在天賦和力量上，而且體現在基本價值和道德地位。在這種觀點下，農奴、奴隸和婦女不應該被平等對待：相反，他們應該安靜地生活在他們的主人和上級的枷鎖。這就是那個時代正義的含義。這些原則源自傳統，或來自「自然法則」，甚至來自上帝的話語。波伊提烏(Boethius)在《哲學的慰藉》中認為：「上帝的天命安排一切，把世間上各種事務安排在不同的位置運轉……不明白上帝安排的人，會詛咒自己的命運，但明白的人，則從上帝的完整安排中得到安慰。」地心觀和神創論雜糅的那些年代，社會不平等、社會等級等社會現象、社會結構的存在被理解為上帝的安排或者命運的安排，並非不正義；相反，它們正是神創正義的世俗體現。即便是亞里士多德，他主張正義是一種道德美德，但其所指涉的正義美德，仍然是從人類中心觀來討論正義的分配性與矯正性。亞里士多德將奴隸定義為「生活工具」，認為一個人和他的奴隸之間不可能有「絕對意義上」的正義，因為他們是他的財產的一部分。

20世紀中葉以來，環境系統的權利逐漸成為綠色發展、可持續發展重點考量的內容。人類作為地球上多元生命系統的一種，其生存權利、發展權利與其他生命體的生存權、發展權，以及環境保護、生物保護、生態保護之間的關聯，已經需要整體地放置在環境正義議題下才能構造出平衡的理論框架。日心說是人類去中心存在的轉折點，這一過程中，人類審視、重構了人與人的關係。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開始擺脫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1865年美國廢奴運動標誌著這一進程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人類不再被「所有」，倫理也超越了「種族」標籤。黑人、婦女和所有人即使不總是在實踐中，也在倫理理論的陽光下獲得了一席之地。但「物種主義」或「人類沙文主義」依然存在，動物權利是道德延伸的下一個邏輯階段。晚近時期，人類文明從正義的視角重新審視了人類的生存權、發展權與環境的權利，逐漸發展出環境正義理論。而進化論所揭示出來的人類與環境、人類與生物王國其他物種的關聯，也是生物權利、環境正義發展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理論源頭。

去純粹理性、去自決性重構

在哥白尼提出日心說之後，重新認識「人」，成為當時歐洲大陸人文研究的中心議題。現代哲學奠基人笛卡爾提出過一個極為重要的命題「我想，所以我是」，這一命題反映了歐洲17世紀中葉興起的將人理解為獨立自主、純粹理性存在的一種思潮。

20世紀20年代，弗洛伊德以其長期的精神分析研究為基礎提出人具有「無意識心靈」，即人的存在並不是完全的理性存在，而是意識、前意識和無意識的整體存在。這一研究揭示了更為全面、也更為立體的實踐主體，社會文明實現了對人進一步的認知與重構。20世紀40年代以來，西蒙等人對完全理性理論提出了批判，提出要考慮限制決策者信息處理能力的約束，逐漸建構起有限理性理論。有限理性將人具體放置在決策環境中，揭示出決策環境中的人存在認知限度，受其信息處理能力的約束。有限理性理論廓清了處於決策情境中人的有限性，是現代理性對人的主體內在規定性的再一次祛魅。

津巴多教授在《路西法效應》中詳細闡述了20世紀70年代在斯坦福大學進行了一場模擬監獄的心理學實驗，研究成果深邃地揭示了機構、團體權力對個人行為產生巨大影響。研究否定了邪惡是根深蒂固這一長期籠罩人類文明的特質論和漸進論，揭示人類社會中屢見不鮮的情境、系統釋放力量、改變個體性情，而無數處於情境、系統中原子化的個體則沒有完全的自決能力、力量來對抗來自情境、系統的影響與主宰。

隨著現代科學理性的拓展，先哲們對人類自然狀態的美好設定——純粹理性、完全自主——被一一祛魅；個體的實踐特徵逐漸正本清源，個體遭受諸多非理性因素、情境因素、系統因素的影響——無意識、潛意識、情境、環境、團體對人類個體的行為影響巨大，甚至是決定性的形塑。這推動了人類文明祛魅過程中正義理念、正義制度和正義邏輯的演進。人類文明對主體的去純粹理性、去自決性重構的過程中，正義理念整體呈現出從自然法正義（格勞秀斯；洛克；霍布斯）演進到社會法正義（耶林；艾利希；龐德）；從強調形式正義、政治正義逐漸演進到重視程序正義、實質正義。

制度上，主體制度從自然法上的政治人格演進到以主體自決意志為中心的法律人格。傳統正義堅持個體應對其所有的個人行為負責的基本原則，個人之所以必須承擔行為責任，是因為在倫理觀念上被認為具有主觀上的惡性；去純粹理性、去自覺性重構，推動了責任正義的發展，追責制度從過錯原則發展到無過錯原則、進而演進出公平責任。去純粹理性、去自覺性重構帶來了社會變革，個體作為有限理性生命體的存在，無法完全主宰、自決其行為，自然也不能苛求個體對其全部的行為承擔責任。從此，主體免責（未成年人免責、精神病患者的免責、公平免責）、情境免責（緊急避險、正當防衛）、弱者保護、社會保障等議題逐漸納入到正義範疇。

正義邏輯也從責任自擔分化出保護弱者理論和社會福利理論。其中，新的國家角色的觀念代表了根本性的變革，此前，國家主要限於擴大君主財富和權力的活動。國家的中心目的之一在於改善社會所有成員——他們的健康、技能和教育、壽命、生產力、倫理和家庭生活——這一觀念是很新奇的。從19世紀起，人民的福利也越來越不僅僅被看做強化國家能力的工具，而是被作為目的本身。隨著工業技術嵌入拓展，農耕文明小國寡民式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在工業化、城市化洪流中，大工業化生產、密集聚居的社會生活似乎有著神奇的力量，人們出現了一種相互關聯而又相互影響的極為緊密的連帶狀態，人們之間似乎形成了一個整體的命運共同體，連帶群體的福利已然成為正義的基礎內容，而確保正義則成為國家的根本使命。

20世紀末21世紀初，隨著數字技術、智能技術、生物技術的推進，人類文明社會要素、社會結構和社會形態逐漸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新特徵，正義領域出現了一些更為複雜的問題。

二、複雜性：需要認真對待的正義

當前，人類文明處於數智化遷變的早期階段，數智化遷變是一個複雜進程，當代正義，所面對的挑戰，所要解決的問題，所進行的實踐建構，也是極其複雜的。複雜性，是理解當代正義一個較為適洽的基礎與起點。

分化的複雜性

激蕩的時代，人類文明數智化遷變，人類文明面臨第三次理性祛魅公共性建構發展方向上的分化——主體的「客體化」與客體的「主體化」。

1.主體的「客體化」

數智化遷變進程中的人類，面臨主體「客體化」與客體「主體化」的分化。隨著信息數字化、智能化等技術的興起，信息網路從web1.0逐漸發展到web2.0、web3.0。信息網路web2.0以來，自然人主體不僅是網路、信息的消費者，也是信息的生產者。弗蘭克·韋伯斯特指出：博客、社交網路、維基和網路論壇等用戶可以消費信息和產生信息——導致「生產性消費者」（「prosumer」）這個新詞的發明。個體獲取信息、消費信息的同時，其個人世界也在數字空間留下大量的數字化信息。邁進web3.0後，發展到萬物互聯，不僅個體的外在世界、環境萬物嵌入在數字化網路，個體也被抽象為一個「連接點」，個人世界成為數字化網路的一部分，那些屬於、關於、針對個體的，由個體發布的、體驗的，與個體相關的個人世界不斷地被數字化，嵌入在數智化網路，個體及其個人世界被鏈接、被觀察，被評價，個體的能力、特質、偏好、形象整體地被這個數智化網路評價、形塑與掌控。

當前，自然選擇的法則開始打破，由智慧設計法則取而代之——而無機生命工程則是與生物工程、仿生工程相提並論的三大智慧設計法則之一。人體電子化似乎是人類文明發展進一步的遠景。社會需要有形的界面，使人體更智能。科技可以增強我們的五種感官，優化我們的身體能力，通過適應和響應我們在世界上已有的運作方式：用自然的手勢、表情、動作和聲音。當前，科技與人體融為一體——人機融合成為一個克服人類短板、充滿誘惑的發展方向。人機融合的進程中，人類個體同時成為了技術改造的客體。研究者指出，當人類的身體可以像樂高積木一樣隨建隨拆，當人類的智力和情感可以像U盤一樣即插即用，我們的人格同一性、生活的同一性乃至文化本身都將分崩離析。

2.客體的「主體化」

主體的「客體化」給當前的正義主體理論帶來新的挑戰。隨著數智技術進一步發展和大腦神經信息處理機理研究的深入，人機交互融合技術和意識永續技術都有可能成為現實。倫理上，另一個問題——客體的「主體化」——也將湧現出來。生產製造出來的「智能機器人」是否具有與人類個體同等的主體人格，傳統意義上作為客體的「智能機器人」是否擁有「主體」人格，能否成為人類個體的配偶、繼承人、合伙人？等等問題，展現出來的正是數智化遷變進程中正義建構必然面對的複雜性。

盧恰諾·弗洛里迪在《信息倫理學》從信息行動的視角討論了行動中最低限度的邏輯結構——一個能動者和一個受動者之間的二元關係，在數智化遷變進程中，人類將成為信息圈中的信息化有機體，面臨基礎性的倫理問題，建構、表述一種信息倫理學成為人類的一個急迫任務。毫無疑問，數智時代，人類從遠古的宇宙中心、神聖神造，到自然演化、純粹理性，一路祛魅下來，人類已經發展到只能作為信息體的一種，將不得不與自然能動者、人工能動者共享環境（自然環境、改造環境和信息環境）。甚至，人們不得不擔心，人工智慧在未來是否會超越人類、取代人類。

數智時代，人類文明面臨主體分化與重構，這是人類文明前所未有的挑戰，需要極其關切人類文明，對其遷變前景進行嚴肅反思。自然體、人機結合體、人工智慧體共構信息圈共同體，人工能動者享有怎樣的社會權益、承擔怎樣的責任、各類信息體衝突如何協調、權益如何保護？這些問題，正是正義實踐面對的時代之問。

景象的複雜性

數智化遷變過程，不僅遠景分化趨勢存在極具挑戰、需要認真對待的複雜性和不確定風險；即便是當前的遷變景象，也存在著諸多需要認真對待的複雜問題。

1.主體失衡：數智大他者與數智利維坦

數智時代，信息不斷向數智平台匯聚。數智平台由此獲得了形塑信息環境、信息行為、信息關係、社會結構的能量，通過形塑載體進一步對信息體施加影響與控制，如形構「信息繭房」、進行「數字畫像」、塑造「迴音室」等等。

數智化對平台加持賦權，數智平台由此獲得了巨大的權力——控制、決定各類應用的開發、上線，決定性地支配演算法規則、演算法關聯的邏輯，控制、支配大數據，主宰與影響社會輿論與個體信息自決……數智平台是數智時代真正意義上的巨人、大他者。這種權力從獲得之初，在獲得合法性檢驗之前，數智平台容易出現「巨人膨脹症」。肖莎娜·祖博夫認為，「大他者」形成，源於工具權力的興起。數智化遷變帶來社會權力的新結構、新形式，工具權力隨之興起。拾得工具權力的大他者，在「巨人膨脹症」想像的催化下，市場系統、社會系統的工具權力容易出現嚴重的數智強權和用權失衡，造成諸多非正義。

「巨人膨脹症」不僅可能帶來數智大他者，也可能滋生數智利維坦。伊格納斯·卡波卡斯引用歌曲「你的每一次呼吸、你的每一個舉動、你所走的每一步，我都會看著你」，認為這是數智監控平台對社會個體監視無孔不入的形象描述。數智監控如果走向極端，數智監控變質成為數智監視，就會脫離社會正義的基礎和邊界，滑入數智利維坦的危險境地。數智利維坦對個體、社會、國家具有極大的破壞力。數智利維坦可能帶來諸如此類的社會場景，危害個體和社會基於正義之上的合法權利，破壞社會正義，這是社會文明數智化遷變進程中公共性建構（法律制度、公共政策等建構）需要特別警醒的。

2.應用失衡：公共性失落與數智鴻溝

應用的社會嵌入，從替補性在線選擇逐漸上升為整個社會生產和生活的一種替代性、無選擇性的在線生活，獲得了一種對社會和個體的強制性和排他性。一種社會錯覺逐漸升騰形成，這種錯覺認為，政府、社會和個人似乎已經能夠在數智空間整體地實現社會生產與社會生活。現實世界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溝通逐漸消解，社會長期以來形成的溝通的、自為的公共性不斷地解構、萎縮。

數智化、排他性應用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客觀上，社會群體的數智素養存在參差不齊，面對數智化、排他性應用，社會群體將出現分化。數智素養較弱的社會群體，往往處於弱勢，容易遭受歧視。數字難民、數字移民、數字原住民等群體的出現，數智應用，發展成為一種驗證身份、評估風險和分配資源的唯一通道，表明社會正「發生深刻的歧視，使得監管不僅僅是一個個人隱私問題，也是一個社會正義問題」。

在數智應用面前，社會群體之間數智素養上的差距可能放大為數智鴻溝，弱勢群體在教育、就業、醫療、旅遊等領域面臨諸多不公。研究者指出，依憑個體無法自決的因素來分配資源（工作、教育機會）將帶來社會不公。數智應用背後潛在的數智鴻溝，數智鴻溝可能引發的社會不公問題，這是當代正義實踐不可忽視的一個內容。

3.演算法失公：演算法配置與結構失衡

演算法，本質是構建數據關聯。數智時代，隨著市場和國家的發展，演算法將越來越多地用於確定我們獲取社會重要公共利益。演算法成為分配正義的一種新的重要機制。演算法參與到資源配置，對資源進行演算法配置，這一功能，是在數智化遷變進程中逐漸發展出來的。

演算法配置這一功能能夠發展出來，反映了當代文明發展的內在規定性——正義的基礎邏輯正從「無知之幕」邁向「數智之基」。當代，此前一直被認為是限制、影響人類理性決策的因素——信息收集成本、信息處理成本——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數智化的世界代表了當代人類對世界一種理性的、格式化而又充滿樂觀與擴張的浪漫：世界是一個可以精準認知、精準過濾、精準評估、精準預測、精準控制的世界。在一個不斷數智化的世界裡，數智之基意味著人類文明的正義實踐逐漸形成、發展出一種的新邏輯——有別於「無知之幕」的基礎邏輯，運用數智演算法來配置社會資源，反映這樣一種邏輯：數智時代，資源配置的效率與社會正義並行不悖，資源的適洽、精準配置有助於實踐正義。

數智時代，數智技術賦予人類社會極其強大的信息收集能力和信息處理能力。社會資源的配置，一個凸顯的趨勢是數智演算法不斷嵌入其中，數智治理已然成為資源配置的普遍選擇。社會正義的前置邏輯——「無知之幕」正在逐漸被修正。越來越多的公共政策，其對資源配置的合理性與合法性，越來越傾向於訴諸數據、演算法。哈貝馬斯認為，隨著「處理信息的能力的提高，對其他社會亞系統的不斷冷漠，政治系統在社會中獲得了一種獨一無二的自主性。」數智治理、公共資源配置等領域數智演算法的發展與拓展，正是人類文明政治系統這種潛在的自主性得以實現的具體展現。

值得注意的是，「無知之幕」是程序正義的基礎，在此基礎上的程序正義也是正義實踐不可或缺的內容。換句話說，如果沒有程序正義，「無知之幕」下的資源配置，其正義性是難以實現的。同樣，當代社會，藉助數智演算法對資源（尤其是公共資源）進行配置，如果缺失程序正義，數智演算法也難以實現正義性。何以如此？根源在於演算法存在著黑箱效應，它是如此的不透明，有著普羅透斯似的多變性和不確定性。終極意義上說，演算法建構怎樣的數據關聯，主要取決於演算法背後的利益結構。演算法具體如何構造，主要取決於利益多方之間是通過怎樣的程序來互動與博弈、最終形成一種怎樣的利益結構。

從當前國內演算法引發的討論來看，演算法配置的正義性漸受關注——如濫用演算法對用戶進行精準畫像，侵害用戶信息隱私，用戶成為平台眼中的透明人、習慣人；如大數據殺熟，對不同社會群體嵌入不平等的演算法，不公平對待依法應公平對待的消費者，隱蔽侵害消費者利益。演算法，尤其是市場平台推動的演算法，如果國家、社會力量缺位，有效監管缺失，在演算法構造過程中，為了利益最大化，掌控黑箱之手的市場平台有動力嵌入歧視、惡俗、不良、不公、不法的數據關聯，造成社會不公，最終危害社會正義。

4.數據失公：數據權力與數據強權

隨著信息的海量積聚和大數據處理技術（如人工智慧技術）的興起，信息成為一種具有市場價值、社會價值、治理價值的戰略資源，大數據的工具意義也因而逐漸凸顯，信息被賦予了個體畫像和公共治理等意義上的工具權力。有研究者指出，社會對信息的依賴性越來越強，信息的人格利益、財產價值日益凸顯。國家機構和商業組織對個人信息的搜集、存儲、傳輸、處理、利用也就因此變得更加經常化、普遍化、簡易化。

大數據是工具權力興起的基礎，數據賦權、數據賦能、數據賦智，講的都是數據的工具權力和工具效應。數據存續的空間——賽博空間或網路空間，是否是一個任由自由競爭、弱肉強食的公地，人類文明是否任由公地悲劇發生而不加以任何公共性建設？毫無疑問，如果從網路空間的主體性、功能性、機制性來看，網路空間具有鮮明的公共性，是一個主體多元、功能共益、機制協同的公共空間。這一公共空間，每時每刻都會產生海量的數據，在有限的、不盡完善的權屬規則下大多屬於無權屬、權屬不明，即，海量數據處於權屬灰色地帶。那麼，公共空間這些數據是否象哈丁所指的公地，可以任人馳騁放牧——任意地挖掘、生成、採集、彙集、清洗、分析、傳送、保管、處分數據而不需要考慮數據行為各個環節可能涉及的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公共利益和他者利益。「在一個有限的世界裡，每個人都被禁錮在一個系統中，這個系統迫使他無限制地增加他的牧群。在一個相信公地自由的社會裡，每個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而毀滅是所有人奔向的目的地。公地的自由給所有人帶來毀滅。」「公地悲劇」說明，在一個公共空間中，即使是公共資源或無主資源的利用，想要避免共同趨向毀滅這樣的悲劇發生，是需要考慮公共空間多元利益的平衡。

三、正義的當代旨歸

人類文明正義的實踐價值、具體場域和歷史發展，呈現出一個不斷趨向平衡的指向；當代數智化遷變，其正義實踐，也不能跳脫這個指向。

價值的旨歸：正義的包容性

正義是社會公共性建構的基本遵循，在價值體系中具有重要地位，但這並不意味著正義獲得特立獨行的排他性優勢。作為一種實踐正義，正義具有形塑社會感覺的力量，必須與社會結構相適應。正義與其他價值——合作、效率、秩序、穩定存在怎樣的關係，需要放置在社會這一自組織系統中予以觀察。正義關涉權利、義務、責任的配置，但權利、義務、責任的配置也關涉到其他社會價值，如協作、效率和秩序。實踐正義是包容性的、中庸性的、平衡性的，能與諸多社會價值適洽相容。關於這一點，亞里士多德也曾經指出，正義指涉中庸之道，具有分配性和矯正性功能。中庸，就是執中而行，不走極端、不拘泥於極端，體現在其具體的歷史實踐的社會價值方面，即社會公共性建構，無論是它的法律、它的政策、它的程序、它的邏輯，整體上具有包容諸多社會價值的可能性，而不是拘泥於單一社會價值或者排他性地推崇單一社會價值。

數智化遷變，其正義的價值實踐，最終必然在一定的法律和政策上體現出來。國家對數智化嵌入與拓展，應當持有怎樣的態度，如何制定與之相關的法律與政策？如何在有關數智化的程序和邏輯上包容、平衡多元社會價值，這是當前相當迫切求解的命題。「數智賦能」「數智賦智」「人體電子化」「機器人配偶」等現象，最終要落在一個核心的問題上——國家對數智化，採取怎樣的態度，是謹慎監管還是從嚴監管？整體來看，國家採取怎樣的監管原則，不僅要考慮與社會結構、社會需求、社會利益適洽，也要考慮諸種價值相容。一個法律和政策，其所能包容的社會價值——公正、效率、秩序、合作、穩定，無疑最終要以溝通協同為基礎，畢竟，預設社會利益之間的溝通和博弈難免存在某種理論想像和制度假設。一個基礎而必要的建構是，建構一種與正義實踐相洽的機制，推動利益多方主體通過溝通與協商，進而動態地實現、保障數智化遷變進程中正義的包容性。

場域的旨歸：正義的適洽性

正義依託於社會共同體，具有社會性、公共性、人民性。遊離於社會性、公共性和人民性的正義是空中樓閣，缺乏實踐的具體場域。無論在微觀場域還是宏觀場域，正義需要有整體的、普遍的社會認同，即具有與社會共同體觀念適洽的合法性。羅爾斯認為：正義培養的正義感和它所鼓勵的目標通常必須戰勝不公正傾向。要評估正義概念（以及它所定義的秩序良好的社會）的穩定性，必須檢視這些對立傾向的相對強度。數智化遷變進程中，無論是正義的理念、制度還是正義的邏輯，必然要與其所處那個階段的場域相適洽、相平衡。一個社會的正義實踐受這個社會的正義觀念的制約。同時，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其正義實踐也會深刻地影響這個共同體的正義觀念。正義的穩定性與正義的適洽性緊密關聯，正義的適洽性是正義穩定性的基礎，而正義的穩定性是正義適洽性的歷史展現。

數智化遷變，是選擇低風險的平衡演進還是採取高風險冒進，這是統領數智時代公共性建構的正義——其建構、形塑等實踐必須要解答的一個問題。人類文明所經歷的遷變，無論是狩獵採集文明向農耕文明演進，還是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演進，其轉型遷變是一個極為漫長、充滿曲折和複雜性的歷史進程。人類文明遷變歷史表明，文明遷變本身存在內在的規定性——文明遷變的複雜性和理性積澱的長期性：文明遷變具有曲折性、反覆性和多樣性；而社會理性的積聚、形成，需要一個歷史的、長期的社會積聚、沉澱。這是文明遷變進程中正義實踐的一個基本遵循，任何社會文明正義形塑、公共性建構都無法逃脫的一個基本歷史脈絡。

數智化遷變，其社會結構呈現出數智大他者、數智利維坦等社會圖景和主體「客體化」、客體「主體化」的分化趨勢，這是弱者不斷失權的時代，也是需要國家、社會組織不斷強化統籌的時代。數智化遷變過程中，個人命運更為複雜、更為整體地被數智化場域整體主宰——個體命運的自主性遭到深度消解，個人命運為其所處的時代場域主宰和掌控。在這一場域下，國家、社會對個體的責任——從正義視角下考量的、一種作為對弱者的責任，整體地、兜底地提供個體權益的保護和保障，實現社會資源適洽配置的正義理念、制度和邏輯將取得社會的合法性，適洽配置的正義理念、制度和邏輯將被進一步強調，並將逐漸地、整體地建構與形塑。

歷史的旨歸：正義的漸進性

正義在人類文明的傳承中，具有歷史的漸進性。人類社會遷變中正義的歷史實踐，總體上要與其所在的社會結構協調；在社會遷變中不斷地祛魅演進，漸進地形成與社會結構適洽的正義理念、正義邏輯和正義制度。以賽亞·伯林說，哲學的目的始終是一樣的，幫助人類了解自己，在正大光明中運行而不是在黑暗無知中瘋狂。可以說，正義的歷史實踐也是始終為人類文明的遷變提供此類幫助。

正義實踐如何面對文明形態正在發生的一種遷變新趨勢，從其歷史的傳承來看，平衡是其歷史的一個基本指向：無論是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遷變，還是工業文明向數智文明遷變，正義的歷史實踐不能與社會結構、社會利益脫節，正義的歷史實踐與社會結構的平衡以及社會利益之間的平衡是正義歷史實踐漸進性的精髓。這個過程中，強者的權力與弱者的權利、強者的自由與弱者的自由、強者的責任與弱者的保護，其平衡性，是全景式正義實踐不可逾越的基本內容。其中，強者對弱者承擔怎樣的責任，是正義實踐平衡性最為關鍵的構建點。失去社會平衡和利益平衡的公共性建構，很難說它是正義的。社會平衡和利益平衡的實現，整體來看，具有漸進性，存在波動、反覆、曲折，正義實踐往往是在社會主體、利益主體拓展參與、反覆博弈、波動曲折中呈現出縱貫的、漸進的歷史性。

正義的歷史旨歸需要一個較為漫長的觀察周期，當前處於進一步拓展深化的數智化遷變，尚不足以提供這樣的觀察基礎。考察正義歷史旨歸，其縱深的漸進性不妨以工業革命以來英國倫敦霧的治理為例。

倫敦霧治理歷史中所體現的正義實踐，表現為平衡之上的一種歷史漸進性。這個長達幾個世紀的漫長進程，工業化遷變給林林總總社會權益的配置帶來諸多全新的社會景象，以「權益平衡配置」為中心的社會正義面臨新挑戰、新風險；這個歷史進程，正義實踐的精神、邏輯、機制、程序得到了整體的淬鍊發展和理念化、制度化的升華與積澱。

歷史總有它的相似性，正義的歷史實踐，其追求平衡、實踐平衡、實踐正義的機制、程序、邏輯和精神，是有傳承的。人類文明的數智化遷變，正義的歷史實踐，必然要面對諸多我們現在還無法預見的新問題、新危機、新風險。人類文明對正義的尊崇，每一個階段它的正義指向，要求它的法律、它的政策、它的程序、它的邏輯，整體指向平衡精神。

在皮亞喬德看來，追求社會公正「一直是許多，也許是大多數社會變革背後的驅動力」，數智化遷變進程中，探討當代正義的總體特徵與實踐旨歸，其本質是審視人類文明這個複雜系統整體呈現數智化遷變，正義作為公共性建構的統領，其理念建構、制度建構、邏輯建構面臨新挑戰、新動向、新使命。回溯歷史、關照現實，以一種歷史的、發展的眼光來理解正義與社會遷變之間的關聯，研判當代正義的總體特徵及其實踐價值、場域和歷史指向，進而為整體地認識新挑戰，形塑新邏輯、融合新理念、構建新制度，實踐新平衡提供一種學理性的、系統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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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明 | 數智時代的正義：複雜性及其當代旨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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