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如：論唐初史館

自古以來，中國曆朝統治者非常重視歷史著述，以冀達到「懲惡勸善，貽鑒將來」的目的。歷代王朝都設置史官修史，至唐初更發展到建立正式的史館修史制度。本文擬就唐初設館修史的必然性、必要性、史館特點、史館修史成就及對後世的影響作一論述。

史官、史館沿革及正式確立

中國是世界上重視歷史最早的國家。「蓋史之建官，其來尚也。昔軒轅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1］（P304）「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2］（P1325）周朝有太、小、內、外、左、右史等史官且司職已有分工。春秋戰國時期各國有史官已成史界共識。秦有太史令（如胡母敬），「漢興之時，武帝置太史公」［1］（P305），司馬談、遷父子曾司其職。政府設立修史機構則始於東漢，東漢的蘭台、東觀既是國家文獻檔案館，又是「當時著述之所也」［1］（P310）。經東漢明、安、桓、靈四帝，四次集合大量人力、物力編修國史《東觀漢記》，開創了政府組織史官，成立機構修史的先例，對後世史館建置有深遠的影響。但這只是史館的濫觴，非專職機構，參與修史的人員多是臨時召集，由它官兼任而非專職。魏晉始設著作郎、佐著作郎。北魏史臣「雜取他官，不恆厥職」，於「秘書置著作局」，後「別置修史局」［1］（P315），並由大臣監修國史（如谷纂）。北齊改修史局為史閣（又稱史館），「史閣史館之名，自此有也」［3］（P183）。隋沿襲之，以修北朝諸史。唐沿隋制，史館制度漸臻完善。「武德初，因隋舊制，隸秘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館於門下省北，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始罷此職」［4］（P1089），修撰國史。同年，「於中書置秘書內省，以修五代史」［4］（P1091）。至此，史官制度正式確立。史館取代著作局的修史之職，隸屬門下、中書省，地處國家政治權力中心。宰相監修成為定製，「史官註記，多取稟監修」［5］（P591）。史館中設有修撰、直館、典書、掌固等職，分工明確。

唐太宗貞觀三年（629），正式確立史館修史制度，這絕非偶然。一方面，它是封建專制制度的加強在史學領域的體現。唐太宗這位在中外歷史上文治武功赫然的封建名君，深知「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他曾說：「朕睹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之戒。」［6］（P6657）唐取代隋，政治上再度統一，要求思想文化方面有對應措施，以樹立大一統的歷史觀點。而私人修史已無法適應、無法滿足這種形勢的需要。所以，設館修史成為太宗治理天下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唐初史館制度正式確立是中國史學發展的必然結果。私修歷史，多奉行「直書」傳統書法，因而易觸犯統治者禁忌，有的甚至以「直筆見誅」［7］（P199）。私修歷史，資料不如官方豐富，人力不如官修，一人不能盡通諸門學術，因而著述速度與官修不可比。私人著述的不利因素表明私修已不能適應統治者的需要，不利於史學的發展。所以在隋文帝開皇十三年（593）詔令：「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8］（P38）隋文帝的詔令很明確，官方就是要壟斷修史和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唐承隋制，正式設立史館，修前代史和當代史。這是史學發展的必要，是唐政府對修史機構的進一步完善與確立。

唐初史館特點

唐初史館與以前的史館相比有較大的不同。前面提到過，東漢蘭台、東觀是中國古代史館建置的濫觴，但當時蘭台、東觀主要還是中央文獻檔案館，非專門修史機構；撰修國史人員如班固、劉珍、邊韶、馬日磾等多是他官，臨時兼掌史事，事成之後即解散。史館是北齊統治者在北魏修史局的基礎上設置的，其組織與編製相對固定，主要由監修大臣、著作部、著作佐郎、校書郎等組成。史官的品級、俸祿比較低，如著作郎（從第五品）歲祿一百二十匹（三十匹為一秩），校書郎（九品）歲祿二十八匹（七匹為一秩）。所以，有些史官不得不接受賄賂以求溫飽。他們多無視史實，任情褒貶，以至於《魏書》剛修好就被「群起而攻」，稱之為「穢史」。

唐初史館情形就大不一樣。太宗將史館移至「禁中」，在政治權力中心整理古籍，修前代史和當代史。宰相監修，成為定製。史館中，除史官外，還配備修史輔助人員。在史料收集方面，制定《諸司應送史館事例》，規定報送方法、時限，諸部門不得拖延，有關條款近20項［4］（P1089～1090）。史館環境優美，「館宇華麗，酒饌豐厚，得廁其流者，實一時之美事」［1］（P318）。參與修史的史官多為國家重臣，如房玄齡、令孤德棻、魏徵、褚遂良、長孫無忌等，這顯然提高了史學在政治上、社會上的地位。尤其是唐太宗親自參與《晉書》的修撰，這在「二十四史」修撰中是絕無僅有的現象。唐初史官享有很高的物質待遇，一部書成，朝廷另有優厚的物質賞賜，還加官晉爵。如魏徵受詔總加撰定「五代史」，書成之日，除「賜物二千段」外，還「加左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9］（P2550）。唐政府不僅對修史官獎賞晉爵，其後人也常受惠。如太宗、高宗《實錄》百卷「添成」，「是日，封敬宗子選為新城縣男，德棻子進為彭陽縣公」［4］（P1093）。唐初統治者大力抬高史館地位，儘力為史館的工作提供便利，因而史館工作效率較高。

唐初史館成就

唐初史館的成就主要表現在修前代史和修當代史兩個方面。

修前朝史。中國自漢代始有為前朝修史的慣例，歷朝統治者都比較重視歷史記述的連續性。唐高祖採納令孤德棻的提議，於武德五年（622）下詔修六代史，並要求史官「務加評核，博採舊聞，義在不刊，書法不隱」［6］（P6657）。貞觀三年（629），太宗復詔令姚思廉修梁、陳二史，李百葯修北齊史，令孤德棻修周史，魏徵修隋史，房玄齡為總監修。貞觀十年（636），「五代史」修成。貞觀十五年（641）又詔令于志寧、李淳風、李延壽、令孤德棻等修《五代史志》，至高宗顯慶元年（656）成書，後人附於《隋書》後，又稱《隋志》。太宗於貞觀二十年（646）下詔大開史館，「更撰《晉書》，銓次舊聞，裁成義獎」［1］（P320～321）。貞觀二十二年（648）書成。參與修書者達21人，由於組織得法，所以成書速度是唐初所修八部正史中最快的，是唐初官修前朝「正史」的代表作。

修當代史。從高祖到高宗，唐史館修當代史情況如下：「自武德以後，有鄧世隆、顧胤、李延壽、李仁實前後修撰國史，為當時所稱。」［1］（P320）唐承舊制，置起居郎、起居舍人，「每天子臨軒，侍立於玉階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則逼階延首而聽之，退而編錄，以為起居注」［1］。新君即位，例命史官據一代起居注、時政記等；修前皇帝實錄，成為定製。貞觀初，姚思廉撰國史（紀傳體）30卷；高宗顯慶元年（656），長孫無忌、于志寧、令孤德棻等補為50卷；龍朔年間，許敬宗增補為100卷。《高祖實錄》20卷，房玄齡等撰，「與許敬宗、敬播同修，止武德九年，貞觀十七年書成」［2］（P512）。《太宗實錄》40卷，許敬宗等撰，「起即位。盡貞觀二十年。初，貞觀十七年，房玄齡、許敬宗、敬播撰《今上實錄》，止十四年，成二十卷。永徽五年，無忌與史官續十五年，後盡昭陵事。今四十卷，其後敬宗改定」［10］（P513）。《高宗實錄》30卷，劉知幾等撰，「初，令孤德棻、許敬宗等撰錄，止顯慶三年，成二十卷上之。後劉知幾與吳兢續成」［11］（P513）。

關於唐初修撰的實錄、國史，筆者認為基本可信。中國古代修史逐步形成了「君舉必書」、「人君不觀史」等觀念。貞觀九年（635）十月，太宗欲觀「起居注」，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表阻止，陳述「人君不觀史」的理由［4］（P1102）。貞觀十三年（639），太宗問褚遂良（褚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人君可否觀見「起居注」，「書何等事？」貞觀十四年（640），太宗問房玄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房玄齡說：「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止應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12］（P262）後來，房玄齡等刪略國史，修撰高祖、太宗實錄「表上之」。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就對房玄齡等說：「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時為待中的魏徵獲悉此事，上奏言說：「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辭，雅合至公之道。」［3］（P262）太宗雖然有表政績，「勤行三事，望爾史官不書吾惡」之事［4］（P1103），但並不能以此說他干預修史，而只能視為太宗想留善行、美名於青史的一種願望。唐初史臣多梗直、公正，於應對太宗言辭可見一斑。故唐初實錄、國史確為「直書其事」。高宗時，許敬宗「掌知國史，記事阿曲，虛美隱惡」［1］，從此「實錄不實」的現象才日趨嚴重。

對後世影響及總評

唐初正式確立史館修史制度，對後世影響深遠。中唐、晚唐史館主要修撰實錄、國史等。五代、守、元、明、清基本上相繼因襲之，且組織更為完備。五代時期，經後梁、後唐史館努力搜集史料，到後晉時修成《舊唐書》。宋代，史館規模更為擴大，史館除召集人員修《五代史》和《新唐書》外，還分設國史院、實錄院、日曆所等，編纂實錄和國史。元朝以翰林院兼國史院職掌史館的全部修史任務。明清史館制度有所變更。明代，史館隸屬翰林院，以翰林院的編修、修撰、檢討為史官，但不以史為專職。「遇有史書編撰，一律仰承『聖裁』，而且由寵臣權貴監修，史官不可能充分發揮個人的史學才智。」［13］（P299）清朝翰林院職掌與明朝大致一樣，組織更加擴大，設有國史館、實錄館為修史基地，又特設明史館修《明史》。

唐初史館制度的確立，是中國史官、史館制度發展的必然產物，是中國封建文化專制主義加強的結果。史館藉國家的人力、物力、財力，大規模薈萃修史人才，集體修史，形成中國史學史上第一次官修史書高潮。從貞觀三年（629）到顯慶四年（659），30年間修成八部紀傳體正史，占「二十四史」的1／3。其成書速度之快，數量之多，可謂空前絕後。若無完備的史館修史制度，是根本不可能有這番成就的。唐初設館修史，壟斷了「正史」和國史的修撰，從此，每個新生王朝，都效法唐代，為前朝修史。這樣就保證了歷朝「正史」編纂的連續性，客觀上起到了保存古文獻，推動史學發展的作用。但史館又是唐初統治者控制史學的一個機構。史館修史，宰相監修，太宗時尚可，自高宗後，遇事諸多牽扯，史館人員蕪雜而又不稱職者多。史館監修大臣太多，所用非其人，「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5］（P591）總之，唐初設館修史，雖有不足，但成績斐然，影響深遠。史館存在千餘年，為中國史學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