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判了10年的地下黨從獄中醒來，發現大門敞開一個人也沒有

1949年5月1日，天剛剛有了一點光亮。杭州陸軍監獄的牢房之內，有著霉味和稻草味相互混合的氣味。戴中溶如同平常一樣從草鋪上蘇醒過來，卻感覺到四周安靜得不太正常。以往這個時候，看守的皮靴所發出的聲音、呵斥的聲音還有鐵門開關時那刺耳的摩擦聲音早就應該響成一片了，可是今天卻僅僅只有窗外幾隻麻雀在鳴叫。他支撐起身體向上一抬頭，整個人都愣住了，牢房那扇沉重的鐵柵門竟然大幅度敞開著，鎖頭已經消失不見了。

同牢房的九個人一個接著一個醒來，彼此相互看著，不敢發出聲音。有一個年輕的獄友顫抖著問戴先生：「是不是要把我們拉去槍斃？」戴中溶擺了擺手，輕輕地挪動到門邊向外張望。長廊里一個人都沒有，值班室的桌椅呈現出東倒西歪的狀態，文件分散地放置在各個地方。他回過頭來小聲地跟大家說：「看起來都已經跑光了」。

死裡逃生的戲劇性情況要從兩年前開始說起。1947年秋天，北平的中共地下電台被軍統偵破，這牽連到了西安情報網。當時戴中溶是胡宗南部少將機要室副主任，表面上是國民黨電訊專家，實際上已經給延安傳遞情報好些年了。胡宗南派專機將他從延安接回西安進行審訊，戴中溶心裡明白這是對自己產生了懷疑，可是還是硬著頭皮回去，心裡想著沒有留下痕迹就不怕被查。果然軍統把他的住所全部搜查一遍也沒有找出通共的證據，最後竟然以莫須有的罪名判處他十年徒刑。

我認為戴中溶能夠活到1949年，有一部分原因是由於他的身份比較特殊。他是胡宗南的親信，為國民黨軍隊建立了全軍的無線電網路，就連蔣介石發往西北的密電都要經過他的手。像這樣的技術人才，國民黨不捨得輕易將其槍斃，於是把他關押在監獄之中。在南京軍統看守所的時候，他親眼看到同案的五個人被拉出去槍斃。之後轉移到杭州，每天清晨都會有政治犯被拖出去處決，他們牢房裡的人都習慣在天亮之前穿好衣服，坐著等待死亡的來臨。

5月1日發生的那場空城計實際上是一場烏龍事件。之後才得知解放軍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經逼近杭州了。看守們慌慌張張地各自逃離，都來不及顧及囚犯了。典獄長三次向南京請示轉移囚犯，先是說將囚犯送往福建沙縣，接著又說改送到江西上饒，但是鐵路已經中斷了。最後南京政府正朝著廣州進行搬遷，已經沒有人再理會這件事情了。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戴中溶出獄之後所遭遇的情況。他們十個人十分小心地走出監獄的大門，剛好碰到進城的解放軍。帶隊的幹部聽說他們是政治犯，急忙安排他們的住宿和飲食，可是身份核實卻成為了一個難題。戴中溶的上級聯絡人都分散在不同的地方，究竟誰能夠證明這個國軍少將實際上是自己人？最終他在《解放日報》上看到了杭州市軍管會文教部長顧德歡的名字，立刻眼前為之一亮：這不是交大的老同學？馬上寫信請求幫助。顧德歡派遣警衛員來接他，警衛員注視著他瘦得已經改變了原本形狀的臉，不斷說著他受苦了。

這麼一看，歷史有的時候比小說還要離奇。戴中溶在胡宗南身邊進行潛伏活動的時候，傳遞過不少關鍵的情報。例如在1943年截獲了國民黨閃擊延安的計劃，使得黨中央能夠提前進行轉移。又例如獲取到了敵軍電台的密碼，讓解放軍對於胡宗南部的動向能夠清晰明了。可是這些功勞差點被一紙判書給抹去，最後竟然依靠著老同學的關係重新恢復了身份。

出獄之後所發生的事情彷彿構成了一個閉環。戴中溶被安排到軍委通訊局開展工作，參與研製開國大典的電動升旗裝置。曾經用無線電波保衛延安的人，此時運用電流升起新中國的第一面五星紅旗。之後他還負責主持長波授時台的建設工作，並且獲得過中科院科技進步特等獎。從監獄到科研一線，這樣的人生轉變，大概只有那個特定的時代才能夠出現。

或許可以這樣來總結：戴中溶那一天的遭遇，如同1949年中國舊有的秩序慌慌張張地走向崩塌，新的世界在混亂的狀態中得以誕生。監獄大門開啟的那個時刻，難道不就好似歷史翻頁時候所發出的嘎吱聲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