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在《五蠹》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觀點，即：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
但這句話最初的含義和後來的衍生義有些差別，中間出現過流變。
《韓非子》：用來講述君王治國的道理
韓非子雖然也認為「儒」和「俠」這兩伙人是社會上的隱患，但真正造成這樣隱患的是君王而不是它們本身。
當然，這裡說的「儒」不僅僅是儒家，而是文人。在當時還沒有獨尊儒術，所以在韓非子等法家人士看來，儒家、名家、道家、陰陽家、縱橫家等等只是憑藉思想和口舌爭利的人都算「儒」，這和秦始皇「焚書坑儒」是一個道理。
而這裡的「俠」也不是後來的俠客，而是一些喜歡爭勇鬥狠的散客，比如一些權臣手下養活的門客、死士等等，甚至是一些身體強壯但頭腦簡單的粗人，比如經常為了利益打群架的農夫們。
韓非子認為，這些人之所以能對社會造成危害，重點不在於它們存在本身，而是君王的縱容，屈法申恩，導致了歪風邪氣。
韓非子用魯國和楚國兩個國家對於違法亂紀事情不同的處置方式進行了對比論證。
說魯國有個士兵隨同國君作戰，每次都當「逃兵」，不去拚命，理由是自己家裡有老父需要贍養，如果自己戰死了，那老父就沒人養活了。孔子認為這個人很懂「孝道」，於是對其進行讚賞。
這樣做的結果是什麼呢？遵循了孝道，但背叛了忠義，違反了律法，導致魯國形成了軟弱的風氣。
而楚國有一位嚴明公正的令尹，他的父親偷羊被抓，令尹按照律令處死了其父親。
這樣做的結果是，令尹忠於君王，維護了律法，但違背了孝道。可這樣的行為卻使得楚國上下奸佞震懼，歪風邪氣不敢滋生。
韓非子用這兩個事迹來說明，治理國家和其他的事情有差別，很多事情都不能從源頭進行整治，那麼就需要掐斷其傳播的過程。
這是君王的責任。
所以，韓非子說，「儒」之所以能亂法，「俠」之所以能犯禁，不是因為他們本身有這樣的特性，而是君王給了他們放縱的機會。
明明律法規定，「亂法」者要被懲處，「犯禁」者要被制裁，但實際上作為人主，禮敬「亂法」之儒，蓄養「犯禁」之俠，這樣一來國家上下離心，怎麼可能會穩定呢？
韓非藉此說明，律法維護的是國家最高的利益，儒、俠等人的行為如果違背了律法，即使是有情可原，比如為了孝道，但也不能屈法申恩，蔑視律法。
因為前者是大義，後者僅僅是小利，沒有道理犧牲整體的利益來徇私個人的過失。
《史記》等史書：用來提醒君王治國時的隱患
司馬遷在《史記·遊俠列傳》中開篇就是這樣一句話：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
但是，司馬遷和後世的引用其實都把原意進行了引申，不再把責任歸咎於君王的治理，而是重點在講述「儒」、「俠」如何亂法犯禁以及他們的危害。
這時候的「儒」基本上就是指「儒家」，而「俠」值得不僅僅是遊俠，還有豪俠，和後世那些行善積德的俠客不是一個概念。
先來說說「儒」是如何亂法的。
還是說回《韓非子》中所講的那兩個故事，魯人和楚人對待親人不同的方式，如果要按照儒家來說，自然是認為親情要大於律法的。
因為「德治」要大於「法治」，法家用限定死的律法來樹立規矩，而儒家用潤物無聲的德化來框架社會。
儒家認為，法家的律法過於嚴苛，產生了很多酷吏，比如漢代張湯、郅都等等，以高壓形式來灌輸律法，倒不如讓百姓知道如何做是對的，如何做是錯的。
如果百姓能從心裡認同這些推行的措施，那麼自然社會就穩定了。
說實話，儒家的辦法確實要比法家更高明，更有效，所以最後能佔據主導地位，就是因為被人認可度高。
律法不是今天所謂的法律。法律是全體國民的意志，用來保護所有人的正當權益，但古代律法是維護統治的工具，主要用來維護特權階級的利益。最主要的例子就是，律法是可以由最高統治者或者群體進行修改的，不用考慮底層利益。
這樣的律法一般來說是比較嚴苛的，所以儒家往往會反對。
而儒家反對的方式就是「以古非今」。
就是用之前好的時代作為榜樣，來諷刺當今的社會，以達到順從儒家意願的目的。
而這些儒家講道理是非常厲害的，畢竟實現自身目的的主要手段就是「遊說」，口舌辯論的能力自然鍛煉得無比強大，這是吃飯的本事。
再來說說「俠」是如何犯禁的。
這裡的「俠」，集解當中說得很清楚：
「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
這些人武力強大，欺壓鄉里，不服官府管教，甚至其背後有官府作為依靠。
比如漢朝的豪俠郭解，他的背後甚至有衛青撐腰，怎麼會把當地的官府放在眼中呢。即使是漢武帝令其遷往茂陵，他都敢讓衛青為其求情，甚至矇騙漢武帝。
這些人是社會上極不穩定的存在，剝削百姓、巧取豪奪是尋常事，土地兼并這種動搖國體的事情也經常做。
尤其是後者，會令國家的稅收大幅度減少，讓很多百姓無田可種，土地、金錢等等物資會流向這些豪強遊俠的口袋裡。
這就是「與國爭利」！
個人的武力對於王朝來說不值一提，其危害極小，但這些武力高強的人聚集在一起，又和權勢進行勾結的時候，其危害足以動搖王朝的統治根基。
因為當時韓非子時代里儒家尚沒有取得主導地位，百家爭鳴還未結束，所以指責君王的弊病是很多士子常做的事情。
而等到儒家取得主導地位之後，為了「規矩」的設定、內部派系的爭鬥和社會底層百姓的安穩，自然就不再指陳君王在這種歪風邪氣的傳播中所起到的不良表率，而是直接將矛頭對準了問題本身。
所以，後人一般引用「儒」、「俠」亂法犯禁這件事，都是用了司馬遷等人的解釋，逐漸忽略了韓非子的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