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周而復參觀靖國神社,回國後被開除黨籍,16年後中紀委:平反

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伊始到1945年9月2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結束,十四年抗戰史的艱辛被每個中國人銘記在心。

而作為戰敗國的日本不僅沒有承認自己的罪行,反而建立靖國神社供奉戰死的士兵。

日本的這種行為無疑是在觸碰中國人的底線,點燃了國人的怒火。

然而,身為共產黨員的周而復,在1985年前往日本參加活動的時候,竟不顧其他人的勸阻擅自參觀靖國神社,嚴重違反了黨紀。

活動結束後,周而復回國便被開除黨籍,但16年後,中紀委又決定恢復周而復黨員的身份,這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一、作家周而復

在了解這件事之前,先來介紹一下主人公周而復。

1914年,周而復出生於南京城,年幼時就受到了嚴格的教育,成年後便踏上了求學之路。

求學路漫漫,周而複閱讀了大量書籍積累了文學知識,從而奠定了他極高的文學素養。

正所謂: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周而復做到了這一點,面對山河破碎的局面他毅然決然奔赴中國革命的聖地——延安

1939年來到延安的周而復加入共產黨,成為了光榮的共產黨員,此後便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

值得一提的是,周而復不僅僅是一位共產黨員,更是一位才華橫溢的作家。

「中山公園的水池像是一面鏡子,圓圓的月亮映在池面…月亮顯得分外皎潔」。

這是周而復筆下的長篇小說《上海的早晨》中的經典語錄。

正所謂:藝術來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

1949年的春天,周而復來到了上海工作,當他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時間後感受到了上海近些年的變遷,而後他的靈感油然而生,他以上海普通工人的日常生活為視角向讀者展現了不一樣的上海。

歷經二十七年的光輝歲月,四部《上海的早晨》全部被人民文學出版社發行,一度成為了當時暢銷的作品,甚至被改編成電視劇,通過不同的形式走進了人們的視野。

《上海的早晨》是周而復眾多文學作品之一,長篇小說《長城萬里圖》也是周而復的歷史大作。

所謂保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

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猶如一件精美無比的玉器,是需要不斷地雕琢從而達到理想的效果,寫作也是如此。

周而復在編撰《長城萬里圖》時要做的正是收集大量的材料後熟練運用,做到合理增刪酌情取捨,最後加以潤色。

為了收集到精準無誤的寫作材料,周而復採用了兩種辦法,其一是採訪抗戰時期的重要人物,其二則是重遊抗日戰爭的遺址。

可周而復想要展現是反法西斯戰的亞洲戰場,這些信息是遠遠不夠的。

正如周而復先所說:「中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有著巨大的作用,可是很少有人能夠意識到這一點,在已有的文學作品之中並沒有將中國戰場作為二戰的亞洲戰場來描寫,因此我要將中國戰場作為反法西斯戰爭的一部分來寫,而不只是中日戰爭」。

而周而復在收集材料時並非一帆風順的,他遭遇了重大的挫折,並且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二、不幸的挫折

1985年10月20日,周而復前往日本參加新製作座成立三十五周年的紀念活動。

活動結束後,周而復想參觀一下日本的靖國神社,參觀靖國神社,正是與小說《長城萬里圖》的撰寫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後便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日本嚮導。

可是,周而復是中國派出的代表,他的一舉一動都代表著國家形象,因此,周而復將自己參觀靖國神社的行程表交到了中國駐日大使館。

日本嚮導隨即帶領周而復來到了靖國神社進行參觀,而後周而復拿出了素材記錄本將這裡的所見所聞逐一記錄。

可就在當天晚上意外發生了,大使館卻接到了國內的通知:不允許參觀靖國神社,如果必須要去就要得到大使館的批准才可以。

得知此消息的周而復頓感不妙,自己出發之前並不知道這個消息,何況自己的行程已經交給了大使館,大使館也沒有進行制止。

而後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告訴周而復,已經發生的事情就算了,切記不要告訴任何人。

聽到大使館工作人員的回答,周而復心裡懸著的石頭也終於落下,可誰曾想回國之後,有人將這件事泄漏出來並捏造是非。

1986年3月4日,這天的人民日報有這樣一條新聞,「中國人民對外協會副會長周而復在友好訪問日本期間嚴重違反組織紀律,喪失了人格,經決定開除黨籍」。

不僅如此,在報道中還這樣描述周而復的所作所為:

「周而復作為入黨多年的黨員,無視他人勸阻,無視我國政府的立場,擅自參觀了靖國神社,丟失了民族氣節,甚至身為黨員生活作風極差,影響非常惡劣」。

自此之後,周而復的名聲一落千丈,他的生活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看到報道的他心如死灰,可當務之急是小說《長城萬里圖》的寫作,在逆境之中他開始了小說的寫作,同時他也相信著真相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周而復身體情況並不是很好,曾經有過膀胱癌,年紀大了以後又有了高血壓以及糖尿病,但這些都不是讓周而復停止創作的理由,周而復認為只要自己一直活著,就要一直寫作。

周而復老先生對寫作的熱忱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長城萬里圖》是一部系列長篇小說,周而復打算創作六部,再現抗戰的艱辛。

小說的第一部名為南京的陷落》,周而復是經歷過抗日戰爭的,身為南京人的他同樣是無法原諒日本侵略者在南京慘無人道的暴行。

1997年第一部《南京的陷落》被一些翻譯家翻譯成日文在日本發布,

周而復希望可以把這件事刊登在報紙上,不僅僅可以讓讀者知道這件事,更是可以讓全中國人知道,因為在發布的這年是祭奠南京大屠殺的六十周年。

三、真相水落石出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件事並沒有結束,周而復參觀日本靖國神社事件在持續發酵。

《山西青年》雜誌曾發表過這樣一篇文章,文章的大致內容是將周而復認定為貪官,不僅是經濟上的貪官更是生活上以及心理上的貪官。

同時文章又稱周而復對待日本友好組織的時候態度極其傲慢,嚴重地損害了兩國的友好關係。

忍不可忍之下,幾個月後周而復終於做出了反擊。

2000年3月6日,周而復向當地人民法院起訴了《山西青年》,在法庭上周而復為自己辯解。

「無視他人勸阻,擅自參觀了靖國神社」

針對文章中的這句周而復解釋道,自己是為了撰寫《長城萬里圖》而去靖國神社收集史實資料。

更何況自己的行程已經交給了大使館,大使館並沒有制止,而收到禁止參觀靖國神社的消息也已經是晚上了。

周而復所言千真萬確,在《長城萬里圖》確實有寫到靖國神社相關的章節。

他說,被日本供奉在靖國神社裡的人手上都沾滿了亞洲各國人民的鮮血。

而日本不承認自己的罪行,不知懺悔的同時扭曲歷史,這是對全世界人民的不尊重,是對人類歷史文明進程的不尊重。

周而復深知自己寫的小說是歷史題材,而在撰寫歷史小說時最重要的一點便是真實的史實,不能有一點虛假的成分,

但凡在小說之中參雜虛假的歷史,不僅會誤導讀者,扭曲事實,還會不尊重歷史、不尊重革命烈士。

並且參觀並非等同於參拜,周而復是以個人名義去參觀靖國神社,全程只是在收集侵華日軍的歷史材料,並沒有參拜的行為。

而後周而復更是將「對待日本友好組織的時候態度極其傲慢,嚴重地損害了兩國的友好關係」做出了解釋。

當時中國代表團抵達日本時,按照日本的禮儀應該是由新製作座的團長親自迎接,但是新製作座的團長沒有親自迎接,反而派人告訴周而復下午三點接見他。

這種做法無疑是對中國代表團的不尊重,是對中國政府的不尊重,周而復很氣憤新製作座的傲慢無禮的態度。

隨後更令周而復氣憤的事情接踵而至。

新製作座的團長約定下午三點與周而復見面,而在下午三點周而復等到的卻是工作人員告訴他團長臨時有事,今天無法見面的消息。

第二天的招待會上,周而復更是受到了日方的冷落,甚至將中國代表團的座次安排在倒數第二排。

過幾天後,新製作座的團長以個人名義宴請中國代表團,而當時團長在宴會上的講話也完全沒有歡迎中國代表團的意思。

宴會結束後,周而復向團長告辭,團長也並沒有挽留周而復,然而沒過多久工作人員告訴周而復稍後還會有表演節目,請周而復回去觀看。

周而復擔心自己的行為有失禮儀便迅速回到了座位上觀看演出,直到表演結束後周而復與團長一同離開了宴會。

可誰曾想到,日方卻誣陷周而復「擺架子」,沒有觀看完節目就離開。

然而沒有人事先告訴周而復節目安排,更何況團長並沒有挽留即將離開的周而復始。

試問,這真的是《山西青年》所說的周而復傲慢無禮嗎?

在聽到周而復先生的辯解後,《山西青年》的代表律師表明自己理解周而復的不安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同時又表明自己的文章是有來源出處的,並不是憑空捏造的。

正所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雙方都為自己極力的辯解,最終法院判定周而復的訴訟請求被駁回。

看到這個結果後周而復並沒有放棄,他相信黨的決定,也相信黨會恢復自己的清白,此時的周而復已經步入到耄耋之年。

自己獨居在北京,家中除了地板比較嶄新之外,其他的傢具都比較老舊,沙發上甚至可以看到縫補痕迹,這樣的一位老人怎麼可能是生活上的貪官?

歷史,從來不會冤枉一位好人。

經過詳細的調查後,2002年9月18日,中紀委正式下達了文件:

當年周而復的處分是由於參觀了靖國神社,而參觀靖國神社的目的是為了撰寫《長城萬里圖》,除此之外其他的問題不能作為處分的依據。

同時周而復在沒有經過大使館的批准就擅自參觀靖國神社,這種行為違反了紀律,因此將原定「開除黨籍」的處分變為「留黨觀察一年」。

這一刻周而復等了十六年,看完文件後他如釋重負,整頓好心情後又繼續投入到寫作之中。

2004年1月1日,六部《長城萬里圖》已經全部發行完畢,該作品一經發行後受到了人民大眾的一致好評。

不僅如此《長城萬里圖》的問世填補了描寫反法西斯戰爭中,中國戰場的空白,是具有較強的文獻意義以及認識價值,從而成為了中國文學界的瑰寶。

文字本無情,卻因抒寫他的人飽含著溫度賦予了文字情感。

周而復用文字向世界表達了自己愛國之情,不僅僅如此,他更是在提醒著每一位中國人勿忘歷史、銘記歷史,呼籲要將濃厚且深沉的愛國之情融入於自己的心中。

然而七天後,2004年7月8號,周而復的人生路也抵達了終點,這位優秀的共產黨員,原文化部副部長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享年九十歲。

縱觀周而復的一生,他始終站在時代的前端,用手中的筆描繪了與眾不同的時代,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