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曾經疑惑於一個現象:老一輩人看待我們今天的生活,與我們這一代人有著很明顯的區別。他們喜歡用那種翻天覆地、驚天動地這類形容詞來形容這些年來生活、經濟發生的改變,而我們這一代更喜歡用日新月異這類詞。我說的老一輩人大多出生於70年代以前,而我們這一代人大多出生於八零九零之後。
後來我翻看中國經濟發展歷史,看到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它的工業情況,它的商業、科技等各領域的情況,再跟今天相比,毫不誇張地講,確實存在著天壤之別。
這個時候我才明白,老一輩人對這幾十年的變化之所以與我們態度不同,是因為他們親眼目睹、親身經歷了奇蹟的發生。
我們和他們的認知差異就在於,他們經歷了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十年,經歷了一些我們未曾經歷的事情,比如說今天所講的這件事。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
在這次被載入史冊的全會召開前,國家領導同志們先開了一個歷時35天的中央工作會議,小平同志在這次會議的閉幕式上,作了一個標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主題報告。實際上這個報告也是隨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綱領性文件。
這次全會有兩個主要作用,第一就是把全黨全國的工作重點從「階級鬥爭」轉向社會主義現代化,並由此提出四個現代化的目標;第二就是正式開啟改革開放,首先從農業改革開始。
在會議之前,中國的經濟狀況可以用發展緩慢且落後來形容,它具體體現於工業技術水平的落後。
工業技術的應用可以簡單分成三個部分:民用領域、軍事領域和戰略儲備領域。
其中民用領域的工業技術水平大約相當於蘇聯60年代初期,軍事領域大約相當於蘇聯70年代初期(這還得益於核武器的研發成功),戰略儲備領域相當於美國50年代(僅在兩彈一星領域有所突破,航空航天處於發展初期,高端製造領域一片空白,化學、生物、材料科學等領域落後比較多)。
綜合來講,如果對標美國,中國在比較領先的科技領域仍處於六十年代的水平,而落後的領域技術水平如何不言而喻。而且因為我們的工業體系與蘇聯高度關聯,在各類技術標準上採用的是跟西方國家不同的體系,而蘇聯在科技上發展的頹勢已經顯現出來,這就意味著我們如果想追趕國際先進水平,就要向西方國家靠攏,甚至推倒重來。
1979年1月底,即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後一個月左右,小平同志應美國總統邀請,開啟了為期九天的訪美之旅,這次訪問為之後二十年中美之間在經濟、科技等各領域的全面接觸創造了一個良好開端,也為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關係緩和創造了更有利的環境。
當時國際社會的主要局面依然是「美蘇爭霸」,蘇聯雖然已經處於強弩之末,但其綜合實力仍然僅次於美國。中國社會發展方向的改變,以及尋求經濟獨立發展的傾向性,在蘇聯眼中更多被視作「脫離」社會主義陣營,我認為這也是越南大舉侵犯我國邊界、而我國不得不進行對越自衛反擊戰的重要誘因。
到了80年代初期,我國的國內環境終於徹底穩定下來,不再直接面臨戰爭威脅,同時與西方國家關係的緩和,也讓我們迅速進入發展經濟的狀態之中。
1980年,全國科技協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是1958年)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可以說是在科技領域重新統一了思想,讓科技發展重新回到正軌。科技工作的迅速開展是一件好事,但問題在於見效慢——並不是說科協重新恢復職能,就能馬上對提升生產力產生效果。
而且我國當時的科技發展面臨著很多複雜的問題:
第一,是創新機制比較落後,因為當時還是計劃經濟,國企體系仍然是企業主流,大鍋飯文化、個人奉獻文化依然盛行,這就導致創新效率還是很低,沒有一個自下而上的創新氛圍;
第二,受高等教育人群規模較小,知識結構較為落後,可以說科技行業當時有著很嚴重的青黃不接現象,要麼是五六十年代的「老大學生」一代,要麼是恢復高考後的新一批大學生,老大學生的知識跟國外最前沿知識存在著較大的脫鉤,而新大學生同樣接受的是比較「過時」的高等教育,而即便如此,高等教育人群的規模也很小。
所以國內的科技創新力量在短時間內,很難提升我國工業建設所需要的技術能力。
而時間不等人,為了率先實現在重大技術裝備上的技術升級和突破,1983年7月,在時任國家經委副主任的林宗棠等老同志建議下,國務院頒布了《關於抓緊研製重大技術裝備的決定》(又稱「110號文件」)。
同時,成立國務院重大技術裝備領導小組,並為此設立了「國家重大技術裝備辦公室」(簡稱「重裝辦」)。重裝辦組織了機械、電力、冶金、石化、鐵道、交通、水利、紡織等26個部門,對核電、三峽水利樞紐、大型火電、超高壓輸變電、大型露天礦、大型冶金、大型乙烯、大型化肥、大型煤化工、沙漠及海上石油鑽采、北煤南運等重大工程所需關鍵設備進行攻關,拉開了跨部門大協作、共同搞好重大技術裝備國產化工作的序幕。
化工成套設備
重大技術裝備的國產化道路可以說在前期是舉步維艱,因為我們在相關領域與國際同行差距之大,不僅僅是技術標準體系不同,我國的理論知識體系也較為落後,工業製造的基礎支撐性行業包括採礦、冶金、基礎加工等都有著巨大的差距。
在剛剛與西方國家進行技術接觸時,這種巨大的差距對我國工業界造成了很大的衝擊,以致於產業界瀰漫著對我國國產化的絕望情緒,在這種背景下,例如「國際大協作」這類聲音甚囂塵上,並且一直延續到九零年代甚至今天。
在重裝辦成立之後,這類聲音不絕於耳,工業發展非常地迫切,而我們的消化吸收能力似乎又不能令人滿意,所以在當時的社會上存在一個大討論——是「買一個現代化」還是「干一個現代化」?在工業領域,就是「國產化」和「全盤西化」的爭論。這個爭論在1985年左右達到了高峰期。
小平同志當時對此也做了指示,他指出中國的技術要更新、要趕超世界先進,有以下幾條路可走:
一是進口外國的機器、電子設備和其他高科技產品,這個方法很簡單,但不保險;
二是走國產化的道路,這相對來說要困難一些,但是是可行的;
三是搞技術改造,這很困難;
最後一條路就是閉門造車,完全靠自己開發新產品、新技術,這在實踐上是不太可能完成的。
最後我們選擇的就是「國產化道路」,並且因此提出了「以市場換技術」的發展思路。
在「技術引進+消化吸收」的國產化發展思路下,我國與西德(當時德國尚未完成統一)、日本、英國、法國、義大利、美國包括東歐的捷克、南斯拉夫等國家簽訂了一大批的設備合同,在購買對方的相應設備時,也引入了他們在相關領域相對成熟的技術(對我們意味著先進),這個過程也伴隨著對方的欺騙、訛詐以及層出不窮的刁難,這裡邊尤其以日本最為過分。
日本在二戰後實際上走的也是一條「引進吸收」的路線,同時因為較早建立了完備的科研製度與工業體系,日本在二戰後迅速崛起為世界工業強國,在重大技術設備領域,日本製造業甚至超過西德,成為與美國比肩的存在。
其在大型冶金、大型火電、核電、大型乙烯、大型化肥等領域關鍵設備製造技術上全球領先,正因為此,我國與日本在八十年代初期就開始密切接觸,並且引進其大量設備,包含大型冶金所需設備等。但是日本利用我們對成套設備相關技術知識的缺乏,在採購合同中大量增加非必需的物品和服務,同時對我們的技術引進位造大量阻礙,讓我國在相關領域多走了很多彎路,也花了許多冤枉錢。
要知道我國的技術引進需要消耗外匯,而當時中國的外匯極其緊張,而且也是所謂的原料資源輸出國,我們用初級產品和資源型產品換回並不多的外匯,並用並不多的外匯推動我國的「技術引進工作」。而美、英、法等國也存在著這種現象,稍顯厚道的可能只有西德,但我們所獲得的最先進的技術也僅僅是落後西方一個世代甚至更久的技術。
林宗棠,時任重裝辦辦公室主任,後任國家航空航天工業部部長
重裝辦成立以後,算是在工業體系中確立了一個工作重心,並建立起了在重大技術裝備領域的「舉國體制」。
重裝辦對內負責統籌全國重大技術裝備的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升級攻關等工作,能夠調動各級科研單位、部委下屬企業等的科研力量進行相關項目的理論研究和技術攻關,並且確實在全國範圍內針對不同的項目,組建了「科研+企業」的專項辦公室和攻關團隊。
根據統計,直接參与重大技術裝備攻關的製造企業、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有近千個單位,調動科技骨幹上萬人,不僅完成120多項重大研究項目,而且為國家200多個重大工程提供了成套設備,有力地支持了國民經濟各部門和國防事業的發展。
主要攻關的重大項目有十個:
(1)年產千萬噸級的大型露天礦成套設備;
(2)大型火力發電成套設備;
(3)三峽水電樞紐工程成套設備;
(4)單機容量百萬千瓦級的大型核電站成套設備;
(5)超高壓交流和直流輸變電成套設備;
(6)寶山鋼鐵總廠第二期工程成套設備;
(7)年產三十萬噸乙烯成套設備;
(8)大型複合肥料成套設備;
(9)大型煤化工成套設備;
(10)製造大規模集成電路的成套設備。
這些重大技術裝備最終應用於採礦、港口、發電、大型製造、大化工等領域,為我國迅速提升工業實力奠定了基礎,同時也讓我國在高端製造領域迅速拉平了與國際先進水平之間的距離,這為後來的反超創造了條件。
重裝辦於1995年被撤銷,其職能歸口國家經貿委。而這個時期重大技術裝備的研發製造,不僅僅有了一大批相關的科研成果和科研團隊,也鍛鍊出了眾多在相關領域世界領先的企業。
再往後,我國在工業製造領域就進入了快車道的發展時期。
重裝辦的出現,非常能夠體現我國的體制優勢,儘管那時依然是較為僵化的計劃經濟時代。
它打破了當時思想認知不統一、資源分布不均衡、人才流動不積極以及企業協作不靈活等種種弊端,以國家的戰略性需求作為優先考慮,去調動和激活相關資源,並最終大獲成功。與此同時,這種自上而下的技術攻關組織形式也深刻地影響了國家的工業製造發展進度,以及科技創新的發展。
今天可能很多人們並不知道有這麼一個機構曾經存在過,但是我們應該記得它——它是我國在工業領域得以迅速進入國際較先進水平的一次偉大創舉。
同時它也會給我們留下很多啟發,比如說我們現在所遭遇的在半導體領域的挫折,在其他高端技術領域被封鎖的情況,我們可能仍然需要像四十年前一樣,發起一次半導體領域的「大會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