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藝評｜於是：不復仇不逃跑，她們要建立更好的世界——評《女人們的談話》

我們最初知道這個故事是因為2023年的電影《女人們的談話》，由《三塊廣告牌》《奧利芙·基特里奇》的女主角弗蘭西斯·麥克多蒙德購下版權並擔任製片人，魯尼·瑪拉主演。電影是黑白的，畫面素凈，但情節是匪夷所思的——在一個偏遠的社區，女人們都是文盲，不停地生養、做家務，很多女人醒來後會帶有莫名其妙的傷，因為男人們會偷偷給她們用給牲口用的麻醉藥，在夜裡肆意強暴她們，導致她們生病、受傷、不由自主地懷孕。於是，一群為了子女和自身擔憂的女性在穀倉閣樓上開會，決定是留是走，能怎麼留，又該怎麼走？重點是：這竟然是根據玻利維亞2005年至2009年的真實事件改編的。

女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就曾驚嘆這本書「簡直是《使女的故事》現實版」。電影是忠於原著的，同名小說的作者是加拿大女作家米莉亞姆·泰維茲。暴行是真實存在的，小說中的人物和言談都是虛構的。

敘事技巧是《女人們的談話》能發揮魅力的重要因素。作者沒有把這個題材寫成《花月殺手》那樣追根溯源的非虛構，也沒有像阿特伍德那樣把《使女的故事》寫成准科幻的懸疑小說，事實上，她故意在文中設置了現實的時間感——讓這些被侵犯、不識字、想逃走都不知道往哪兒逃的女人的處境和飛機、汽車、攝影、民主這些現代事物並置，形成強烈對比。她讓這個故事的結構極其單一：緊緊圍繞兩天的會議，卻在七嘴八舌的言談中勾勒出至少兩代人的生存狀況。她讓這個故事的節奏令人躁動：有的女人說話繞，有的粗暴，而且不斷被打斷——她們無時無刻不在因懷孕、孩子、家務、疾痛而煩心，而這在某種程度上不是那個社區的特例。如媒體所言：寫這本小說一定需要很大勇氣，它本可以是殘忍沉重的，但事實證明，它深邃而輕鬆。

加拿大女作家米莉亞姆·泰維茲（miriam toews）

第一天，女人們下意識地引用小動物的故事開場，那些兔子、馬、蜻蜓……極具生存智慧，同時讓讀者既感受到她們的理性和感性，又迷惑於她們的生活環境。她們從洗腳的儀式開始步入正題，有效率地將討論聚焦於是留是走的問題，並堅定地確定她們要「離開」而非「逃跑」。她們的表態、說服、對峙中沒有一句理論，而是充滿了深海、軟組織之類充滿想像力的比喻，她們用排除法、利弊比較法來理清思路，有效地避免紛爭，並且度過了有驚無險、井井有條的一夜，第二天就出發了……

最耐人尋味的設定當數敘述者——女人們的談話有一位男性筆記員奧古斯特，他擔負教育社區男孩的職責，背負著原生家庭的難言之隱，本已遠渡重洋成為英國的新移民，卻因為一匹馬而淪落監獄，以及深入文明世界骨髓的男權暴力慣性——最終回到這個避世的社區。奧古斯特的任務是記錄女人們的談話，事實上，她們沒有受過讀寫訓練，所以：他的記錄是為誰而寫的呢？重點無疑是女人們反抗、思考暴力與和平，但敘述者是被男權社會鄙棄的「不夠男人」的奧古斯特，這看似矛盾，卻恰恰是女作家的巧思所在，讓這次敘述不僅僅發生在女性內部，而是囊括一切老弱病殘，包括失智的老人，包括仍需哺育和教養的孩子，讓這次看似逃離、實則革新的事件超越了對男權的復仇，自然而然地傳達了更宏大的宗旨：建立更好的世界。

女人們對「世界」的嚮往和懷疑是某一段討論的重點，她們不確定外面的世界會不會比身邊的世界更好，也不確定世界有多大。毫無疑問，如同本書所示，世界是充滿多樣性的，且沒有內外之分，不管我們有沒有受到當下的傷害，傷害總是存在於某時某地，如同改良的希望也始終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