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4月23日，一場特殊的葬禮在北平街頭舉行。
沒有杠夫打響，也沒有冥幣飛揚。瓦盆落地後，身著孝服的一行人，在群眾的注視下無聲地行進著。
「李大釗精神不死！」
「為先烈復仇！」
不知是誰先開了口，整條街瞬間就被此起彼伏的口號聲點燃，革命情緒感染到了在場所有的圍觀群眾。
以「長子」身份為李大釗扶柩的李振華，更是全程高唱《國際歌》，在各大中學青年學生，以及教育界人士的陪伴下，將反動派 的罪行一件件公開。
對於這些革命人士來說，這一天他們已經等了太久。
就是因為反動派的鎮壓，這場特殊的葬禮已經遲到了整整六年。
很快，北平街頭的動靜就傳到了反動派政府那裡。
眼看圍觀群眾越來越多，反動派政府迅速派警力出動，一邊阻擋送葬隊伍繼續前進，一邊打壓發放革命傳單的志士。
「李大釗同志犧牲得太壯烈，希望有朝一日，他的事迹能讓更多人知道！」
望著被軍隊打散的送葬隊伍，一位攝影工作者在混亂中拿起相機，拍下了這幅人神共憤的畫面。
身為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的李大釗，因何原因不幸被捕？
廢棄絞刑架，引出22年前的大案
1949年2月，北平歷史博物館，迎來了建國後的第一批接管文物。
「這件文物編號0001，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視起來，妥善把它保管好。」
將文物轉交到博物館工作人員手裡後，負責護送文物的北平市政府文物部的同志叮囑道。
「就像大家所看到的這樣，這個絞刑架，是我們不久前在清點國民黨監獄時發現的...」
原來，在和平解放北平後，一部分保衛幹部曾進駐北平，負責接管國民黨北平公安局。
在清點公安局物品的過程中，一位保衛幹部就注意到了被放在角落的絞刑架。
多年的革命經驗，讓這位保衛幹部意識到了不對勁。
望著面前那個木質底座，通身都刷著黑漆的絞刑架，保衛幹部試著搖動了搖動，發現前者仍舊穩穩噹噹地立在那裡——如果沒有被使用過，絞刑架根本不會被組裝的如此牢固。
眼看事情已經無法隱瞞，被留用的國民黨警察才無奈開口，表示那正是絞殺李大釗同志的工具。
這一驚天消息，讓在場的保衛幹部都震驚不已。
當即，他們便彙報給了上級組織，等待下一步的行動計劃。
在這期間，保衛幹部們還曾試圖問出李大釗同志犧牲時的具體情況，但害怕被追責的國民黨警察，早已將嘴閉得緊緊的，絕口否認自己參與過這場殺戮。
有關絞刑架的有關事宜，已經得到了組織的高度重視，相信很快就會有人下來徹查李大釗同志遇害一事。
果不其然，1951年6月，一封絕密紅頭文件，就擺在了北京市公安局局長的辦公桌上。
「馬上行動，儘快徹查李大釗同志犧牲重案！」
北京舊鼓樓大街，就是調查人員的第一個目標地點。
「你是吳郁文嗎？作為殺害我黨先驅李大釗的主謀，我現在要逮捕你！」
看著在一處四合院內休息的白髮老人，調查人員厲聲說道。
就這樣，曾任京師警察廳偵緝處長、親手將李大釗送入監牢的罪魁禍首，落入了人民的審判網中。
1951年6月20日，在接受獄中傳喚的吳郁文，將自己參與策劃、實施李大釗等人的經過詳細供述，知無不言。
消息傳出後，全國人民為此震怒。藉此機會，北京公安對外喊話，希望參與殺害李大釗烈士一案的元兇能自覺投案，爭取減刑。
幾天後，北京市公安局便迎來一位特殊的「客人」——原京師警察廳司法處處長蒲志中。
蒲志中表示，當年由於自己一時思想錯誤，他曾參與過殺害李大釗一案，一直都自感罪孽深重。
聽說如今自覺投案能爭取減刑，他這才放下一切，來到了北京市警察局。
緊接著，蒲志中將當年的經過重新講述了一遍。他的供詞，讓一旁的調查人員敏銳地捕捉到了一個人的信息。
原來，在李大釗同志入獄後，奉命審判他的法官王振南，同樣對其進行了迫害行為。
正是他，在最後關頭不顧民意與法律流程，趁機將李大釗同志推向了斷頭台。
「馬上抓捕王振南！」
一聲令下，第三組調查人員全力出動，奔赴上海捉拿案犯。
在抓捕王振南的過程中，另外兩隊調查人員先後傳來消息：已將李大釗一案的主要元兇陳興亞、雷恆成捉拿歸案。
湊巧的是，陳、雷二人，都是在民眾的舉報信下落網的。
早在1950年，全國反革命鎮壓運動剛剛開始時，上海警方就接到群眾匿名舉報，稱曾任京師警察總監的陳興亞，也參與過殺害李大釗一案。
一番審訊後，陳興亞對自己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平靜地接受了警方的拘留。
只不過，因為交通不便，陳興亞被捕的消息，1951年才被傳送到北京市公安局。
在舉報信中，民眾還透露，雷恆成除去在獄中對李大釗同志萬般折磨之外，在李大釗同志犧牲後，還私藏了前者的配槍。
1952年9月，經過重重排查，調查人員最終在上海將雷恆成順利抓獲。
審訊過程中，雷恆成不僅承認自己曾在獄中對李大釗同志使用過酷刑，更是詳細供述了王振南知法犯法的相關事實。
迅速整合現有信息後，第三組調查人員果斷出動，將王振南押往警察局內審問。
與之前幾位元兇不同，面對警察的審問，王振南據不認罪，反而反咬一口，誣陷警方錯抓好人。
「還在抵賴，1927年的一份授獎文書里，早就將你們的犯罪事實寫得清清楚楚！」
眼見王振南賊性不改，調查人員憤怒出示了搜捕鐵證。
直到這時，王振南才意識到再無回天之力，將當初的真相一五一十地交代了出來...
隱藏在血案後的真兇
「其實，1927年的那場慘案，我們也都是奉命行事，背後的主使另有其人。」
面對警方的盤問，王振南平靜地表示，雖然他們是殺害李大釗同志的主要元兇，但背後的操控者，其實是當時的奉系軍閥——張作霖。
作為由綠林起家的一大軍閥，一路高歌當上東北王的張作霖，野心日益膨脹，將利益的觸手伸向國際。
為了能最大程度搜刮利益，張作霖將自己的奉系軍閥培養成了無惡不作、恆霸北方的強悍軍隊。
如此作威作福的態勢，很快引起了孫中山先生的注意。
1924年，孫中山提出「聯俄聯共」口號，呼籲國民軍與蘇聯、共產黨合作，一起討伐軍閥，奏響了北伐戰爭的前奏曲。
在這一聯手過程中，作為與蘇聯交好的革命領袖，李大釗就曾為雙方合作貢獻了不少力量，可以說是促成蘇聯加盟北伐軍隊的直接原因。
在他的遊說下，蘇聯方為國民軍提供作戰指導、軍用武器若干，極大地提高了北伐軍隊的作戰能力。
也正是因此，1926年，從廣東起兵的北伐隊伍，接連攻克吳佩孚、孫傳芳這兩大軍閥派系，影響力日益擴大。
按照計劃，張作霖所率領的奉系軍閥，就是國民革命軍下一個要討伐目標。
1926年5月，張作霖聯合直、魯軍閥，組成「討赤聯軍」，與北上的北伐軍隊展開激烈交戰。
由於準備充分、佔盡地理優勢，一路凱歌的北伐隊伍在「討赤聯軍」處遭遇了開戰以來的最大反擊力度，歷經4個月鏖戰仍久攻不下，劣勢漸漸顯露。
危難之際，李大釗再一次挺身而出，三次發文電請遠在蘇聯的馮玉祥將軍，希望對方能回國加盟北伐抗戰，並親自為其制定作戰攻略。
1926年9月17日，馮玉祥將軍在五原誓師，宣布就任國民軍聯軍總司令，參與北伐戰爭。
如此強敵的介入，讓張作霖方元氣大傷。自此，奉系軍閥張作霖對李大釗的不滿之意愈發濃烈。
而接下來發生的事，則更讓張作霖對後者恨之入骨。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秉承帝國主義旨意，張作霖在上海、南京、天津、青島等地繼續殘害進步團體，開展著鎮壓人民群眾的反帝反封建軍閥運動。
面對無辜的犧牲與鮮血，李大釗又一次挺身而出，一邊率隊高喊「推翻帝國主義的奴才奉系軍閥」口號，一邊積極制定反奉計劃，與張作霖展開漫長的拉鋸戰。
1926年1月23日，李大釗更是不畏犧牲，在混亂中出席「北京國民反日大會」 ，號召民眾站起來反抗帝國主義與奉系軍閥，影響廣泛。
在他的慷慨陳詞下，國內各地抗戰情緒濃烈，直接引爆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反帝反奉群眾示威活動。
「現在因壓迫愛國運動而反奉的空氣比去年反直的空氣濃厚百倍。」
如此猛烈的抗議活動，讓逐漸分心乏術的張作霖怒火中燒。
終於，在聽聞手下強將郭松齡之前也被李大釗說動，加入倒戈反奉陣營後，張作霖殺意再也無法抑制，
他命令幾大手下，罔顧法令，將李大釗迅速處決。
王振南的敘述，再一次將調查人員拉回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而接下來的一句話，更是讓他們無比憤怒。
「李大釗的行刑過程，持續時間長達40分鐘。」
遲到24年的真相
「切不為以一時之意氣，殺戮國士，而遺千載惡名！」
1927年4月，北洋政府前任教育總長章士釗的一番話，拉開了奉系軍隊與民意之間的輿論戰。
這一場戰爭，關乎到包括李大釗在內的60餘革命志士。
一個月以前，在張作霖瘋狂的鎮壓下，數十名革命志士不幸遇難，負責與中共大後方聯絡的李渤海也相繼被捕。
李渤海的被捕，讓張作霖喜出望外。
要知道，作為李大釗的得意門生，李渤海不可能不知道李大釗如今身在何處，只要從他嘴中拷打出李大釗的下落，張作霖的鎮壓行動就成功了大半。
不料，還沒等張作霖展開拷打，貪生怕死的李渤海就率先開口，希望能用李大釗的下落來換自己一條生路。
「李大釗如今就在東交民巷的蘇聯大使館內！」
他的意外叛變，讓整個革命形勢瞬間翻轉。
面對這一突然驚喜，向來謹慎的張作霖並沒有直接行動，而是先冒充李大釗好友，給蘇聯大使館送了一封信。
在得到對方肯定答覆後，張作霖這才確定，李大釗確實躲藏在東交民巷內。
當即，他便打通帝國勢力，準備擇日到蘇聯大使館內抓人。
但張作霖不知道的是，行動前夜的一次宴會，他的作戰計劃被部下泄露，傳到了共產黨人那裡。
「東交民巷，不容許中國武裝入內，是載在條約上的...」
「我不能走，我走了，北京的事誰來做呢？」
很快，李大釗便得知了這一消息。但經過分析，他認為張作霖強闖的可能性不大，貿然撤退反而會打草驚蛇。
再者，革命的工作，總需要有人來做。
就這樣，為了保護更多的革命同志，李大釗還是選擇了按兵不動，僅偷偷撤出了部分同志。
1927年4月6日，一聲槍響過後，張作霖率隊強闖蘇聯大使館，打死打傷數名革命志士，給設在這裡的國共兩黨北方區委機關造成了沉重打擊。
情急之下，李大釗迅速反應，一邊快速焚燒機要文件，一邊安排倖存人員隱蔽。
而為了保護自己的妻女，李大釗自己卻光明正大坐在了椅子上，等待敵人將自己抓捕。
他的反應，正中張作霖下懷。
當即，張作霖便命令下屬，將李大釗帶走審訊。
李大釗被捕的消息傳出後，社會各界的反應都很強烈。
在一開始的協商中，由於害怕中國再走蘇聯強大之路，列強們是同意張作霖進入東交民巷抓人的；
但隨著輿論的不斷激化，列強們又紛紛以「在華特權難保」為由向張作霖表示不滿，逼迫其放人。
再加上蘇聯在其中的嚴正抗議，都讓張作霖一時間倍感無力。
更何況，已在獄中的李大釗，在我黨秘密問題上，一直保持著「無可奉告」的堅決態度。
一開始，張作霖料定了李大釗不會鬆口，特意準備了一些嚴刑手段，試圖「名正言順」的折磨前者。
但讓他意外的是，整個審訊過程中，李大釗都極為配合，這讓他根本找不到亂用私刑的借口。
無奈之下，張作霖只得「軟攻」，讓李大釗的老鄉，也就是自己的參謀長楊宇霆來勸降，試圖用高官厚祿來翹出有用信息。
「大丈夫生於世間，絕不能為了錦衣玉食，就去向賣國軍閥討殘羹剩飯，做無恥的幫凶和奴才！ 」
面對曾經的老鄉，李大釗沒有留出絲毫的情面，不僅嚴詞拒絕了對方勸降的要求，還對楊宇霆破口大罵，讓張作霖倍感臉上無光。
不僅如此，除去在李大釗這裡頻頻受挫之外，社會各界的重重輿論也將張作霖壓得抬不起頭來。
1927年4月9日，北京國立九校委派代表拜訪張作霖，要求張作霖釋放李大釗妻女，並將李大釗「交法庭依法審訊」；
北洋前高官、奉系軍閥內部政治討論會會長梁士詒，也示意張作霖將李大釗移交法庭處理，「以期昭示中外，以彰公允」。
重重壓力之下，張作霖最終失去了理智。
利益受損的他，將自己如今的尷尬處境全部歸因到李大釗身上，再次動了殺心。
4月23日，由張作霖一手打造的「特別軍事法庭」成立，短短的5天時間，就出台了一份判決，倉促宣判包括李大釗在內的50餘人死刑。
判決公布後，社會各界都為之震怒，開展了大大小小的示威活動。
但另一邊，李大釗的反應卻出奇的淡定。
在聽到即將被處死的判決後，他的脊樑仍舊挺直，不僅婉言謝絕了革命志士提出的營救計劃，還抓緊了一切時間，爭取多向獄友們傳播革命觀念。
對於他而言，斷頭台更像是革命的宣講台。
1927年4月28日，在民眾的反對聲下，張作霖的軍隊將李大釗一行人拉至西交民巷京師看守所，開始了最終的處決。
「我們深信，共產主義在世界、在中國，必然要得到光榮的勝利！ 」
望著看守所內嶄新的絞刑架，李大釗明白，自己最後的時刻已經來臨。
一番慷慨陳詞後，他率先挺身而出，第一個踏上了絞刑架。
他的從容淡定，讓一旁的敵人恨得牙癢，一個獄卒當即衝上前去，一拳將李大釗擊倒在地。
但對於此時的李大釗，已經做好了慷慨赴死的充足準備。面對氣急敗壞的敵人，他也只是諷刺一笑，堅毅的神情分毫未變。
李大釗的淡然，惹怒了一旁的敵人。他們當即便向李大釗叫囂，揚言讓其嘗到痛苦的滋味。
緊接著，一聲令下後，行刑者按下絞刑架上的開關，站在絞刑架中央的李大釗，瞬間被懸空吊了起來。
可就在他即將咽氣時，一旁的行刑者卻突然將李大釗拖了下來，讓飽受折磨的他呼吸到了新鮮空氣。
望著氣喘不已的李大釗，眾人都有些不解，以為是敵人臨時改了決定，不再處刑。
但是，還沒等大家反應過來，行刑者又再一次按動開關，將氣喘不已的李大釗重新吊起...
這一過程反覆幾次後，李大釗早已被折磨得筋疲力盡，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
「別人受絞刑都是瞬間斃命，你們這就是故意的！」
將這一切都看在眼裡的革命志士，對著行刑者破口大罵。
他們表示，如果不是張作霖私心報復，李大釗絕對不可能受此折磨。
但是，無論大家怎樣抗議，行刑者依舊面無表情的重複著絞刑操作，革命志士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李大釗受盡折磨，鮮活的生命漸漸枯萎下去。
終於，漫長的40分鐘過去後，被重複吊起多次的李大釗，在無盡的痛苦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饒是如此，張作霖的怒氣也並沒有完全消散。
李大釗犧牲後，張作霖不僅率隊驅逐為前者送葬的隊伍，更是直接施加壓力，迫使李大釗遺體停放寺廟內不得安眠，時間長達六年之久。
直到1933年4月，在社會各界人士的奔走之下，李大釗的遺體才得以從寺中移走，遷入香山萬安公墓墓地。
結語
對於李大釗同志真正的受刑時間，歷來眾說紛紜。
在其長女李星華的回憶錄中表示，李大釗是因張作霖的暗中授意，才被刻意折磨，受絞刑四十分鐘才就義；
而在行刑事件的親歷者那裡，李大釗真正的受刑時間又變作二十分鐘，來回的折磨也是因為行刑者不懂絞刑架這一「洋玩意」如何使用。
然而，無論是哪種就義方法，無論就義時間究竟是長是短，我們都要看到，在面對革命與死亡時，李大釗同志的堅定態度，與對我黨事業的捨命維護。
正是這樣的忘我犧牲，才得以築起我中華民族的不屈脊樑。
向無數「李大釗」烈士們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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