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城月光
那年冬天,我從東北邊防線退伍回來,手裡捏著一張縣裡的調令,心裡像揣著個小兔子似的直跳。
"小鄭,組織上決定抽調你去公社工作。"縣武裝部長吸著旱煙袋,眼睛眯成一條縫,"好好乾,這是你的機會。"
我沒想到命運會在公社大院的檔案室里,給我安排一段故事。
頭一天報到,我就見到了她。
戴著一副圓框眼鏡,扎著樸素的馬尾辮,安靜地坐在堆滿卷宗的桌前。
"這是縣裡新分來的小麗同志,中專畢業生。"書記介紹道,"鄭同志是咱們的複員軍人,以後你們一起整理檔案。"
我那時剛二十三歲,從小在農村長大,除了當兵時學了點機械維修,肚子里沒幾滴墨水。
見了這個眼睛裡透著書卷氣的女孩,我像個犯了錯的孩子,連軍隊里練就的硬氣都丟了。
其實,我早在報到前就聽說了這位"文化人"。
公社裡來了個女中專生,這在當時可不是小事。
縣裡的幹部子弟考上大學的不少,但能分配回來工作的沒幾個。
小麗不一樣,她是知青的女兒,家裡沒什麼關係,卻憑本事考上了中專,又回到縣裡工作。
"你會打算盤嗎?"她問我的第一句話就讓我臉紅。
"會一點。"我撒了謊,心想著晚上得去求生產隊的老會計教我。
那晚,我借了生產隊會計的算盤,跑到他家裡求教。
老會計姓王,六十齣頭,是隊里有名的算盤高手,據說手指在珠子上一撥,能比算數學的還快。
"咋啦,小鄭,當兵回來不去鎮里,怎麼對算盤感興趣了?"王會計笑眯眯地問道。
"王爺爺,我被調去公社當檔案員了,得會打算盤。"我有些不好意思。
"喲,不錯哇,進公社了!聽說跟那個女中專生一起工作?"王會計眼睛一亮。
我點點頭,臉上有點發熱。
"別害臊,爺爺我年輕時也是這麼過來的。"王會計拿出一個褪了色的老算盤,"來,先從最基本的撥珠開始學。"
那是個物資匱乏的年代,但卻充滿了希望。
改革開放的春風剛剛吹進這座北方小縣城,人們眼裡有了光。
我和小麗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日復一日地在堆滿舊紙的房間里整理著過去,謀劃著未來。
記得剛開始那幾天,我手忙腳亂,連檔案編號都能搞錯。
她倒是不嫌棄我,耐心地教我怎麼按年份、部門整理那些發黃的紙張。
"你看,這個是咱們公社1958年大躍進時期的生產記錄,數字有問題,但咱們只負責整理歸檔,不做評論。"她低聲對我說,眼神里透著一種我看不懂的複雜。
我那時不懂什麼叫歷史,只是覺得她懂得真多。
每當夕陽西下,檔案室的窗戶鍍上一層金黃,她伏案工作的側臉也染上暖色。
那副圓框眼鏡反射著光,像是鑲了一圈金邊。
我常常偷看她那時的樣子,像極了月光下的剪影,清晰而柔和。
她是知青後代,父母都在縣裡當老師,見識比我廣。
小麗的父親姓林,是縣一中的語文老師,在文革前是有名的才子,寫得一手好毛筆字。
她母親教數學,聽說當年是從上海下放來的知識分子。
難怪小麗說話做事都透著一股子不一樣的氣質。
每當我笨手笨腳地填錯表格,她總是耐心地教我,不像其他幹部那樣居高臨下。
"農村孩子吃過苦,腦子活。"她常這麼鼓勵我,"你以前當過兵,最有紀律性了。"
時間就這樣一天天過去,公社的廣播喇叭里放著《鄉戀》,我的心卻悄悄放進了一個女孩的影子。
那年冬天特別冷,檔案室里沒有暖氣,只有一個小煤爐。
每天早上,我都會提前到單位,生好爐子,等她來的時候屋子已經暖和了。
她從不說謝謝,只是偶爾會多帶一個肉包子給我。
"我媽做的,多了一個。"她總是這樣解釋,但我知道那是特意為我帶的。
有一次,我看見她的手凍得通紅,便悄悄從部隊帶回來的皮手套遞給她。
"戴上吧,東北的冬天不是鬧著玩的。"我有些局促地說。
她猶豫了一下,接過手套,試著戴在手上。
"有點大。"她笑了笑,但還是戴上了。
那雙深綠色的皮手套在她白皙的手腕上顯得有些笨拙,卻莫名地合適。
從那以後,每到寒冷的日子,她總會戴著那雙手套來上班。
這成了我們之間的第一個默契。
春天來了,公社周圍的楊樹發了芽,綠意一點點爬上了枝頭。
我和小麗的工作漸入佳境,檔案室的卷宗也整理得有條不紊。
有時候,我們會一起去食堂吃飯,她總是主動幫我盛一勺辣椒醬,因為她記得我愛吃辣。
"小鄭,你退伍前在哪個部隊?"一天中午,她突然問我。
"在黑龍江,守邊防。"我回答。
"冷不冷?"她又問。
"能凍死人。"我笑著說,"零下四十多度,往天上潑盆水,落地就成冰了。"
她聽得入神,眼睛裡滿是我沒見過的嚮往。
"真想去看看。"她輕聲說。
那一刻,我在心裡暗暗發誓,有一天一定要帶她去看看那片白雪皚皚的邊境線。
一年後的春天,縣城電影院放映《小花》。
我攢了兩個月的工資,終於鼓起勇氣約她去看。
"你怎麼知道我想看這部電影?"她驚訝地問。
其實我哪知道她想看什麼,只是聽說這是新上映的好電影,便想帶她去看。
電影院里黑漆漆的,坐滿了人。
放映機的燈光在黑暗中投射出一道亮線,銀幕上的故事讓座位上的人時而笑時而哭。
在一個催淚的場景中,我感覺到她的手輕輕碰了碰我的。
我鼓起勇氣,小指勾住了她的。
她沒有抽回去。
從此,縣城的月光下多了兩個並肩漫步的身影。
我們常常沿著縣城唯一的那條水泥路走到盡頭,再折返回來。
路兩旁的楊樹在風中沙沙作響,彷彿在為我們唱歌。
小麗喜歡給我講她讀過的書,什麼《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牛虻》,還有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外國小說。
我則給她講邊防線上的故事,戰友們如何在冰天雪地里巡邏,如何在春節夜裡輪流守崗位。
"保爾·柯察金說過,人最寶貴的是生命。"她有一次認真地對我說,"但我覺得,人最寶貴的是能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我想要的生活很簡單。"我回答。
"什麼?"她好奇地問。
我沒有說出口,但心裡已經有了答案:和你在一起,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然而好景不長。
六月的一天,我正在公社院子里幫忙搬運化肥,看見小麗的父親林老師騎著自行車來了。
他穿著一件灰色中山裝,臉色嚴肅,和小麗長得有幾分相像。
"你就是鄭建國?"他直接問我,聲音不大但很沉。
我趕緊放下袋子,擦了擦手上的汗,"是,林老師好。"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眼神中帶著明顯的審視。
"你和我女兒的事,我聽說了。"他直截了當地說,"你是個好小夥子,也是複員軍人,我respect你。"
他蹦出一個英文詞,我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是"尊重"的意思。
"但是,"他接著說,"小麗還年輕,剛剛開始工作,前面的路還長,我希望你們都能把心思放在工作上。"
我明白他的意思,心裡像壓了塊石頭。
"林老師,我..."
"不用說了,"他打斷我,"我知道你想說什麼。男子漢做事,不要只憑一時衝動。小麗從小學習好,將來縣裡還準備推薦她去地區工作呢。"
這句話像刀一樣扎在我心裡。
地區工作,那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機會啊。
我一個農村出身的退伍兵,憑什麼耽誤人家的前程?
林老師走後,我一整天都心不在焉。
小麗似乎看出了我的異樣,下班時問我:"今天怎麼了?不舒服?"
"沒事。"我勉強笑笑,"可能有點累。"
我沒敢告訴她她父親來過的事,但心裡的疙瘩解不開了。
更糟的是,一周後,縣裡真的下文推薦她去地區文教局工作。
這個消息在公社裡傳開,大家都替她高興,說是難得的好機會。
只有我,笑不出來。
那晚,我們站在縣城唯一的水泥橋上,看著黑黢黢的河水和星星點點的燈火,沉默不語。
五月的風吹過河面,帶著青草的香氣。
"我可能要走了。"她最終開口,聲音輕得幾乎被風吹散。
"我知道。"我咬著牙,"你應該去,那是好前程。"
她轉過頭看我,眼睛在月光下顯得格外明亮。
"你就沒有別的話要說嗎?"
我有千言萬語想說,卻一個字也說不出口。
林老師的話在我腦海中迴響:小麗從小學習好,將來縣裡還準備推薦她去地區工作呢。
我有什麼資格讓她為我放棄這樣的機會?
"好好照顧自己。"最後,我只憋出這麼一句。
她眼中的光黯淡下去,轉身離開了橋頭。
看著她遠去的背影,我的心像被撕裂一般疼痛。
回到宿舍,我輾轉難眠。
農村人的自卑感和當兵練就的倔強在我胸口打架。
我是不是太懦弱了?就這樣放棄?
可我又能怎麼辦?以我現在的條件,能給她什麼樣的未來?
第二天一早,我去縣廣播站借了份報紙,無意中看到了夜大招生的消息。
縣裡的夜大是專門為在職幹部和工人開設的,學制三年,畢業後可以拿到相當於中專的文憑。
一個念頭在我腦海中閃現:如果我能提升自己,是不是就有資格站在她身邊了?
當天下午,我冒雨去縣教育局報了名。
考試時間定在下個月,我只有三十天的準備時間。
我沒告訴任何人,包括小麗。
那個月,我白天正常工作,晚上回到宿舍就開始複習。
我從集市上買了幾本舊教科書,數學、語文、政治,樣樣都要學。
小麗似乎察覺到了我的疏遠,有幾次想找我聊天,我都借口工作忙搪塞過去。
其實,我怕一見到她,就會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把她留下來。
考試那天,大雨如注。
我頂著雨跑到縣一中的考場,渾身濕透。
考場上坐滿了像我一樣的年輕人,大多是工廠工人和基層幹部,個個神情緊張。
試捲髮下來,我的手微微發抖。
三年沒碰過課本,很多知識都已經模糊。
但我咬著牙,一道題一道題地做下去。
離開考場時,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只知道我儘力了。
一周後,錄取名單貼在縣教育局的公告欄上。
我的名字赫然在列。
那一刻,我激動得差點跳起來。
回到公社,我才發現小麗已經收拾好了東西,準備第二天去地區報到。
"我明天就走了。"她站在檔案室里,聲音平靜,"這些卷宗我都整理好了,標籤都貼好了。"
我點點頭,不知道該說什麼。
"你最近在忙什麼?"她突然問道。
"沒什麼,就是...工作。"我撒了謊。
她似乎有些失望,但沒再追問。
臨走前,她從包里拿出一個信封遞給我。
"以後有什麼事,可以給我寫信。"
我接過信封,上面寫著地區文教局的地址。
"我會的。"我說,心裡卻不確定自己是否有勇氣寫這封信。
第二天,我沒去送她。
我怕自己控制不住,會做出挽留的舉動。
那天下午,我獨自一人站在水泥橋上,看著遠處的公路,想像著她坐在去地區的汽車上,漸行漸遠。
從那天起,我的生活有了新的重心。
白天工作,晚上騎著二八自行車去縣城上夜大。
那輛自行車是我從連隊裡帶回來的唯一值錢物件,陪我走過了不少路。
夜大的課程很緊,每周三個晚上,從六點上到九點。
冬天的夜晚特別冷,騎車回宿舍時,風颳得臉生疼。
但我從不缺課,因為我知道,只有知識才能改變我的命運。
學校里的老師都很負責,其中一位姓趙的數學老師特別照顧我。
他知道我是退伍軍人,又是農村出身,總是在下課後額外給我講解難題。
"鄭同志,你比其他人用功多了。"趙老師常常這樣鼓勵我,"堅持下去,前途無量啊。"
我沒告訴他,我用功是因為心裡裝著一個人。
第一學期結束時,我給小麗寫了一封信。
信很短,只說了我報了夜大的事,學習很充實,希望她工作順利。
兩周後,我收到了回信。
她的字依然工整漂亮,信中說地區工作環境不錯,但生活有些單調。
最後一句話讓我讀了又讀:"我很高興你決定繼續學習,這是明智的選擇。"
從此,我們開始了斷斷續續的通信。
她的信總是講述地區的見聞,新政策的執行,單位里的趣事。
我的信則多是關於學習的進展,公社的變化,農村改革的新氣象。
我們謹慎地避開了關於感情的話題,彷彿那個夏夜的分別從未發生過。
然而,每次收到她的來信,我都會小心翼翼地拆開,一遍遍地讀,然後珍藏在一個舊鐵盒裡。
那個鐵盒是我在部隊用的飯盒,陪我度過了艱苦的軍旅生涯,如今成了裝載思念的容器。
三年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
夜大的課程一門接一門地結束,我的知識面也越來越廣。
尤其是機械製圖和會計基礎這兩門課,我學得特別認真。
因為我知道,這些實用技能將來能幫我找到更好的工作。
1981年夏天,一個重要的機會來了。
縣裡的農機廠在招技術員,要求有機械知識,會看圖紙。
我立刻報名應聘,帶著夜大的成績單和老師的推薦信去了面試。
廠長是個五十多歲的老工人出身的幹部,看了我的材料後點點頭:"複員軍人,又自學上進,不錯,明天來上班吧。"
就這樣,我成了農機廠的一名技術員,工資比在公社高了一倍多。
這個好消息,我第一時間寫信告訴了小麗。
令我驚訝的是,一周後,她竟然親自來到縣城,站在了農機廠的門口。
"聽說你當技術員了,特意來看看。"她笑著說,眼睛裡滿是我熟悉的光彩。
她看起來比以前成熟了,穿著一件淺藍色的確良襯衫,頭髮剪短了,但依然戴著那副圓框眼鏡。
"你怎麼有時間回來?"我驚喜地問。
"請了三天假。"她說,"其實,我一直在考慮調回縣裡。"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為什麼?地區不是更好嗎?"
她看著我,眼神里有種我讀不懂的複雜:"有些東西,遠了才知道珍貴。"
那天晚上,我們又站在了那座水泥橋上。
三年前的分別似乎就在昨天,又彷彿已經過了很久。
"這三年,你有沒有...交女朋友?"她突然問道。
我搖搖頭:"哪有時間,不是上班就是上學。"
事實上,不是沒有機會。
廠里有幾個女工曾經對我示好,單位里也有人說要給我介紹對象。
但我的心裡只裝得下一個人。
"那你呢?"我忍不住問道。
"地區文教局的男同志不少,條件也不錯。"她笑著說,看到我臉色變了,又補充道,"但都不是我想要的。"
月光下,她的眼睛亮如星辰。
"其實,我拒絕了地區的正式編製。"她輕聲說,"我申請調回縣一中教書。"
我震驚地看著她:"為什麼?那是多好的機會啊!"
"因為我想清楚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她直視著我的眼睛,"不是職位有多高,而是能不能做自己喜歡的事,和自己喜歡的人在一起。"
那一刻,時間彷彿靜止了。
橋下的河水緩緩流淌,遠處傳來隱約的廣播聲,夏夜的風帶著槐花的香氣拂過我們的臉龐。
"我喜歡教書,從小就喜歡。"她繼續說,"在地區做行政工作,整天開會寫報告,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鼓起勇氣,握住了她的手。
這一次,我不再猶豫。
"三年前,我不敢挽留你,因為我覺得自己配不上你。"我坦白道,"所以我拚命學習,想成為能站在你身邊的人。"
她的眼睛濕潤了:"傻瓜,我從來沒嫌棄過你。"
"我知道,但我嫌棄我自己。"我苦笑道,"我想成為配得上你的人,不是靠你降低標準。"
她緊緊握住我的手:"在我眼裡,你一直都很優秀。"
拿到夜大文憑那天,我站在學校門口,她專程從地區趕來接我,眼睛亮得像星星。
"現在你是有文化的技術員了。"她笑著說。
我把文憑小心地捲起來,揣在懷裡:"這只是開始。"
半年後,我們舉行了簡單的婚禮。
她父親終於接受了我,因為他看到了我的努力和進步。
"只要我閨女高興,我就高興。"林老師在婚宴上拍著我的肩膀說,眼睛裡滿是欣慰。
後來的日子像流水一樣奔湧向前。
改革開放的浪潮席捲全國,我們這個小縣城也在悄然變化。
1984年,縣裡開始鼓勵幹部下海創業。
我和幾個廠里的老同事商量著辦了個小機械修理廠,專門維修農用機械。
剛開始很艱難,廠房是租的廢棄倉庫,設備也是東拼西湊。
小麗從不抱怨,反而鼓勵我大膽嘗試。
"現在是機會,要抓住。"她常這樣對我說。
她在縣一中教語文,每天批改作業到深夜,卻還抽時間幫我整理賬目。
那時候,我們住在單位分的一間小平房裡,傢具簡陋,但充滿了希望。
每天清晨,我們一起騎車出門,她去學校,我去工廠。
傍晚時分,再在縣城的十字路口相遇,一起回家。
1986年,我們有了兒子。
小傢伙皮膚白凈,眼睛大大的,像極了他媽媽。
小麗休完產假就回去教書了,孩子白天送到她母親那裡照看。
生活忙碌而充實,我們的小廠也逐漸有了起色。
1990年代初,鄉鎮企業蓬勃發展,我的修理廠轉型為機械廠,開始生產簡易農機設備。
我們的產品很受農民歡迎,因為價格實惠,質量可靠。
"咱們不能只顧賺錢,要真正幫到鄉親們。"小麗常常這樣提醒我。
她的話我一直記在心裡,工廠定價始終保持在農民能接受的範圍內。
1993年,我們搬進了縣城新建的樓房,有了自己的三室一廳。
小麗把那副陪伴她多年的圓框眼鏡換成了新式的,但我總覺得她戴舊眼鏡時的樣子更讓我心動。
"你啊,就是念舊。"她笑我,卻把那副舊眼鏡珍藏在了抽屜里。
兒子上學後,我們的生活更加規律。
每個周末,我們全家三口都會去縣城的小公園散步,或者騎車去郊外野餐。
日子平淡而幸福,就像一條緩緩流淌的小河,沒有驚濤駭浪,卻滋潤著我們的心田。
2000年後,縣城發展迅速,馬路拓寬了,高樓越來越多。
我的工廠也從最初的幾個人發展到了上百人,產品遠銷省內多個縣市。
小麗依然在縣一中教書,成了學校的骨幹教師,還評上了特級教師。
她教過的學生有不少考上了重點大學,每年過年都會回來看望她。
看著那些年輕人恭敬地叫她"林老師",我的心裡滿是驕傲。
2008年,縣一中迎來了建校五十周年,學校新建了教學樓和實驗室。
作為校友和老教師的家屬,我受邀參加了慶典。
站在嶄新的校園裡,回想起三十年前的那個冬天,恍如隔世。
三十年轉瞬而過。
某個秋天的下午,我們站在新建的縣一中校舍前,陽光把她鬢角的白髮染成金色。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時代給予我們的不僅是變化,更是相守的厚度。
"你還記得那雙綠色的皮手套嗎?"她突然問我。
我點點頭:"當然記得,那是我送你的第一件禮物。"
"其實我一直留著它。"她說,"雖然早就不能戴了,但我捨不得丟。"
我握住她的手,依然溫暖,只是多了些歲月的痕迹。
"你知道嗎,當年我為什麼會答應調回縣城?"她看著遠處的操場,輕聲問道。
"因為你想教書?"我試探著回答。
她笑了笑:"那只是一部分原因。主要是因為收到你那封信,說你報了夜大。"
"那有什麼關係?"我不解地問。
"那時我就知道,你是值得我等待的人。"她轉過頭,眼中依然閃爍著我熟悉的光芒,"一個願意為了夢想和愛情努力的人,怎麼會讓我失望呢?"
夕陽西下,校園裡傳來朗朗的讀書聲。
縣城的月光依舊如水,歲月卻讓它更加溫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