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海斌 | 「京城人無他能，惟造謠言是一絕技」：庚子亂局親歷者的私人記錄

一、庚子密札

因為一些偶然的機緣，近日在從事收藏拍賣的友人處得見一種庚子事變相關的長篇手札，寫滿寬幅稿紙三頁，無上下款，全文四千四百餘字，專記庚子事變始末，附紙三頁，抄錄光緒二十六年（1900）五月至九月間上諭數條，並有若干批註。信札起首曰「再密布者」，正文內容從己亥（1899）秋冬之交「山東有團練演習義和拳」開始，對義和團轉入直隸、進京後城內亂象、清廷諭旨宣戰、兵團圍攻東交民巷使館與西什庫教堂、天津戰守局勢、全權大臣主持和議以及東三省、山西、河南等地義和團活動情況均有記述，所記約止於庚子（1900）七月中旬，其時天津已陷落，聯軍相繼佔領楊村、蔡村、河西務，向北京進逼，局勢危迫，故有謂「今日又聞洋兵已駐蔡村，我軍退至河西務矣。如此退讓不遑，大約三數日之間，即可兵臨城下，不識董軍猶能背城借一否耳」。

庚子手札第一頁。

庚子手札第二頁。

庚子手札第三頁。

據上可知，手札當作於庚子事變中。作者很可能為中下級京官，或在京候補者，其時身在北京，所記多系親見親聞，又與京中官紳有交往，因之較能了解清廷內情。手札內記庚子五月中旬義和團入京事：

十三、四日，即有人來說前門大街一帶見有紅洋布包頭、紅兜肚紅腳帶之人，手持白鐵短刀一把，二三十個一班，來往街市，逢吃教者無論男婦老少，隨意殺在當街，無人過問。教民之屋，無論市房住宅，任意焚燒拆毀，無人敢救，居人無不詫異。

十六日，弟在福州新館請客，即親見其人（指義和拳民——引者按）來往大街，已不下數百人之多。

同月二十五日，清廷發布宣戰上諭，京城局勢驟變，手札實錄當日情事：

諭旨宣戰，遂有東交民巷之火矣。弟自團亂之起，絕無所動於中，惟二十五一夜，目不交睫，耳聞前門內之槍炮聲，不啻一一在我頭上打過，因念五舍弟在德國不知作何了局？疾首痛心，莫此為甚。

又記與「林彝書太史」在京晤談時事。按「林彝書」，林開謩（1863—1937），號貽書，福建長樂人，同治帝師林天齡之子，林旭族兄，光緒乙未（1895）進士，翰林院編修，庚子年奉派甘肅副考官，以時局關係，鄉試展期，中途被召回，謁兩宮於西安行在，獲簡河南學政。結合「弟在福州新館請客」等記載，據此，推測作者多半是福建人。

其「五舍弟」當時在德國。清廷宣戰後，中外關係破裂，德國國內「民情洶洶，有與使館為難之勢」，「外部屢言，論情形不應再接待，雖無逐客令，已不以使臣相待」（《致鐵路大臣盛[宣懷]電》《致南洋大臣劉[坤一]電》，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八日、六月二十八日，《庚子海外紀事》卷一），壓力之下，駐德公使呂海寰大不安於位。手札內記：「六月中，駐德國欽差呂海寰有電奏到京，謂德國於六月初八發兵四千來華，鐵甲船四隻，快船一隻，矢破北京，為城下之盟，詞甚悖逆，殊堪髮指云云。又謂德國外部即於是日驅我使臣回國，呂公以下已於六月十二附船內渡矣，舍弟當可無傷，為之頓釋遠慮。」呂海寰實際回國已在次年（1901），但由上述信息，可推知作者之五弟應為呂海寰使德團隊的隨員，或當時在德辦理採購外洋船炮的委員。

1910年左右的東交民巷。

二、親見親聞

手札內容信息量較大，且富於細節，顯示作者對於事變前因後果有所了解。其記述「朝廷命剛中堂[剛毅]、趙大司寇[趙舒翹]先後赴涿」查辦義和拳、京城拳民火燒大柵欄之老德記藥房「以致延燒十餘條大街小巷」，大學士剛毅「騎馬帶團往打西什庫」，武衛軍、甘軍並義和拳民劫掠錢應溥、徐桐、孫家鼐、袁昶等「滿漢官大宅門」不下二十家，黃思永、立山以「通洋」被拿捕下獄，總署大臣許景澄、袁昶「戮於西市」等情節，生動詳明，紀實性很強，多可與其他庚子史料印證。如記某「山東僧人」「王姓老團」入京求見端郡王載漪，因之夤緣徐桐、崇綺而「傳入天聽」，從而為義和拳登堂入室、為上所用之先聲：

先是春間，忽有山東僧人踵端王府門求見，自命忠義之士，願大顯法力，保清滅洋。（此種亂人無非見端王之子[溥儁]立為大阿哥，欲從此階進，圖意外之富貴耳。後有來一王姓老團，據人傳說，即是前十餘年在湖北滋事，塗朗軒制軍[塗宗瀛，原任湖廣總督]拿辦在逃之王覺一也。試問此種人，豈是善良君子？）端王卻未與見，該僧留話云：如王爺無論何時要見僧人，但朝東南三揖，口呼僧名三聲，立時即可相見云云。於是端王[載漪]遂請徐中堂[徐桐]、崇公爺[崇綺]兩師傅到府赴席，密告此僧之言，問前古法術之士是否可用。若彼時徐、崇二人片言阻止，早遏禍機，乃徐中堂因從前洋人打死他看宅之狗，並毆辱其應門之仆，挾此私嫌，恨洋人入骨，遂力為慫恿，以為天賜異人，不可錯過。彼時端王如法三揖三呼，果有僧人立時款門來見（府中人無不習義和拳者，安知此僧非若輩預藏於府中左右，待人知會，即來者，然以欺此曹則可耳）。四人一談，非常投機，遂將此事傳入天聽，三月初慈聖必欲往頤和園者，亦若輩欲便於見面商議此事耳（並聞人傳說兩老團均見過太后與皇上的）。四月中旬考差後，有人往謁徐中堂。徐中堂即說：候你們放差回來，不惟京城洋人一個不留，即中國亦可無洋人蹤跡矣。彼時聞者皆不知何謂，不敢妄對。林彝書太史[林開謩]往見之前一日，即在弟處詳述，問弟當如何對答。我彼時付之一笑，以為迂談，亦不料其中有如此妙用也。即天津失後，徐老始悔恨，告人曰：我與文山（編者註：崇綺字文山）便是罪魁禍首矣。

清廷宣戰後，董福祥甘軍、虎神營等清軍力量連同京城義和團「全力攻打」使館區與西什庫教堂，而竟相持不下，久攻未克。手札記錄當時攻守兩方各自戰力以及戰事發展態勢：

東交民巷各使館，歸董軍三十營全力攻打，彼保護之洋兵僅三百六十人，中國受雇之兵亦不過兩千人。西華門內之西什庫教堂，歸端王[載漪]、庄王[載勛]所統帶之義和團六萬餘人，分班攻打，彼保護之洋兵僅四十人，中國吃教者亦不過千數百人。所有各國使臣均聚於英館之地窖，西什庫亦有地窖藏身，故五月廿八、九等日，兩處槍炮之聲晝夜不絕，終不能制其死命。團民之死傷無數，不足計，而董營之所謂簡練甘軍死傷不下千數百人，其著名戰將張姓、馬姓、又某姓三營官、又十餘哨官，悉盡於此役。其兩處洋兵，死者不過十餘人，傷者不過二十人，其餘死傷雖多，仍中國人也。董宮保[董福祥]攻打一月之後，始悟攻堅為兵家所忌，始有悔意，嗟何及矣。然畢竟能悔，猶算有知識之士。

事變期間，京城秩序大亂，除了義和團活動的消極影響，清朝官軍紀律約束不嚴、趁亂搶掠中飽，實亦難辭其咎。手札於此類情節一一載錄，無所諱言：

京城前門內自棋盤街以東、海岱門[崇文門]內大街以西，除去幾道衙門並府第，幾乎燒得十不存一（錢密老[錢應溥]家新做之屋又復一炬，徐中堂家亦被人搶得一空，屋亦燒去），翰林院衙門卻燒作白地矣。肅王府亦燒去一大半。風聞肅王府最為富足，自國初以來所有各庄進項，歲餘數萬金，悉存地窖，此次被武衛軍暨甘軍搶去不少。東四牌樓頭條衚衕起，至王府井衚衕止，十餘條衚衕滿漢官大宅門搶去不下二十家（惟二條衚衕袁爽秋[袁昶]家弄了八個義和團把門，官兵竟不敢搶，不料後來又有奇禍也），孫中堂[孫家鼐]即在劫內，出來時連洗換褂褲俱無有也。東交民巷內各靴店悉數搶空，前門大街兵丁出賣緞靴（緞鞋每雙五吊，布鞋每雙二吊，至綢緞衣服等類，更不值錢，幾乎無人要矣），無論是一雙否，兩隻一兩銀子，無論金殼、銀殼、銅殼表，用布袋裝起，每二兩銀摸一個，卻不準挑檢抵換。順治門[宣武門]內各故衣店，亦搶掠一空，遍地綢綴女衣墊路，並無人敢檢者，可勝浩嘆。

以上史事描述，可謂細節拉滿，非親歷親聞者不能道其詳。如時任總理衙門大臣的袁昶住在東單二條衚衕（原為翁同龢府第），其家宅「弄了八個義和團把門，官兵竟不敢搶」，未見於他處記載，似亦可供為袁昶其人與義和拳關係進一解。據《袁京卿日記》，六月二十日後「家口全行出順治門，往校場五條衚衕甌館[浙甌會館]暫住」。

手札對清廷高層政治動態也有反映，如記中樞內部榮、剛關係：

剛中堂[剛毅]亦有統帶團民之責，並曾自己騎馬帶團往打西什庫，被人一排槍打來，傷人無算，退後者將老剛擠下馬來，幾乎踹死，真可謂奇談焉。連日榮中堂[榮祿]在軍機處肆口痛罵，謂一班渾蛋，將事弄糟，此時叫我一人作難云云。禮王[世鐸]在旁笑謂剛云：『子良[剛毅]，你何不上法（編者註：拳民自稱「神靈附體」為「上法」）打他？』剛自恨只病不死（時剛多病，不敢請假）。我亦不知如何了局。

此類文字頗具現場感。按同時期京官高枏也有類似記載：「榮、慶、端、瀾意見尚不相合。貝子貝勒皆大哭，非哭燒殺之起於京城，乃哭昨日上諭之將拿團也……榮在內謾罵曰：『這些王八旦，要把義和延入京，謂其能打洋人，鬧得如許爛。』」（《高枏日記》，庚子五月二十五日，《庚子記事》，第146頁）揆諸榮祿本人存錄文字，也確有「諸王、貝勒各懷心意，從中有犯渾不懂事理」的私下抱怨。（《致奎俊札（一）》，庚子五月二十二日，《榮祿存札》，第405頁）

袁昶及其庚子日記之整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三、末世亂象

從作者觀念而言，對義和拳持鮮明反對態度，直呼其為「拳匪」，對清廷「用拳抗洋」之舉毫無信心，甚且嗤之以鼻。手札中記：

弟於六月十四日往城內拜客，路過端王府，見團民無數，齊集府前，所豎兩大旗之字，殊堪一笑，一為「保清滅洋」，已是不可解之事，一為「替天行道」，真可謂不學無術者矣。此語若非親見，人若告我，我必不信，亦不料此曹之無智慧，一至於此也。並有人親見住紅燈罩之處所豎大旗，尤可噴飯，如「穆桂英」、「劉金定」、「樊梨花」等，不一而足，試看他是何識見？大約此輩人胸中只有《封神演義》《西遊記》《水滸傳》數部書耳，其餘無非戲文搬演之經濟[驗]。然獨有最要一語，卻不記得，我又不解，無論何小說中，總有「兩國交兵不斬來使」一言，竟忘卻也。

至六月十八日，天津城被聯軍攻陷，直隸總督裕祿率敗兵棄城而走，「一面退守北倉，一面即發令痛剿團民」，「曹姓團頭[曹福田]率領余團仍逃回京」，作者由此感嘆：「義和拳之伎倆亦可概見，妙在仍有人深信不疑也。」自清廷宣布「撫拳」政策後，山西巡撫毓賢響應積極，「自命為大刀會頭目、義和團之首領」，在省內利用義和拳民攻擊洋人，殺死省城太原「傳教洋人男婦老幼六十餘人」。作者即對此舉大不以為然，表示「無論將來之啟釁何如，即此種舉動，真不知是何居心，真令人不解」。

山西巡撫毓賢。

1950年代初，翦伯贊先生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之一《義和團》，序言中論到今世存留的義和團運動相關著述資料：

這些書的作者，大抵都是官僚、紳士、教徒，也有帝國主義分子，他們對義和團都懷著最大的敵意，在他們的著作中，對義和團都極盡詆毀、污衊、誹謗乃至咒罵之能事……雖然如此，從這些著作中仍然可以看出義和團雖然笨拙但是頑強而英勇的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可以看出清朝統治者在最初怎樣欺騙、利用農民，到後來又怎樣懦怯動搖以至無恥地出賣農民，投降帝國主義。同時，也可以看出帝國主義強盜怎樣白晝殺人、當街放火，以及公開地姦淫、擄掠和偷盜等等的罪行。（1950年12月6日）

如果暫時拋開這一段話裡面因囿於時代而附帶的說教氣味，取其史料解說的視點，那麼，對於本文處理這一件函札史料的價值，也可作如是觀。從政治立場看，如同翦先生所言的那類官紳，手札的作者對義和團確懷有一種「最大的敵意」。在他眼中，拳民之流「不學無術」「無智慧」，十足為「亂人」無疑，與寫有《庚子日記》《辛丑日記》的翰林院編修華學瀾、或撰著《庚子北京避難記》的兵部主事費德保一類人物相似，作者當時居住在北京，地位並非顯要，所交往的也多半是京中一些中小官僚，而他對義和團運動的即時反應，卻正可以代表那一些官僚士大夫的意見。

更可注意的是，作者的批評觸角由義和拳民進而移向清廷當局，對於朝廷昧於外交情勢、輕率對外宣戰的舉動，也有嚴厲批評。手札中多處評論時局，且語涉上位者：

時局糜爛，一至於此，真可為痛哭痛恨。人人歸咎於剛[毅]、趙[舒翹]二人引狼入室，構成大釁，而不知罪魁禍首固大有人在。

如此時勢，當局者尚不勵精國治，挽回危局，乃相與傲慢酣嬉，芸芸者復何恃耶？一嘆！

總之，京城人無他能，惟造謠言是一絕技。

言辭犀利，不一而足。這通手札系作與親近之人，故寫信人吐露心腹，無所保留，信末特囑：「匆匆布此，不及多談。秘之秘之，萬萬不可與外人言也。」

四、手抄上諭

手札別附光緒二十六年（1900）五月後上諭抄件數紙，上諭以正楷謄錄，內容多有關於當年「拳黨」一派人事任命及重要時事政策，部分諭旨另加有批註，字體與手札正文相同，系作者所添注。抄件起首註明：

此等諭內升擢之人皆屬拳匪，其非拳匪皆已刪除矣。

手札附紙第一頁。

庚子五月十四日，清廷改組總理衙門，諭令端郡王載漪「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同時派啟秀、溥興、那桐在總理衙門大臣上行走。批註曰：

拳匪中人同入總署，何以載漪、啟秀伏罪，而溥興、那桐並不提及，可怪。

五月十六日，因京師入夏後長期天旱，時值芒種節氣，旨派大阿哥溥儁（端郡王載漪之子）前詣大高殿，恭代光緒帝拈香祈雨。批註曰：

載漪謀篡之志顯然。

此類批註上多有塗抹痕迹。據文意，均應作於事變以後。其時聯軍入京，中外停戰，交涉和議各款，義和團已被清廷官方定性為「拳匪」，包括載漪、啟秀在內的袒拳肇禍諸臣相繼遭懲處，作者批語遂指名道姓，更加無所忌憚。

抄錄上諭的系日，有個別不確者，連帶批註亦產生誤會。如庚子七月二十七日上諭：「庄親王載勛、定昌、英年、蘇嚕岱著充行在查營大臣，並稽查買賣街事務。」抄件系作九月二十四日。批註據此，而謂：

前月初二日有旨嚴懲首惡，今日載勛又派差使，可怪也。廿五日載漪入軍機，更屬奇事。

此處「有旨嚴懲首惡」，指閏八月初二日懲禍上諭，庄親王載勛「著從寬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嚴加議處」（《光緒宣統朝上諭檔》第26冊，第319頁），時已在其人「充行在查營大臣」之後。「載漪入軍機」，則事見同年八月初七日上諭：「端郡王載漪授為軍機大臣。」（《光緒宣統朝上諭檔》第26冊，第288頁）至閏八月初二日，載漪亦奉旨「從寬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嚴加議處，並著停俸」。從事件邏輯上，戰後端、庄二王作為「首惡」被追責懲辦，是合乎情勢需要的，作者對「拳匪中人」本來懷有成見，因誤會上諭時間，故以其二人「派差事」「入軍機」為非常可怪之事。

此手札及附錄抄件系庚子事變研究的第一手資料，信內文字事涉秘要，具有較高史料價值。札文基本整理就緒後，承友見告，此件嘗以《某人致某人函》為名錄入張黎輝輯《義和團運動散記》，見於《近代史資料專刊·義和團史料》上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第251-256頁）。經核對，該函為手札正文，未及附件，釋文間有錯漏。今據原稿釋讀全札，校訂文字，酌分段落，並加簡要箋注，原札無題名，《庚子手札》系筆者擬定。抄件附紙因有缺失，部分上諭內容不全，今據清宮上諭檔加以比照，相應訂正系日，補全文字。（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戴海斌

責編 劉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