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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一戰時期日本在中國和整個亞太地區咄咄逼人的擴張，打破了東亞的權力平衡，美國的「門戶開放」原則因與日本利益的衝突而騎虎難下。一戰之後，接任威爾遜的哈定（Warren Harding)政府決心在承認日本新權力地位的基礎上，建立起新的東亞權力平衡，並調適美國對「門戶開放」的基本觀念。
1、「華盛頓體系」的作用
哈定政府試圖通過一系列條約，建立一種基於集體安全的國際秩序，來緩和同日本在西太平洋的海軍軍備競爭以及在中國的競爭中所產生的種種矛盾。為此，在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期間，美國以調整列強在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關係為由，召集列強召開了華盛頓會議。
在華盛頓會議上，日美雙方達成了妥協，為了換取日本自願抑制其進一步擴張的承諾，美國從實力政治的考慮出發，承認了日本在東亞的實力，也承認了日本在華的「特殊地位」及其在滿蒙的特權，這種做法雖然也打著維護「門戶開放」原則的旗號，但實際上卻是損害「門戶開放」原則有關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規定本身的。
另一方面，日本也對《限制海軍軍備條約》中與美國3：5的主力艦噸位比例規定表示同意，並同意今後將不干涉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不利用中國的局勢謀求進一步利益擴張，同時加入並遵守與美國和列強協調合作的國際秩序。
美日在有關對華「門戶開放」原則問題上重新達成的諒解，納入了作為華盛頓會議成果之一的《九國公約》之中。
華盛頓會議的最終結果——各國通過共簽《限制海軍軍備條約》、《四國條約》和《九國公約》等條約，建立起了被稱為「華盛頓體制」的遠東集體安全體制。這是列強在遠東建立的第一個集體安全機制。美國將把日本納入集體安全體制內視為會議的一大「成功」，認為該體制將會為遠東帶來長久的和平。
不過，相對於美國而言，日本在華盛頓會議上的成功也許更大。因為在當時以英美為中心的國際秩序中，日本的力量仍然相對弱小，與美英協調的餘地並不大，很難說它加入華盛頓體制下的國際秩序做出多大的讓步。
而且，日本從日俄戰爭以來在東亞和中國的種種擴張行為，儘管損害了美國的「門戶開放」原則並屢次挑戰了列強容忍的極限，但卻通過華盛頓會議又一次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正式認可最為關鍵的是，華盛頓體制無法或者說很難確保和平局面的長期穩定，因為華盛頓體制本身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即該體制的穩定必須以日本的自我約束為前提。
在1920年代，以原敬、幣原喜重郎等為首的英美協調派影響著日本政治，他們的政策觀念是主張日本應尊重「華盛頓體制」，重視同美英協調關係，在對華政策上，協調派認為日本應以確保中國市場的經濟外交為重點，尊重《九國公約》不干涉中國內政的原則，並對以武力推行對華政策持慎重態度。
所以，儘管1920年代的中國正處於大革命的動蕩中，民族主義運動高漲，政局非常不穩，但協調派主導下的日本，基本上遵守了在華盛頓會議上作出的不以武力推進日本在華利益的承諾。
可是，協調並非當時日本唯一的對外政策理念長期以來，在武力擴張中國家利益步步推進，使日本與許多國家主義者對武力的邏輯更情有獨鍾，並不甘心受條約承諾的束縛，政界的右翼和軍方一直與英美協調派對抗，認為華盛頓諸條約是對日本的利益和發展的約束，日本應以武力侵華，直接迅速推進在東亞的利益，不必顧忌英美反應，因此，在華盛頓體制下的1920年代可以看到，儘管在幣原主持下的「協調外交」。
看起來是這一時期日本外交的主基調，但出身陸軍大將的田中義一出任首相兼外相時，日本已然蠢蠢欲動，在國民革命軍北伐之際，日本於1927年6月和1928年4月兩次出兵山東，與國民革命軍發生衝突，釀成「濟南慘案」。
在1928年6月4日，日本關東軍又製造了「皇姑屯事件」，暗殺了希望擺脫日本控制、與日本矛盾日益尖銳的東北軍閥張作霖，這些事件，充分表現出日本右翼和軍方勢力欲突破「華盛頓體制」的急切心情。
因此，「華盛頓體制」只帶來了這一時期東亞的短暫和平以及美日關係的短暫和諧。
2、「史汀生主義」的妥協性
1929年爆發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導致了國際貿易體制崩潰解體。經濟危機使得以出口為導向的日本經濟遭受到沉重打擊，也成了蠢蠢欲動的日本右翼和軍方突破華盛頓體制的最好借口。軍政兩界的右翼結合在一起，趁機將日本的經濟困境歸結為文官政府與英美合作的「協調外交」，由此而重新強調日本應以武力保護在華勢力範圍，尤其是「滿蒙生命線」。
在如此前提和氛圍下，駐紮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鋌而走險，策動了「九一八事變」。
儘管「九一八事變」只是關東軍中下級軍官所策劃，但日本政府很快對這一事實進行了追認，因此，事實上，對日本而言，儘管在華盛頓會議上，做出了各種承諾與保證，但任何承諾和保證都沒有改變其內心依然奉行的弱肉強食的強權政治信條。
在「九一八事變」中，日本公然違背了在華盛頓會議上以和平手段謀求在華利益的承諾，踐踏了《九國公約》、《非戰公約》等構成「華盛頓體制」的基本條約，這使得「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成為日本己不願再受「華盛頓體制」約束的標誌。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使美國的「門戶開放」原則又一次受到了日本的挑戰。雖然當時美國的胡佛政府清楚地意識到，美國在20世紀20年代苦心經營的整個遠東國際秩序的有效性和權威性，已經被破壞，但是，30年代的胡佛政府仍然無法擺脫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在日俄戰爭後所面臨的尷尬。
在當時的美國，反對採取制裁行動的看法仍然是壓倒性的。國務院幾乎一致確認，美國在華利益並不重要，尤其沒有必要為了「滿洲」而與日本惡交，更不用說開戰，國防部長赫爾利(Patrick Jay Hurley)指出，美國軍隊沒有做好參戰的準備，海軍和陸軍實力都不夠。
考慮到軍方意見，擔心日本會以武力回敬，胡佛本人不僅堅決反對訴諸武力，也反對採取經濟制裁，同時，美國國會兩院也都沒有把日本的行動，視為對美國任何利益的威脅、參議院更強烈反對美國採取對抗日本的立場。政府方面只有國務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對中國表示同情。
但即便如此，他也並不認為美國應該為此採取實質性的行動，讓美國承擔起「門戶開放」中所設計的東亞角色。
總體上，到1931年，美國在中國經濟利益仍然是微弱的，其對華出口只有980萬美元，佔美國出口總額的4%；對華投資也只有1968萬美元，僅佔美國海外投資總額的1.2%。相反，美日貿易在美國對外貿易中所佔的比重，卻大大超過中國。1930年，美國對華貿易總額是1910萬美元，而對日貿易總額已經達到了4440萬美元，已是對華貿易的兩倍多。
在這種狀況下，當時美國要求政府採取行動的最強烈的壓力，僅僅來自和平運動、國際聯盟的支持者以及要求裁軍和主張戰爭非法化的和平人士。
胡佛政府在反覆權衡之後，認定美國沒有準備好、也不值得為中國而動用武力。1932年1月，美國國務卿史汀生照會中國和日本雙方，表示美國將不承認對其條約權利的損害，包括關於中國的主權、獨立或領土及行政之完整；美國也不承認以違反《非戰公約》義務的方法獲致的任何局勢，這就是著名的「史汀生主義」，即「不承認主義」。
「史汀生主義」令日本得寸進尺，1932年3月，日本扶植的溥儀傀儡政權「偽滿洲國」宣告成立，基於中國政府對國聯的申訴，5月，國聯派出李頓調查團前往調查。
不過，由於「史汀生主義」的發表，日本已認定美國不會因維護中國的主權完整而採取不惜危害日美關係的措施。九個月後的1933年3月，當國聯召開大會正式通過李頓調查團的調查報告，譴責日本的侵略行為並判定「偽滿洲國」非法時，日本乾脆宣布退出國聯，終止了它認為與國際合作協調機制之間現在看來已是礙手礙腳的關係。
3、日本的步步緊逼
正如美國學者孔華潤所言，當一個強大的國家有意不顧「門戶開放」政策而寧願用武力達到其目的時，「門戶開放」政策就毫無用處。此後，美國便眼看著日本無視美國存在，在中國和東亞肆意而行，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
1933年，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入主經濟大蕭條之後的白宮，擔任美國第32任總統。當時羅斯福認定，他的首要任務是醫治大蕭條給美國帶來的內部創傷，其次才是維護世界和平；而就世界和平而言，美國重點關注的應該是歐洲的和平。換言之，羅斯福並不認為發生在東亞和中國的問題會觸及美國的根本利益。正因為如此，羅斯福上台之後繼承了史汀生「不承認主義」綏靖日本的做法。
1934年4月，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英二發表聲明，稱「由於日本在與中國關係上的特殊地位」，日本對中國和東亞負有特殊責任，各國對華援助，即便是經濟和技術上的援助，都「將給中國帶來不幸，而且對日本和東亞也會帶來嚴重後果」，將精力放在國內問題上的羅斯福政府本擬對天羽聲明置之不理，但是英國希望英美能採取聯合行動向日本發出警告，美國勉強為之。英國抗議日本違反了《九國公約》。
美國的照會聲明雖然在表面上表示要捍衛美國的利益，但卻並不打算掩飾其不願向日本挑戰之心，在美國的綏靖政策下，從策劃華北五省自治，到「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得寸進尺。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的爆發使日本的侵華戰爭全面展開。事變當時美國毫無表態，為了在對日關係上保持最大的靈活性，國務卿科德爾·赫爾在7月16日才發表了一項無關痛癢的聲明，勸告一切國家堅持國際條約，信守和平與不侵略原則。
1937年12月12日，日本飛機襲擊並擊沉了美國海軍在長江的炮艇「帕奈」號，這是對美國的公開直接挑釁，當時的美國駐日大使約瑟夫·格魯曾以為日本的這一行動將會導致美日斷交。
但是，為避免捲入已經全面爆發了的中日戰爭，羅斯福政府竟息事寧人地迅速接受了日本的道歉和賠償。這一行動，讓世人感到美國已幾乎完全放棄了其在華利益，也完全拋開了對「門戶開放」原則和《九國公約》的考慮，美國綏靖妥協的姿態顯然也鼓勵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發表公開聲明，提出日本徵戰之「最後目的」在於「建立保衛東亞永久和平的新秩序」，並要求各國「正確認識帝國的意圖和政策，適應東亞的新形勢」。
隨後，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11月18日照會美國，稱「日本政府堅信，目前正處在東亞新形勢的發展時期，如果不加任何更改地把中日事件前的概念及原則用於目前及將來的複雜環境，不可能提供解決當前問題的任何辦法，也不可能奠定東亞永久和平的堅固基礎」。
有田照會實際宣布日本不再受《九國公約》及其有關文件的約束，這一行動直接針對美國，是對美國在東亞的地位和「門戶開放」原則的公開挑戰。
此時，由於國內和平運動的大力宣傳，「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昭然若揭的對華侵略行為，已引起了美國人對遠東問題的重視美國的國內輿論已開始轉向，尤其在盧溝橋事變後，美國國內輿論普遍對中國寄予同情，譴責日本的侵略和殘暴；考慮到國內輿論的影響，並對美日關係最終發展充滿擔心，同年12月5日，美國政府終於做出了反應。羅斯福總統宣布將向中國提供2500萬美元的「桐油貸款」。
「桐油貸款」是美國首次以經濟手段捍衛「門戶開放」原則。但是，它來得太遲，也杯水車薪，根本無力阻止日本打算以武力徹底打破現狀、建立新秩序的決心。
4、走向太平洋戰爭
直到日本入侵東南亞以前，美國對日本的反應都是有限的。許多歷史學家都認為，如果日本止於對華侵略，日美之間或許並不會走向戰爭。美國之所以做出對日戰爭的決策，與對歐洲戰爭的考慮有關。1939年9月，歐洲戰爭爆發。由於英美特殊關係以及對捍衛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考慮，使美國人日益關心歐洲戰事，並把幾乎全部的注意力轉向支持英國。
在這種情況下，德意日三國接近的苗頭，才讓大洋彼岸的美國人嗅到了戰爭的氣息。
在如何對待日本在東亞和西太平洋幾乎無休止擴張的問題上，美國政府內部分為兩派。一派以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和內政部長哈羅德·伊克斯等人為首，主張從經濟上堅決制裁日本，迫使它收斂擴張勢頭；但另一派，國務卿赫爾和駐日大使格魯等人卻主張美國應採取避免刺激日本的謹慎態度。
羅斯福總統傾向於穩健派的立場，他擔心美國對日採取強硬措施會刺激日本國內強硬派，並導致日本與德、意兩國在《反共產國際協定》的基礎上形成全面的政治軍事同盟。三國結盟會將分別發生在歐亞的戰爭連為一體，而到時候美國無法置身事外卻又還沒有做好戰爭準備的話，事態就會對美國極端不利。
在美國政府內兩派的爭論以及羅斯福總統的猶豫中，日本受德國在歐洲勝利的鼓舞，於1940年4月開始試探「南進」政策，把侵略對象擴大到東南亞。同年7月26日，在第二次組閣的近衛文麿的主持下，日本內閣通過《基本國策綱要》，提出要以「八統一宇的肇國精神」，「建立以日本皇國為中心，以日滿華的牢固結合為主幹的大東亞新秩序」。
8月1日，日本外相松岡洋右又發表了《皇道外交宣言》，宣稱「日本外交政策的直接目的是按照神道的崇高精神建立一個偉大的東亞共榮圈」。
當時英德不列顛之戰正吃緊，東南亞殖民地的物資支持對英國本土的戰爭至關重要，日本對東南亞的侵略將可能導致英國的失敗，同時也直接威脅到菲律賓以及美國在東亞的存在，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締結了《三國同盟條約》，羅斯福所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三國同盟的結成使歐亞戰爭連為一體，變成為一場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大戰。
美國無法再繼續逍遙地置身事外。三國同盟條約簽署後，美國對日本的態度迅速由綏靖轉趨強硬。國務院遠東司司長項白克建議加強對中國的援助，以中國拖住日本，一向親日的駐日大使格魯也發出著名的「綠燈通訊」，敦促政府向日本顯示武力以阻止其南進。此後，美國加大對中國的援助力度，在6個月之內，便向中國國民政府提供了9500萬美元貸款。
當美國決心採取手段阻止日本的侵略行為並捍衛其在東亞的利益時，美日戰爭的腳步便臨近了。
1941年4月16日，美日赫爾野村-談判開始，日本提出要與美國同守「門羅主義」，即各自清理自己的勢力範圍，但美國方面赫爾卻擺出美國不願與日本共同宣布「門羅主義」而要堅持「門戶開放」政策的強硬姿態。由於雙方各不讓步，談判一直僵持，同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之後，日本在7月確定了南進的方針，並旋即開始入侵印支南部。日本對印支南部的侵略，將直接威脅到美國在菲律賓的存在，美國的立場因此變得更加強硬。
8月1日，美國宣布對日本實行全面石油禁運，要求日本停止繼續南進，退出三國條約並從中國撤軍。石油禁運對依靠資源進口的日本而言是沉重的打擊，但已經全力開動戰爭機器的日本不甘由此止步，失去在它看來已經獲得或即將進一步獲得的權益，9月6日，日本御前會議通過了《帝國國策實施要則》，規定日美談判的最後期限為10月中下旬，如談判不成，日本將「採取對美開戰的堅決方針」。
11月26日，赫爾向日方提出「赫爾備忘錄」，要求日本從中國和印支撤軍，並放棄對偽滿洲國和汪偽政權的承認。日本沒有做出答覆，12月6日，羅斯福向天皇發出呼籲和平的電報。但日本的回答是，12月7日，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指揮日本海軍偷襲了美國太平洋艦隊的大本營——珍珠港，珍珠港偷襲使美國太平洋艦隊慘遭重創。次日，羅斯福對日宣戰，美日太平洋戰爭終於爆發。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迫使美國對東亞政策全盤重新考慮，而隨著戰爭的到來，東亞的中日美三國關係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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