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少將錯過最後一班飛機,被迫留在大陸,因禍得福活到9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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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避寒

編輯|避寒

《——【·前言·】——》

鄭蘊俠被抓那年,沒有人覺得他能活著出來。

他是特務,是叛徒,是被公審萬人唾罵的罪人,可幾十年後,他成了政協委員,還寫下了一本沒人敢公開的回憶錄,故事的反轉,從他戴上手銬那一刻開始。

錯過飛機:從特務頭目到逃亡者

重慶機場最後一班起飛時間是1949年11月29日凌晨兩點,鄭蘊俠沒有趕上。

他的司機叫李增榮,中統西南情報處副處長,鄭蘊俠,剛燒完機要文件,火光映著地下室潮濕的磚牆。

「走。」他說得很短,鞋跟在地上擊出重音。

車子發動後不到十分鐘熄了火,鄭蘊俠把左輪上膛,推開車門,引擎死了,李增榮低頭不語。

「你幹了什麼?」鄭盯著他。

李增榮抬起頭,眼神閃著寒光,「油箱里進了沙子。」

這是內線,他早就被策反了。

鄭蘊俠沒開槍,他清楚,這時再打死人,只會讓自己更快暴露,車停在嘉陵江邊,機場還有三公里。跑過去,來不及了。

重慶機場在凌晨兩點四十五分被炮擊,徹底焚毀,那架軍統高層撤離專機成為絕響。

鄭藏在山城下水道里三天,期間聽到解放軍裝甲車駛過中山四路,機關大樓的鐵門被炸開,濃煙嗆人。

他從下水道通到一間廢棄糧站,扒著穀倉躲過一輪搜索。

第四天夜裡,他拿出衣服里的殘鈔,剪去帶有「中央調查統計局」字樣的印章,換下中山裝,穿上撿來的破布衣。

「劉正剛」第一次出現是在成都東門的水貨集市,鄭蘊俠剃了頭,塗灰遮面,肩挑榨菜筐。

他學會了不抬頭,不快走,不講話,眼神平淡,熟人再見也看不出端倪。

成都守不住,軍統名單正在流傳,他換了一張身份證,上面的名字是「何安平」,印章粗糙,是他夜裡一筆筆刻出來的。

他花了整整十天模仿四川話中的「兒化音」和本地人發音的吞音。

他學種菜、熬鹽、挑擔、用劣質紙張裹破布,他剪斷自己曾背熟過的《孫子兵法》筆記,撕碎燒光。

在貴州務川縣,他變成一個貨郎,他娶了當地一個啞巴女人,左手無名指綁著稻草戒指。

沒人知道他是誰,包括他自己。

1951年冬,他被榨菜廠招作臨時工,工資不多,工友都叫他「劉哥」。

有人問他識不識字,他說:不會,寫名字時拿木炭在布袋上畫圈,他寫得太工整,反而惹人懷疑。

於是他故意寫錯,他學人左手寫字,字歪斜像雞爪,下班後去牛棚掏糞,混跡農工之間。

他親手縫製了一本假戶口簿,偽造遷移記錄,那本本子背後貼著一層煮過的米糊,用來模擬公章的印壓痕,他練習跟人握手時壓低聲音,讓指甲帶泥。

這是反偵查訓練帶來的直覺,不是為了活得體面,而是活得下去。

1953年,公安派出所做過一次全鎮人口登記,鄭排在隊尾,他在表格里寫下「務川縣濯水鎮第三社外來人員」。

戶籍員是個年輕人,問他:「你哪裡人?」

他答:「合川。」故意不說「重慶」,怕引起聯想。

戶籍員抬頭看他,寫下「籍貫不詳」,這四個字讓他多活了五年。

身份暴露:一句成語引發的抓捕

1958年春,務川縣響應公私合營,調鎮內勞工骨幹到縣裡集中學習,名單上,「劉正剛」被列為「思想進步、識字不多、勞動肯干」。

第二天早上,他坐上了去縣城的卡車,和二十多個農工一起。

住的是縣工會招待所,水缸里有兩個蛇皮袋裝的穀子,牆上掛著「大鍊鋼鐵」標語,宿舍里有人高聲朗讀報紙,鄭裝作聽不懂。

晚上分組寫心得,他猶豫了一下,拿出隨身攜帶的圓珠筆,旁邊的組員盯著他說:「你有筆?」

他低聲說:「早年從鎮上帶的。」

寫完後,他將筆順改成豎寫,這是習慣,過去在軍統寫報告,都是這樣,他忘了。

第二天早上,組長叫他過去,桌上放著他昨晚的心得。「你這寫得不錯啊,『不翼而飛』,誰教的?」

他心頭一沉,「不翼而飛」是他的用詞,這個成語,暴露了他受過良好教育。

他回答:「聽別人說的。」

組長皺眉,「農村人會說這種話?」他頓住,沒答。

縣裡的文教幹部來了三個,一人姓魏,戴近視眼鏡,拿起他的筆看了看,又翻出那份心得體會。

魏幹部問:「你以前在哪讀過書?」

鄭搖頭:「沒讀過。」

「沒讀過能寫成這樣?」

他還是搖頭,幹部們沒再問,只說『回去等通知』。

他們沒立刻抓他,他也知道,問題已經發生,他不敢逃,怕引起更大懷疑,他選擇回鎮上照常幹活。

1958年8月,公安局出動一組警員,封鎖濯水鎮入口,全鎮斷水三小時,名義是檢修。

清晨六點半,鄭蘊俠正蹲在雞圈前餵食,他左手拿著稀飯,右手撥開穀殼。

一隻雞撲騰跳起,驚動了背後幾人,他緩緩轉頭。三人站在身後,兩人持槍,另一個手握拘捕令。

鄭眯著眼,看清了蓋章,「西南公安部」,熟悉的字跡,他沒動。

「鄭蘊俠。」其中一人喊他。

他笑了下,沒否認,「等我喂完。」他們沒阻止他。

幾分鐘後,他拍了拍褲腿,站起來,伸手遞出手腕,戴上手銬時,他說:「抓得不差。」

這次行動公安準備了三年,西南公安部建立專項檔案,排查重點對象34戶,當初僅憑一張豎寫的心得報告,才鎖定方向。

抓捕時帶隊的是三級警監曾文清,他在報告里寫道:「目標心理穩定,行動沉著,語言簡練,具備高級情報人員特徵。」

鄭被帶往縣公安局,關進獨立小室,他沒喊、不抗、不求饒,他等,他知道,最難的不是被抓,是怎麼被審。

改造與新生:從戰犯到政協委員

1958年冬,重慶體育場外聚集了上萬人,寒風中,一輛解放牌卡車駛入場地中央,鄭蘊俠被帶下車,身穿囚服,戴著高帽。

公審會的布告上寫著他全名,罪名七條。

主持人高聲朗讀:「參與滄白堂事件較場口血案、特務滲透、反動組織潛伏……」每一條都像當眾剝皮。

鄭沒有低頭,他知道,這不是處決,而是一個決定他生死的「表態」機會。

輪到他發言。他只說一句:「過去是錯,現在是罪。」

一句話,不是懺悔,他知道如何把話說得剛好。

審判結果下達:死刑,緩期執行,送重慶市第一看守所。

兩個月後終審改判,刑期十五年,送往貴陽監獄,檔案批註理由:「主動坦白,情節交代詳細,供出多名關鍵潛伏線索。」

他把過去當情報官的訓練反過來用了:主動、清晰、配合,所有人都說他變了,他沒變,只是換了戰場。

1959年冬,他提交了一份《自述材料》,總共三千一百二十七字,開頭第一句:

「我犯了錯,不是因為我信錯人,是因為我信了制度。」

這句話留在了檔案袋的首頁,五年後,他被減刑兩年,又三年後,監獄改編教學小組,他任「文化教員」。

這不是表揚,這是利用,他清楚,他曾是敵人,現在成了可用之人,他接受,他知道活下來就是勝利。

1975年,他被特赦。

晚年與歷史見證:百歲老人的反思

出獄那年,鄭蘊俠57歲,特赦令只給他一張紙,沒有戶口、沒有身份、沒有前途。

他回到務川縣,原來那間榨菜廠早已拆除,鎮上的人不認得他,他用自己的假名重新報到。

第二年,縣裡安排他到務川縣二中任教,教歷史,課堂上,他講得慢,講得細,從不說「我們過去如何」,只說「歷史就是血」。

1981年,縣政協擴員,鄭被選為委員,那年,他63歲,已經謝頂,臉頰清瘦,他提出一個提案:《西南戰時情報網口述資料保護建議》。

政協文員問他:「你是哪個單位轉來的?」

他說:「我是原來被抓來的。」沒人反應過來,他笑。

1989年,他交出一份長達四萬字的資料,題目是《軍統在西南》,他親自整理、口述、校對。

其中涉及上百條地下情報線、被策反軍官名單、機密通信線路。

政協歸檔人員說:「這不是普通資料,這是歷史。」

他說:我不是要洗白,我是怕你們忘了。

晚年,他每天凌晨四點起床,穿舊軍裝,煮茶、研墨、練字,他寫得最多的四個字是:「棄暗投明」。

他種梅、養兔,早飯吃兩個饅頭,一碗鹽水,別人問他長壽秘訣,他只說:一口氣咽不下去,就活下去了。

他不常講過去,但提到「李增榮」時,他說:「那不是背叛,那是選邊。」

他留下三本手稿、一段口述錄像、一塊竹板,寫著:「此人原名鄭蘊俠,終未改。」

2009年,鄭蘊俠去世,享年91歲,葬禮低調,只有縣裡兩名幹部到場。

遺物中發現一本日記,最後一頁寫著:

「我知道我是什麼人,我也知道歷史怎麼記我,我只求一句話:不求洗白,但求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