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作為三國時期最具傳奇色彩的智者,其一生以忠貞與謀略著稱,然而人無完人,他在用人決策上的兩次重大失誤,成為蜀漢政權由盛轉衰的關鍵轉折。這兩次失誤,一次是放任權術奸佞在朝堂紮根,另一次則是錯殺棟樑之材,二者共同構成了蜀漢命運的分水嶺。
在荊州時期,楊儀憑藉諂媚之術獲得劉備賞識,逐漸成為權力核心的參與者。此人精於計算糧草調度,卻缺乏軍事才能與政治格局,更暗藏篡權野心。諸葛亮明知其心胸狹隘,仍將後勤重任託付,甚至在臨終前將全軍指揮權交予楊儀,這個決定直接引發後續的朝堂動蕩。楊儀掌權後,立即誣陷北伐名將魏延謀反,藉機清除異己,導致蜀軍失去最具戰略眼光的將領。當楊儀最終因權力鬥爭失勢時,竟公然宣稱"若舉兵降魏豈有此辱",徹底暴露其投機本質。諸葛亮對楊儀的過度信任,猶如在朝堂埋下定時炸彈,最終引爆蜀漢軍事體系的瓦解。
另一位關鍵人物魏延的悲劇,則凸顯了諸葛亮過於注重道德潔癖的缺陷。這位曾單騎奪關的猛將,在漢中保衛戰中展現的"重門之策"堪稱軍事傑作,其提出的"子午谷奇謀"更是極具戰略價值。然而因其性格剛直、屢次質疑北伐方略,諸葛亮始終心存芥蒂。五丈原病危之際,諸葛亮設計的權力制衡方案,本質上將魏延置於死地。當魏延為自保而南撤時,本可通過調解化解的矛盾,最終演變為內訌慘劇。蜀漢因此喪失最後一位能獨當一面的大將,直接導致姜維時期"蜀中無大將"的窘境。
這兩次用人失誤產生的連鎖反應,深刻改變了蜀漢的命運軌跡。楊儀之亂動搖了朝堂根基,使得蔣琬、費禕等繼任者不得不耗費大量精力整飭內政,再無力延續諸葛亮的北伐大業;魏延之死則造成軍事人才斷層,致使鄧艾偷渡陰平時無人能組織有效抵抗。更深遠的影響在於,諸葛亮對譙周等投降派文人的縱容,使得"偏安苟活"的思想逐漸侵蝕蜀漢朝野,為後來的不戰而降埋下思想隱患。
站在歷史維度回看,諸葛亮雖以"鞠躬盡瘁"踐行忠義,卻未能突破識人用人的局限。他對道德瑕疵的零容忍,導致錯失魏延這類非常之才;而對楊儀之流的技術型官僚過度依賴,又暴露其權力制衡思維的缺失。這種矛盾性決策,恰恰折射出古代知識分子"重德輕才"的認知局限。當蜀漢失去開拓進取的猛將,又充斥著投機鑽營的政客,其衰亡命運便已註定。諸葛亮的教訓警示後人:成就大業既需要海納百川的胸襟,更離不開洞察人性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