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薦讀 | 許傳音在南京大屠殺事件中的多重身份及作用

作者介紹

孫宅巍：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

許傳音作為國民政府鐵道部的一名官員，因在南京大屠殺事件中的多重身份，成為南京大屠殺歷史研究中一位重要的人物。他出任世界紅卍字會南京分會副會長，參與主持了救助難民和收埋43000餘具死難者屍體的工作；作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住房委員會主任，主持了安全區的房屋分配工作，並積極搜集證據，揭露日軍的種種暴行；出席東京、南京二軍事法庭，為審判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提供證言。

許傳音

關鍵詞：許傳音 紅卍字會 安全區 偽南京市自治委員會 軍事法庭

許傳音字澄之，又名傳英，安徽貴池人，生於1884年農曆十月六日。他13歲時離開家鄉，到南京求學，1905年畢業於金陵大學前身匯文書院；畢業後，留校任教10年，先後獲學士、碩士學位；1915年赴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留學，獲經濟學（鐵路管理方向）博士學位；1919年學成歸國，任職於北京政府鐵道部，1928年到南京工作，曾任鐵道部專員、司長等職。

許傳音（右一）與家人合影

許傳音作為一名國民政府鐵道部的官員，他的名字在國內外為世人熟知，是在1946年7月與1947年1月，分別在東京法庭與南京法庭為南京大屠殺案出庭作證，為中外媒體廣為報道之後。實際上，他在南京大屠殺事件中，作為世界紅卍字會南京分會副會長，參與主持了救助難民和收埋43000餘具屍體的工作；作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住房委員會主任，主持了安全區的房屋分配工作，並積極搜集與揭露日軍的種種暴行；作為偽南京市自治委員會顧問，為紅卍字會與國際委員會的救濟工作進行溝通；作為東京、南京兩個軍事法庭的證人，揭示了南京大屠殺暴行的真相。

01 擔任世界紅卍字會南京分會副會長

世界紅卍字會是一個由仕紳階層領導的慈善救濟組織，以「修養道德、崇尚慈善暨救濟世界災患人民疾苦為宗旨」，在全國各省、市、縣共設分會300餘個，南京分會成立於1923年，會址設於小火瓦巷24號，會長陶錫三。在1937年12月南京保衛戰的硝煙戰火中，為幫助紅卍字會與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溝通，做好難民的救濟和保護工作，許傳音應邀加入紅卍字會，並擔任南京分會副會長。

許氏入會及擔任南京分會副會長的具體時間，因其本人為人低調，亦未留下日記、回憶一類的文字資料，故已無從確認。現今能夠查得的關於許傳音任職紅卍字會時間的最早記錄，一般都較為模糊。《金陵晚報》記者朱波根據對許傳音之子許先德先生的採訪，曾報道說：「為了不受轟炸和日本人的騷擾，許傳音在峨嵋路自家房頂上懸掛了美國教會的旗幟和紅卍字會組織標誌。他沒有想到，若干月後，這裡也真成了很多難民的避難所」。「懸掛了美國教會的旗幟和紅卍字會組織標誌」，這表明了許氏當時作為基督徒與紅卍字會成員的雙重身份。「為了不受轟炸」與「若干月後」 成為難民的避難所，大致表明，許具備紅卍字會成員身份的時間，應早於1937年12月。當然，後人對六七十年前時間節點的回憶，免不了會有偏差。當今研究紅卍字會與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學者張連紅、胡華玲等人，大致將許氏入會的時間推定在1937年12月。張連紅、胡華玲著文稱：「1937年12月4日，許傳音受邀參加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為了同安全區西方人士及時溝通，許傳音還應邀擔任世界紅卍字會副會長，協助紅卍字會工作。」最近，張連紅、劉燕軍又發文稱：「1937年12月，他（許傳音）應邀參加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持難民的住房工作，同時還擔任世界紅卍字會南京分會副會長。」我們從文獻資料中，能夠查得的許傳音以紅卍字會副會長身份出現的最早時間是1937年12月下旬。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斯邁士在1937年12月24日給家人的信中寫道：「住房委員會委員許先生剛剛進來。」接著就記錄了許所介紹之紅卍字會正在著手進行的工作。可見，張連紅等學者對許傳音任職紅卍字會的時間界定，雖稍模糊，但卻是較為穩重和恰當的。

許傳音之參加紅卍字會並擔任副會長職務，正如張連紅、胡華玲教授所稱，乃「因為他的英語很好，而當時世界紅卍字會沒有人通曉英語，因此，為了同安全區西方人士及時溝通」，方「應邀擔任世界紅卍字會副會長，協助紅卍字會工作」。許氏篤信基督，是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紅卍字會雖聲稱「尊奉五教（即儒、釋、道、耶、回）」，然其卍字元號及以扶乩下傳訓示之方式，均顯示出濃重的佛、道色彩。若從個人信仰出發，許之理念當與紅卍字會多有格格不入之處。從其參加紅卍字會工作之動機來看，應完全是為了積德行善，為戰亂與苦難中的南京民眾，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由紅卍字會與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聯合辦理的慈善工作，主要有兩大項：

第一項是開辦粥廠，救濟難民。紅卍字會曾與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在五台山與金陵大學合辦二粥廠。原由國際委員會供給米、煤，紅卍字會負責人工費用。後因米、煤購辦不易，改由紅卍字會負責採購米、煤；國際委員會提供部分購買米、煤資金。這些開辦粥廠的米、煤實物及相關費用，都經由許傳音與西方人士逐一溝通，適時交付。紅卍字會東南主會（即紅卍字會南京分會）在致上海總辦事處報告與國際委員會合作事項之函件中稱：

查該會於上年（按指1937年）十一月間，與我會聯合籌組粥廠兩處，一設五台山，一設金陵大學。原議該會擔任米、煤兩項，盡量供給，其人工及各項經費，概由我會擔任。於上年十二月十三日開廠，依照歷年粥廠半售辦法，仍收每籌銅元三枚，所收之款，交由該會查收。至一月五日，該會以米、煤缺乏，購辦不易，商由本會停止粥米，將所收籌價自管，無須送去，留辦粥米之資，煤斤仍由該會負責……國際委員會與我會合作事業，自開辦至現在，撥來補助粥米五百三十六包、煤斤八十三噸，以及先後購付煤款壹仟九百捌十九元七角五分。

許傳音在為五台山、金陵大學二粥廠籌辦米、煤的同時，還親自籌劃、護送糧食到安全區內外的難民聚居點，以解難民們嗷嗷待哺的燃眉之急。他曾冒著生命危險，於1937年12月底，護送20包、約3600斤大米給下關地區的饑民。他在將一板車大米留給「和記」洋行難民區粥廠後，又將另外兩板車大米，分別交給寶塔橋粥廠與三汊河慈幼院難民收容所。1938年1月初，為將中華門外義倉存米運往安全區，許傳音與日本從軍僧塚本和尚一道，向新街口日軍兵站司令部進行了艱難的交涉。許表示，「紅卍字會只有一部四噸的卡車，一天僅能運五六次。按五次計算每日20噸即40000斤米，約400擔米到月底僅能運1200擔」。此數遠不敷安全區內難民之食用。經過許傳音的再三努力爭取，方獲兵站二川喜代大尉同意，他表示願將中華門外義倉的兩倉存米，「全部給您們送到城裡倉庫中，您們可憑證到倉庫提米」。於是，「就這樣愉快地緩解了南京紅卍字會無米放賑的問題」。

第二項是掩埋被日軍屠殺的死難者屍體。紅卍字會曾在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助力下,增雇伕役，總計掩埋遇難者屍體43000餘具。紅卍字會自1937年12月14日起，即開始在國際委員會的安排下，用卡車拉殮安全區內及城內街巷散陳的屍體。許傳音因兼有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職員及紅卍字會副會長身份，故在城陷之後兵慌馬亂的情況下，成為與日軍當局接觸、溝通的最適合人選。他曾代表紅卍字會陪同日軍當局去街道各處視察，籌劃開展收埋各街巷散陳屍體的工作。他回憶說：

日軍入城後秩序很亂，見人就殺。十三日到紅卍字會來商議掩埋遇難者屍體，發給通行證，要我們去辦。在十四、十五兩天，我會同日軍當局到各處查看。從寧海路到太平路，經中華路到中華門，我親見中華路兩旁儘是屍體，數不勝數。屍體位置不一，有俯、有仰、有跪，可見日軍見人就用槍擊或刺殺將人槍殺。

後來許傳音又組織紅卍字會掩埋隊去城郊江邊與山丘旁收斂成千上萬死難者的屍體，目睹南京市民被日軍殘殺並以鉛絲串聯之種種慘狀。戰後，他與紅卍字會會長吳仲炎聯合署名呈送的一份報告中記載：「當敵軍大屠殺後，城郊各地屍骸山積，本會即擬派掩埋隊出發掩埋，該敵軍再三不準，時經匝月，始得實行工作，故屍體腐爛，手足不全，無從辨別。常於大塘及河溝撈出屍體甚多。緣敵軍將人槍殺後，用長鉛絲捆於屍體上，如穿魚狀，接連數十人或十數人，然後拋入水內，用心之毒，古所未有。經本會所掩埋者，共四萬三千零七十一人。」

在收埋遇難者屍體時，為增加人力、加快速度，需要有大量經費的支持。紅卍字會本身積存善款有限，不敷使用。於是，許傳音便利用自己在紅卍字會與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中一身二任的特殊條件，從國際友人處爭取到一定數額的掩埋費用。許傳音代表紅卍字會與國際委員會商妥，在開春之後的一個多月時間中，每日增雇民夫200人左右，每日每人支付工資4角。紅卍字會南京分會在1938年4月16日向上海總辦事處報告稱：

現視察埋葬之區，或在城內，或在鄉間，誠恐新堆淺薄，走漏氣味，發生疫癘，與衛生上有莫大關係。提議加培土堆，消除毒性，國際會亦贊成此舉。除原有隊員、伕役照常工作外，復添雇臨時工役進行工作。該會亦承認此項伕役工資，每名每日四角，以弍百名為限，由渠五日發放一次，一月為期，現正在辦理之中。

後來，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在其報告中也寫明，在1938年5月31日前的「第一時期」，共支付給紅卍字會掩埋費用2540元，連同日後補足的費用，總共補助紅卍字會埋屍僱工費用3000元。

在上述紅卍字會與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聯合辦理的救濟與掩埋兩大類工作中，許傳音成為這兩個機構間進行溝通的一座橋樑。許傳音曾經留學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具有極其良好的英語與西方文化功底，又是虔誠的基督教徒，與西方傳教士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確是代表紅卍字會與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聯絡、合作的最佳人選。因而許傳音在紅卍字會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是一般「道長」、「佈道」的作用，而是「傳經說法」之外需與西人合作的各項實際工作。他在這方面所發揮的特殊作用，無人可以相比或代替。

02 出任國際委員會住房委員會主任

在日本侵略軍進犯南京的隆隆炮聲中，為了給災難中的難民提供一個避難場所，使他們的生命安全與生活得到保障，一群熱心的西方人士於1937年11月22日，宣告成立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他們划出南京城西北角一塊3.86平方公里的地域作為安全區（又稱難民區）的範圍。德國西門子中國公司駐南京的代表拉貝被推選為國際委員會主席，南京基督教青年會負責人菲奇任總幹事，許傳音被任命為住房委員會主任。

關於許氏被任命為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住房委員會主任的時間。許傳音本人在1946年7月26日於東京法庭作證時說，他「是在1937年12月4日被邀請作為其成員的」，並稱，「我是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住房委員會主要負責人」。在1937年12月8日晚，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提供給中國報界的專稿中載有：「在當天的成立大會上，菲奇先生任命」，「許傳音為住房委員會主任」。「住房委員會在上周詳細了解了區內所有可供使用的房屋情況。」這說明，許在12月4日被邀請負責住房委員會工作後，立即就開始了對房屋情況的調查和了解。

從許傳音在國際委員會中的任職情況來看，分配與管理安全區內難民的住房，是他的主要職責。他在東京法庭的宣誓證詞中說：

我的職責是照顧在安全區里有房戶和無房戶的膳宿。那時，很多人有親戚或朋友在安全區內，於是他們也到了那裡。不僅是他們自己到了那裡，而且也把隨身的物品帶過去了。對於那些沒有親戚朋友的人，我們的任務就是幫助他們找到房子並安頓下來。這些人為數眾多。最後，我們為他們建立了25個難民營，都在我們的直接管轄下。我安排這些房子，有民房也有公共建築。

安全區內的住房，基本分為私人住宅和大型建築兩大類。其中，私人住宅一項，或為房主自行居住，或為房主之親友寄宿，一般不大涉及分配問題；而大型建築，包括屬於私人的機構及公共建築，如學校、俱樂部、教會、原政府辦公地等處，由於容納量大，且居住者多屬安全區外移入之難民，則存在著如何分配的問題。為了合理分配安全區內一切可以用來居住的房屋，調查工作佔用了住房委員會相當多的精力。國際委員會在其報告中寫道：「委員會組織了一個強有力的住房委員會。安全區分了八個小區，每個小區都設有一個辦事處，仔細調查可用空間，盡量使其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當私人住宅明顯趨於飽和時（這是通過嚴格計算住宅面積而檢測的結果），更大的建築在監管下逐步開放，力圖在一幢建築被佔滿之後再開放另一幢。避免分配不均，確保無人為自己的小集團謀利。」

在分配住房之外，另一個耗費大量精力的事務，就是難民營的管理問題。安全區內擁擠地居住著20餘萬原住及臨時遷入的市民。成千上萬原來互不相識的難民，突然聚集生活在一起，相互間貧富懸殊，文化、職業各不相同，素質良莠不齊，亟須選擇、派駐有能力者來進行管理。

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在其報告書中，這樣描述了由許傳音領導的住房委員會的工作：

住房委員會指定主管人員、有時還有助理，以便管理機關建築內的難民營。通常情況是一人管理著一群建築。各難民營的情況錯綜複雜，各式各樣的人都有。在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及金陵神學院，委員會要求校內員工把他們支配下的房屋向難民開放，接受住房委員會的職務和幫助。在另一些公共財產中，管理者並非當地原來的住戶，而是臨時得到負責人允許住在那裡的居民。

20餘萬居住人口，8個分設辦事處的管理小區，25座相互獨立的難民營，這些基本的人口、機構數據，揭示了住房管理之不易與複雜。而這些聚集在狹小區域中的避難民眾，又全都是中國難民，他們中極少有人會講英語或西語。難民們住入的地點，有許多屬於教會的私人或公共財產。這需要具有一定身份與地位，並熟練掌握英語的人士，出來擔任溝通、組織與管理的任務。在半年左右的時間裡，許傳音領導的住房委員會自始至終妥善地分配、管理了安全區內難民的住房，幫助20餘萬難民在惡夢般的苦難歲月中，居有定所。為此，許傳音甚至將在峨嵋路自建的二層樓洋房住屋也拿出來，供難民們住入。他在自家房頂上懸掛了美國教會和紅卍字會的旗幟，這使其住宅當然比一般市民的住房多了一份保障和安全。據許傳音之子許先德先生回憶，「他峨嵋路上的居所也都住滿了難民」，「這裡也真成了很多難民的避難所」。

許傳音在負責安全區住房委員會工作的同時，還在保護難民不受侵害、揭露日軍暴行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每當遇到日本士兵隨便抓捕難民時，許傳音總是儘力依靠自己特殊的身份，或報告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西方人士，使難民們免遭厄運。據他陳述：「有一天，我正在房子里向難民分發饅頭和糕，就要發完時，日本士兵來了。其中兩個守住門，另外幾個闖進來，用繩子把難民們捆了起來……就在那座大樓里，1500多名老百姓就這樣被日軍帶走了。」為了解救這些難民，他要人立刻向國際委員會及拉貝主席報告。得知這一信息後，拉貝與菲奇總幹事同許傳音一起趕往日軍特務總部，抗議日軍闖入安全區抓人。但是，由於難民們已被帶走，不知去向，他們的努力沒有成功。又一次，許傳音為了保護被欺凌的婦女，領著日本大使館副領事福田，「去難民營抓兩個日本兵，據說他們竟住在了難民營」。許傳音回憶說：「當我們趕到那裡的時候，發現一個日本兵仍坐在那裡，一個女人靠在牆角哭泣。」在福田的斥責下，日本兵走開了。許傳音並要求福田寫一個通告，禁止日本士兵來安全區搜尋婦女。許傳音說：「他果真這樣寫了。我們把它貼到了難民營門口。」許傳音在東京法庭作證時說：「有一次，我們抓到了一個強姦婦女的日本兵，當時該士兵赤裸著身子，正呼呼大睡，我們把他捆上，立刻把他送到了警察局。」

為揭露日軍暴行，向日本當局官方報告日軍官兵在南京殺、燒、淫、掠的事實，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共收錄了編有完整序號的日軍暴行案例470件，其中5件注名為許傳音報告：

83）12月16日，我在峨嵋路7號的房子遭搶劫，門被砸開，箱子被撬開。一輛1934—1935年產的、車號為1080的道奇車和一大批其他物品被偷走，被盜物品清單正在開列。（許傳音）

103）12月20日晚上10時，2名日本士兵闖進陳浪波（音譯）先生位於鼓樓新村的住房，爬到婦女們的床上。陳先生叫來了曾經在日本大使館工作過的孫先生，孫先生好言相勸才使日本人離開。（許傳音）

106）12月20日夜間，安全區分區負責人在北平路60號的地方（中英文化協會附近）遭搶劫，其惡劣程度前所未有。（許傳音）

153）12月25日，15歲的姑娘李小姐被日本軍官和2名士兵從鼓樓新村的住所劫走。（許傳音）

176）1938年1月2日，10時—11時之間，一個日本士兵闖入陳家巷5號劉培坤的住所，聲稱要對該住房進行檢查。當他看到劉的妻子時，便向她提出一連串有關該住房情況的問題……（劉為保護妻子不受侵犯，辱罵並打了該士兵的臉部）下午4時這個士兵又來了，這次帶了一把手槍，要尋找劉，劉此時藏身在廚房中，鄰居們紛紛請求他饒恕劉，有的人甚至給日本士兵下跪，但都沒有用，都沒有能制止他。該士兵一找到劉，就朝他肩膀打了一槍。當4時30分人們喊許傳音博士去的時候，劉早已死亡。約翰·馬吉隨後趕到，他證實了這個情況。（許和馬吉）

在上述案例中，劉培坤為保護妻子不被強姦，而遭日軍士兵槍殺後，許傳音當即在劉宅中提筆給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總幹事菲奇寫信，通報劉遭慘殺的情況，並稱：「因為我們鄰近的房屋被日本士兵佔據，我們的住處現在擠滿了逃來的婦女。我給施佩林先生寫過信，請他立刻到我們這兒來，留在這兒保護我們。」

在拉貝先生1938年2月7日日記中還記有: 「許博士傳來消息說，昨天夜裡去玄武湖附近城牆內，有4名中國人被日本兵槍殺。原因據說是：一位上了年紀的男人去取藏匿在他家附近的人力車時被槍殺，他妻子及其他兩個親戚趕去救護，也被打死。」

在許傳音搜集日軍屠殺、姦淫罪證的活動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案，是幼女夏淑琴一家9人中有7人被殺、3人被奸，連同門內同住者，日軍一次在此處就殺死了無辜平民11人。他從安全區一位難民口中得知這一信息後，便約同馬吉牧師帶了攝影機到事發現場，為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留下了一段真實的屠殺現場影像。許傳音在東京法庭上作證說：

在南門的新開（Sinkan）路7號，有這樣一家，我曾和馬吉先生到過那裡。就在那裡，11人被害，3個被強姦，其中兩個少女，一個14歲，一個17歲。強姦後，日軍把異物塞到她們的陰道里。

2007年10月，在許傳音博士骨灰移葬和銅像落成儀式上，78歲的夏淑琴老人向記者敘述了當年許傳音等人前去取證的情景。《揚子晚報》報道稱：「在昨天的移葬儀式上，夏淑琴老人回憶：自己8歲時，全家9口人被日軍殺害了7人，當時應邀擔任安全區國際救濟委員會成員的許傳音博士，曾帶人到她家去取證，並把自己的調查內容記錄在檔案里，為後來在遠東法庭作證起到十分關鍵的作用。」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於1938年2月18日，在日軍壓力下，改名為「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繼續工作。許傳音於當年12月當選為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委員，參與委員會的領導工作。

在許傳音成為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領導成員後，他十分關注被日軍關押在模範監獄中的數千男性難民的命運。他們被日軍以「便衣兵」的名義關押入獄。3月14日，許傳音在寧海路5號國際救濟委員會總部，從魏特琳女士那裡得知這一消息，以及需要努力將他們保釋出來的願望。許當即表示「對此非常感興趣」，「將儘力而為」。為了向日軍當局施加壓力，許傳音參與起草了一份要求釋放這批平民的請願書。他並於3月19日獲准進入模範監獄，「被告知獄中有1500名男人，其中部分是平民，大約還有20個男孩」。他告知了魏特琳探監的情況，據魏特琳在日記中記稱：在探視中，「不許他和任何人說話，但他相信，能想辦法使平民獲釋」。至3月22日，已有1105人在請願書上籤了名。許傳音立即將此請願書分送給中國當局與日本當局，並認為，「讓婦女們繼續去懇求監獄是一個好主意」。於是，魏特琳組織了100多名年長的婦女前往監獄請願。3月底、4月初，許傳音兩次去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告訴魏特琳，「那3份請求釋放平民的請願書起到了一點作用」，但還要去「找尋那些痛失親人的婦女」，「搜集有關這些人的更具體的資料」。雖然這些為保釋被關押平民努力的結果，最終並無確切消息，但是許傳音為此所作出的努力的確是真誠和認真的。

自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成立後，為加強對未離開安全區難民的救濟工作，進一步密切了與紅卍字會的合作，並建立國際救濟委員會、紅卍字會臨時急賑辦事處總幹事室，設立辦事處常務會議制度，多次舉行常務會議。在這一兩會以聯合辦公會形式議事的活動中，也進一步凸顯了許傳音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如在1938年8月2日舉行的辦事處第七次常務會議中，出席者含委員會新任主席米爾斯、糧食委員會主任韓湘琳、紅卍字會副會長杜肖嵐、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副主席劉懷德等，這次會議就是由許傳音擔任主席，他主持通過了第七次常務會議記錄，報告近期會務工作，「計發出賑米六二五袋、麥六零五袋，已調查玖零二五戶，已救濟五七零四戶、二三六七五口」。另，會議還討論了有關救濟難民的四項工作，提出臨時動議三項。許傳音充分運用自己作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工作人員的身份，在南京大屠殺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為保障難民住房、保護難民人身安全與搜集日軍暴行，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是國際委員會中西方人士最重要的依靠對象。在眾多參與安全區工作的中方人士中，他成為最為突出、貢獻最大的一員。

03 出席東京、南京軍事法庭

由於許傳音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參與主持紅卍字會掩埋屍體工作，目睹遇難市民慘狀，熟悉掩埋數字及地點，同時又參加南京安全區的管理工作，搜集了許多日軍殘殺難民的暴行，在戰後審判日本戰犯時，同時在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與南京中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出庭作證。

許傳音於1946年7月26日在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出庭作證，以南京大屠殺目睹者的身份，提供了有關日軍在南京殺、燒、淫、掠的證言。關於屠殺：他描述了在街道上看到的死難者的種種慘狀，他說，「屍體遍布，有些屍體遭到嚴重損毀。有些像死去前一樣躺著，有的屈膝，有的身子蜷縮著，有的側卧，有的仰面躺著，四肢張開。」當他在南京淪陷後的第三天，與日本人一同繞街巡視時，他說，「就在那時，我還看到一些日軍正在做同樣的事。我開始數主幹道兩側的屍體，很快就數到了500多具，我說沒有必要再數了，我再也數不下去了」。關於姦淫：他在回答庭長關於「日軍是如何對待南京婦女」問題時，答道，「在難民營，任何日本兵都可以闖入，帶走任何一位女性，然後強姦她們……最小的13歲，最大的40多歲，都被日軍帶走了。我親眼目睹一個日本兵在浴室強姦婦女。他的衣服丟在浴室外，之後，我們發現了浴室門，然後發現了一個婦女赤身裸體地痛哭，滿面悲哀」。關於搶劫與縱火：他在回答庭長關於「日軍佔領南京是如何對待私人財產」問題時，答稱，「日軍根本不尊重財產的所有權，他們任意闖入民宅，隨意搶劫，並點火燒房屋」。他還以自己家遭到搶劫和親眼目睹的俄國公使館被焚燒為例。他說：「我家被日軍闖過很多次，一架鋼琴和一輛舊摩托車被拿走了，另外，所有值錢和有用的東西都被劫走。」「日軍焚燒了俄國公使館，我親眼看到他們在那裡澆煤油，然後點火，那是在1938年1月1日，12點鐘。」

許傳音在東京法庭上，還以紅卍字會負責人的身份，公布了紅卍字會組織收埋死難者屍體的情況與總的數字。他說：

紅卍字會已把掩埋無人埋葬的屍體作為慈善工作的一部分。當時街上屍體遍布，無人管理。這時，日軍來請我們幫助……得到他們的許可和通行證以及在城裡行駛的工具後，我們開始在城裡尋找屍體，然後掩埋。我們通常有200人從事這種工作，掩埋了43000多具屍體，這個數目實際上小得多，我們不被允許把真實的數目報上去。

許傳音於1947年1月25日和2月6日，兩次在南京中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出庭作證。其中，1月25日他在中華門外第十一區公所內所開臨時調查庭上，作證稱：「民廿六年，余任紅卍字會南京市分會會長，對日軍進城時情形，極為清楚。當時秩序混亂，日軍任意殺人、強姦、放火、搶劫，置一切法律人道於不顧。紅卍字會出而擔任掩埋屍體工作，經數度交涉，日軍當局允保障掩埋隊隊員安全及發給通行證。」「十二月二十二日，掩埋隊始完成第一批屍體掩埋。」2月6日，許傳音復出席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在中山東路307號勵志社舉行的對戰犯谷壽夫之公審，出庭作證言報告。據法庭當庭筆錄記載：「證人許傳音當庭報告稱：當廿六年南京淪陷時，任紅卍字會會長，兼國際救濟委員會委員，對日軍的暴行很清楚，分四點說：（一）殺人，（二）強姦，（三）放火，（四）破壞財產。日軍入城後，秩序很亂，見人就殺。」「諭知被告，本庭近已會同紅卍字會會長許傳音先生，在中華門外發掘被害者屍骨數處，任便檢出數骷髏，均有傷痕，且均系女骨。在中國婦女當兵者甚少，試問被告說未屠殺平民，將何以自解。」接著，許傳音便當庭報告當年目睹之日軍殺、燒、淫、掠種種暴行，並親手呈交紅卍字會埋屍43071具統計表一件。

縱觀許傳音在審判日本戰犯、提供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證言活動中的表現，可以發現，他的這一經歷極具特色與影響力。其特點在於：一是他同時具備紅卍字會與安全區國際委員會這兩大救濟機構執事者的身份；二是他同時具有目擊日軍暴行與掌握機構統計資料的資質；三是他同時參與了國際與中國兩個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案犯的審判。這些特點融合在一起，使他在所有參與作證的中國證人中，成為獨一無二的人物。他所提供的紅卍字會埋屍43000餘具的證言，最終為兩個軍事法庭所採信，成為給南京大屠殺元兇松井石根和主犯谷壽夫定罪的重要依據。在審判日本戰犯期間及以後的一段時期中，由許傳音代表紅卍字會提供的埋屍統計數字，是最無爭議的確鑿資料，即使在由11國法官組成的東京法庭上，辯方及主審官對此也提不出什麼異議。由此可見，許傳音對南京大屠殺案的審判，作出了特別重要的貢獻，產生了特別重大的影響。

04 出任偽南京市自治委員會顧問

在南京城於1937年12月13日淪陷後，日方即積極策劃成立親日「傀儡政權，以取代由西方人士組成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經過一番緊張的籌備，於12月23日成立了「南京市自治委員會籌備委員會」， 1938年1月1日正式成立「南京市自治委員會」。偽南京市自治委員會，由世界紅卍字會南京分會會長陶錫三任會長，孫叔榮、程朗波為副會長，紅卍字會副會長許傳音、張南梧同為顧問。該委員會存在時間不長，總計不到4個月。3月28日，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在南京成立，4月24日偽維新政府決定，成立「督辦南京市政公署」，由偽維新政府綏靖部長任援道兼任偽督辦，偽南京市自治委員會遂自行撤銷，許傳音之偽顧問一職，也隨之取消。

應當承認，許傳音之擔任偽南京市自治委員會顧問職，並非為一己私利，主動投靠，而是他本身具有紅卍字會與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雙重身份的代表性，被日方選中。在一份名為「南京市自治委員會會長、委員、顧問、秘書、課長姓名表」的檔案中，載有「姓名許傳英，年齡五十歲，籍貫安徽，職務國際委員會、紅卍字會代表」的記錄。由記錄內容可見，日方對許同時在紅卍字會與國際委員會中任職，具有雙重身份，比較看重。

同時，也應當注意到，許傳音在偽自治委員會中的地位，畢竟不是會長、委員，而僅為顧問。顧問與會長、委員之間，當有區別。檔案中有一份1938年4月15日偽自治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的文字記錄。其中記有：「主席孫叔榮，出席者孫叔榮、趙公謹、趙威叔、馬錫侯、黃月軒、胡啟閥、王春生，列席許傳英」。從主席、出席、列席的區分上，可見許與會長、委員間的實際區別。從會議內容中，亦可看出此次會議邀請許列席的原因，以及許以「顧問」身份，所實際進行的活動。記錄稱：

又據許顧問傳英陳述難民區內尚有難民三萬人，五月底國際救濟委員會即須結束，前項難民應如何救濟，請一併設法案。

決議：以上兩案（另有兼救濟課長馬錫侯提議，為第一區第六收容所極貧者200人開辦毛巾廠或布廠，以資糊口案）合併討論，由第四區公所會同第四警察局調查實際情形，造具各難民冊，再行妥籌辦法，交救濟課辦。

由此會議記錄內容可見，許傳音在偽自治委員會中擔任顧問之職責，多為對難民實施救濟一類。

我們從歷史檔案資料中，確實也找不到許有藉助「顧問」身份，認賊作父、賣國求榮、殘害民眾等惡行劣跡。學界對許任偽顧問職原因的評述，有的稱，是「為了做好難民工作，不得不同意到偽自治委員會中任職」；有的稱，是「為了協調同自治委員會的工作」。

根據許傳音在南京大屠殺事件上的多重身份和種種表現，他熱心參加慈善和救濟事業，組織領導對遇難者屍體的掩埋，傾力解決難民的住房與生活問題，認真搜集日軍殺燒淫掠暴行資料，走上法庭提供南京大屠殺有力罪證，實堪稱為南京大屠殺事件中的大善人、大功臣。人民和歷史將記住他所有這一切貢獻與功勞。他作為一名篤信基督的教徒，竟又擔任帶有濃重東方佛道色彩的紅卍字會副會長；他作為一名中國政府的官員，竟又在由西方人士組織成立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中任職住房委員會主任；他作為一名南京大屠殺的目擊者和見證人，竟先後在國際軍事法庭與中國軍事法庭出庭作證；他作為一名慈善家、難民的保護者，竟又踏進了日本侵略者一手策劃的偽組織政治泥淖。以上種種經歷，發生在許傳音同一個人的身上，使他在南京大屠殺這一歷史事件中，業績顯著、功過並存。人們從他的複雜經歷中，慨嘆他在政治旋渦中的迷茫，並關注由此產生的負面政治影響。應當實事求是地承認，就任偽職本身，就是對日本侵略者用刺刀拼湊出來的偽政權的接受與參與，宣示了自己對偽政權的承認和支持。在是否就任偽自治委員會職務問題上，在當時的局面下，堅辭不就、甚至冒險逃離者，亦多有人在。金陵大學陳嶸教授曾被日方看中，但他堅決拒絕當漢奸，加拿大學者卜正明研究稱，「日本駐南京使館最初策劃的偽自治會人選是金陵大學陳嶸教授，但畢業於北海道帝國大學的陳嶸堅決拒絕」；日本當局還脅迫在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工作的羅逸民、程調元二人參加偽自治會工作，他們「不願參加，乘亂逃出南京」；中央大學王瀣教授因病留駐南京，「他拒絕接受敵偽聘請，因窮困潦倒，『兩粥猶不可得』」。應當說，許傳音在是否就任偽職這一點上，是存有一定選擇的自由空間的。對此，我們不需要刻意淡化和加以掩飾。無疑，出任偽職，是許傳音人生經歷與政治生活中的一個污點。故意地淡化其負面，不等於尊重；同樣，如實地評論其負面，也並非辱沒。

最近以來，史學界圍繞紅卍字會負責人陶錫三、許傳音等人出任偽職事，開始發出一些不同的聲音，進行了一些新的思考。孫江在其論著中寫道：「當陶保晉開始服刑時，紅卍字會副會長、做過『自治委員會』顧問的留美博士許傳音正在東京遠東軍事法庭上指證大屠殺事實。」他並詰問：如果認為「許傳音參加『自治委員會'乃是要救助難民」，「那麼，陶保晉是否也有這種主觀動機呢？」高鵬程、池子華先生則著文指出，「社會救助與出任偽職並行，是淪陷區紅卍字會活動的共性特徵」。紅卍字會成員出任偽職，「被捲入政治旋渦」，從而「使紅卍字會的活動具有了善惡並存的兩面性」。

2007年10月，在南京大屠殺發生70周年、許傳音逝世36周年之際，他的骨灰遺葬至南京雨花台畔的功德園「名人園」中，同時安放了他的紀念銅像。他的墓地，緊鄰著名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被人們譽為「女英雄」的李秀英墓地。眾多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研究南京大屠殺專家與各界人士，向這位一代名人獻花致祭。

原文載於《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釋從略

·來 源：《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

·編 輯：潘琳娜

·校 審：李 凌 趙伊漢

·監 制：凌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