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殺奸團」骨幹祝宗梁的風雨人生(周崢嶸 殷之俊)

近兩年，上海電視台紀實頻道《往事》欄目和中央電視台《夕陽紅》欄目相繼播出《刺客使命》和《殺奸團》訪談錄，早已在歷史風雲中湮滅的「抗日殺奸團」（簡稱「抗團」）逐漸受人關注。轟動一時的1939年「周作人遇刺案」的幕後策劃者和殺手均來自「抗日殺奸團」。一位上海中學校友無意間在電視中看到五十多年前的老師祝宗梁老先生的身影，了解到祝老師還有這麼多傳奇的人生故事，特意找到我們雜誌社。於是，我們在這位先生的陪同下，來到上海上中西路祝宗梁的住處對他進行了深入採訪。

祝宗梁今年92歲，滿頭銀髮，高大瘦削，溫文爾雅，面帶微笑，隨和可親，身體硬朗。初次見面，讓人很難將這位老人與當年令日寇和漢奸聞風喪膽的書生殺手聯繫在一起。聊起自己的過去，祝宗梁很平靜，也很坦蕩，在一旁的快言快語的女兒張梅格則說爸爸可以用「無黨無派，沒有教師職稱」來概括。

天津「抗日殺奸團」的重要骨幹

祝宗梁是河南固始人，1920年出生在北京。祖父曾做過清末道台。父親祝毓瑛，曾在美國留學，讀的是經濟，回國後曾在北洋政府財政部工作過，後到天津北寧鐵路局任職。九個兄弟姐妹中，祝宗梁排行老二。他最初就讀於南開中學，南開被炸後改讀天津工商學院附中，這所學校是法國天主教中學。那個年代在教會學校讀書的學生家境一般是比較優越的。如果在和平年代，祝也許沿著父輩的足跡升學、出國留學，然後回國效力，然而，愛國抗日的時代潮流改變了他們那一代人的命運……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寇的鐵蹄佔據平津。天津南開中學、耀華中學等學校的一群中學生，不甘忍受亡國奴的命運，奮起反抗，組織起「抗日殺奸團」的民間秘密組織，懲戒漢奸，襲擾日軍，在淪陷區勇敢地掀起抗日風潮。

1945年抗戰勝利後祝宗梁（後排右）與向傳緯（前排左）、申質文（前排右）、馬樹棠（後排左）合影

1938年，剛滿18歲的祝宗梁在弟弟祝宗權的介紹下，加入到「抗團」。此前的他，只是一個內向、喜歡照相、搗鼓無線電礦石機的學生。1938年1月，祝在天津松壽里的一個「抗團」機關里參加了宣誓活動，為保守秘密，他化名為祝友樵。祝宗梁當時參加「抗團」宣誓時的主持人是曾澈。曾澈另外還有個身份，就是軍統派在天津站的秘書。

最初的天津「抗團」主要成員是一群十四五歲到二十齣頭的青年學生，後來有很多社會名流子弟也加入其中，如偽滿總理鄭孝胥的孫子鄭統萬和孫女鄭崑崙，同仁堂的大小姐樂倩文，孫連仲將軍的兒子孫湘德、女兒孫惠書，大漢奸齊燮元的外甥馮運修等，他們完全是憑著血氣方剛的愛國熱情，在對家庭保密的情況下自願加入「抗團」的。因為年少缺乏經驗，「抗團」在敵後淪陷區發起的行動中也曾數次遭受失敗，被捕關押坐牢的成員很多，有些人甚至犧牲了寶貴的生命。在八年抗戰過程中，這個組織擴展到北平、上海，前後參加的成員約500人。

關於「抗團」的組織管理問題，據祝宗梁回憶，建有兩個小組：行動組和技術組。技術組由祝負責，組員有向傳緯、水宗驥、雷邦璽等人。錢致倫曾在回憶文章中提到技術組的具體工作，「製造燃燒、爆炸器材，使用的是非安全火藥，危險性很大，要特別細心。抗團在這方面曾發生不幸事故多起，深感痛心。祝宗梁細心、靈巧、思維敏捷，負責技術工作能推陳出新，有所改進。他把乒乓球穿孔，注入二硫化碳和黃磷的溶液給我們小團員」。

在天津，祝宗梁陸續和「抗團」成員們參加了火燒日軍倉庫、棉花站，刺殺河北省偽教育廳廳長陶尚銘、天津偽商會會長王竹林、偽儲備銀行天津分行經理程錫庚等一系列行動，成長為一個膽大心細的「神秘殺手」。

說到程錫庚案，可以說不僅僅是「抗團」一次普通的懲戒漢奸的行為，對祝宗梁後來的人生影響也很大。正因為此案，祝離開天津，到了重慶，見到戴笠、蔣介石，也因此背上沉重的歷史包袱，為此後的人生際遇埋下伏筆。那是1939年4月9日，天津大光明影院，一部美國影片正在槍炮聲中上映。當電影里的槍炮聲達到最高潮的時候，偽聯合儲備銀行行長程錫庚被「抗團」槍手一舉擊斃。這位神勇的槍手就是祝宗梁。

刺程案後，重慶打來賀電，並匯來獎金六千元。這些獎金都留作團體經費。那時「抗團」全體人員都是義務性的，連津貼也沒有。只有幾位離開家庭，沒有生活來源的才有生活費。後來因程案其中涉及到白俄和一位瑞士人的死，引起國際交涉。五六月間，曾澈帶來重慶的命令，要參加程案的全體人員到重慶去。那時因為離學期期末很近，祝宗梁他們拖到7月份才動身。到重慶後，戴笠在海關巷一號接待了祝宗梁一行。8月上旬，戴笠引著祝宗梁一行在曾家岩受到蔣介石的接見。

8月中旬，戴笠為程案要求祝宗梁和袁漢俊到香港自首。因為在天津有四個軍統分子被英工部局逮捕，這四人被日本硬說是「刺程犯」，並要求引渡。祝、袁去自首就是為了營救他們。戴笠還承諾：他與王寵惠（當時的外交部長）研究過，頂多把祝、袁兩位送到倫敦。無論到哪裡，他都會設法營救。還說此去不要暴露來過重慶。為了家屬安全，會設法將祝、袁的父親接來重慶。

1937年前後，曾澈在天津留影

祝、袁在香港一切自首的手續都是軍統代辦的。同時還向各通訊社、各報館都發了通訊稿。當時祝宗梁曾詳細地寫了一篇程案的經過和有關的證據。事後英國香港當局一直未予答覆。可是在天津，四個假刺程犯的引渡問題，一直都沒解決。後來這事鬧的不止是地方問題，擴大到英日兩個政府間的事情。1939年底，日本不再理會天津英租界直接向英國政府提出苛刻條件，如立即引渡四個刺程犯；將李漢元（天津英工部局負責人，當初反對引渡的關鍵人物）撤職。與此同時，日本還照會英國政府立即封鎖滇緬公路，否則就出兵佔領英租界。最後，英國因歐戰自顧不暇，對日屈服了。四個假刺程犯被引渡給日本。

近幾年來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斷的提高，在這一背景下人民對於生活環境的重視程度也在不斷的提高，對環境提出了許多新要求。園林建設是人民所重點關注的一個問題，我國城市綠化建設的規模在不斷的擴大，面積也在擴大，但是建設中依舊有一些夯待解決的問題，不利於城市環境的優化。所以，必須要提高重視程度，把樹種的選擇與色彩的搭配放到首要位置，增加生物多樣性。我國對於這一項目的重視程度在不斷的提高，並且給予了非常多的優惠政策，優良樹種的引入給城市增添了新的生機，給城市帶來了一些新的機遇，所以說我國彩色樹種在園林綠化中的配置具有著非常好的發展前景。

祝宗梁和袁漢俊因英國香港當局不受理兩人的自首，11月就回到了重慶。後來天津「抗團」屢遭破壞，元氣大傷。1940年春，孫若愚到了重慶，與沈棟、袁漢俊、祝宗梁相聚。大家都為天津「抗團」被破壞感到無比惋惜，決定在上海開展新戰場。

1941年10月孫若愚在上海試驗炸藥時炸斷左臂，後又被捕。原定祝宗梁和袁漢俊、申質文、向傳緯四人補充，後來因祝宗梁要參加暑訓班，所以他們三人就先去了上海。關於這次暑訓班，祝宗梁回憶說，在1942年8月間，因為在淪陷區「抗團」屢遭破壞，在內地的「抗團」人員就想大家聚會一次商量對策。我們設想舉辦一個夏令營。這事由楊國棟與軍統商量，結果就成了暑期訓練班了。地點在貴州息烽，並按照軍統訓練班的方式舉行。我去上海半路折回到了息烽。有人不願參加這次活動，以為這就是要參加軍統。我們曾澄清，這只是借地舉辦，「抗團」與軍統性質不同，但在抗日這方面是一致的。最後二十六人參加了此次暑訓班。在此期間，「抗團」領導小組共同擬定了一個規劃，主要內容有在重慶建立「抗團」總部，暫由祝宗梁負責，在安徽界首建立聯絡站，由沈棟等負責。

暑訓班結束後，這年秋天去淪陷區工作的人員陸續出發。此時孫若愚從上海回到重慶，以後改為由孫若愚任「抗團」總部書記。祝宗梁為辦理軍統取款事宜前往上海，他到河南商丘買了張「良民證」改名張志宏，在1943年1月8日到了上海。結果因從天津來的鄭有溥叛變，襄陽南路的聯絡點暴露，祝和申質文、向傳緯等三人相繼被捕，關押在四川北路日本憲兵隊本部審訊。也正因為鄭有溥叛變，天津「抗團」與上海「抗團」同時遭破壞，袁漢俊被捕犧牲。上海被捕的三個「抗團」成員受盡酷刑後，日本人依然一無所獲。到了4月底，申質文、向傳緯、陳澤永三人被毛森保釋。祝和其他人則被 「教育」釋放了。

1943年冬，毛森告祝宗梁說，戴笠要祝回重慶。後來楊國棟、夏逸農兩人到上海，祝宗梁將上海「抗團」移交給楊國棟，回了內地。

「抗日殺奸團」與軍統的關係

關於「抗日殺奸團」與軍統之間的關係，「抗日殺奸團是軍統的外圍組織」這一說法長期流傳，為此祝宗梁一再叫屈。他說，「抗團」內的確有過軍統人員參加，而且在「抗團」擔任過重要職務，但這不能說明「抗團」隸屬於軍統。關於這一點，當年軍統的「四大金剛」之一的陳恭澍在《上海抗日敵後行動》（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0年11月版改名為《軍統第一殺手回憶錄2》）中對軍統與「抗團」的關係作了比較準確的分析。此書1984年2月在台灣出版，登載在《傳記文學》第四十四卷第二期。他認為，在《戴雨農先生傳》和《戴雨農先生全集》中「抗日殺奸團」的大段記載，只是襯托之作，不足以表達該團的基本精神，也沒有突出該團精義之所在。軍統為政府機關，代表國家。「抗日殺奸團」則是青年愛國組織，屬於民眾團體。兩者構成關係的基礎在於愛國青年分子需要國家抵禦外侮的方針導向，而政府方面則在於增加一份抗戰力量，並沒有所謂的「外圍」和「核心」之分。青年學子既無名義也不受薪，與軍統局所運用的情報路線性質完全不同。

祝宗梁一再申明：「抗團」與軍統最大的區別是「抗團」唯一目的就是抗日，而軍統除此外還有是內戰的工具。在抗戰期間，「抗團」從未參與軍統指派調查學生的各種黨派活動，而且自覺抵制這種工作，因為這不符合他們的目的。日本投降後，「抗團」就解散了。只有幾個人仍與軍統有關係，這是他們的個人行為，與「抗團」無關。

1946年春，祝宗梁請求軍統同意，將孫若愚、楊國棟調來重慶研究「抗團」去向問題。會議決定「抗團」解散。這時戴笠乘飛機失事，這對解決「抗團」去向也是有利的。「抗團」解散條件是：（1）以後不得有任何人以「抗團」的名義活動。（2）為了解決一些暫時找不到公職的人的生活，在北平暫發十八人的工資，在上海六人。

關於「抗團」解散後自己的去向，祝宗梁說，「『抗團』的解散會議還沒結束時，軍統方面叫我到美國去，於是剩下的任務由孫若愚和楊國棟完成。1943年旨在共同對日作戰的中美合作所成立時，軍統與美國方面有過協定，規定將來任務完成後，由美國出錢送四十個有功人員去美國深造。這第一批二十人中就有我的名字。我不是中美合作所的，只是軍統方面考慮到因抗戰我荒廢了學業，為我提供一個學習的機會。軍統就假造一個報表，要我照抄。我就跟著去了。這二十人到了美國，有的去受訓，有的什麼也沒做。我選的是讀書，學校是堪薩斯城大學（Kansas City University）。只讀了一年就通知我回國。1947年夏我回到上海。那時陳澤永在上海高級機械職業學校教書，地點在上海復興中路1195號。由於他的介紹，學校也同意我去任職。隨後我去南京見到毛人鳳，當面向他請求去教書。他同意。出來後又遇到潘其武，他要我去警察總署工作。我拒絕了他，我說我決定去教書。

祝宗梁也談了他回國後不願再與軍統來往的原因。他說，在抗戰期間，參加抗日工作是應盡的義務，現在勝利了，軍統這種工作不適合我。何況軍統的名聲又是那樣的壞。再有國民黨又是這樣腐敗無能。我覺得我必須急流勇退。回上海後，軍統（這時已改名為保密局）來信要給我詮敘中校的軍銜，還寄來一張假造的填表的內容叫我照抄。我未填表，也未寄回。以後又寄來一個通知，叫我到上海市政府調查室報到。我也沒去。最後寄來一枚抗戰紀念章和一枚六級（或七級）雲麾勳章。這件東西我收到了。從此以後，我與軍統沒有任何來往，更未接受過一分錢。

長達十六年的牢獄之災

抗戰勝利後，祝宗梁與同為「抗團」成員的張同珍喜結良緣。張同珍又名張龍楨，出生在天津，祖籍浙江蕭山。她在天津耀華中學讀初三時，校長因拒絕日本人把英文課改為日語課的要求，在回家的路上被日本特務槍殺慘死，因此張與同班好友孫惠書、馮健美、夏志德一同加入「抗團」，決心以一己之力為抗日效力。1944年，祝從上海去內地的半路上遇到張同珍。她是從天津去內地。於是兩人同行，逐漸熟悉了解，互生好感。

1947年祝宗梁在上海教書後，張同珍也從天津來到上海生活。1949年5月，上海解放。目睹國民黨腐敗無能已久的祝宗梁，發自內心地擁護，新生的共產黨政權。他說，抗戰期間，知道了國共合作。在解放軍進上海時，對共產黨印象很好，因為親眼看到解放軍進城睡馬路，住學校臨走時還打掃得乾乾淨淨。

也正是對新生政權的擁護，祝宗梁利用自己之前的關係，為新政權的鞏固出力。對這段經歷，祝並不願多提。我們只是隱約知道他除了自己做工作外，還向有關部門推薦「抗團」的舊友葉綱騫（以前是天津航業公司小開）到香港做工商界有關人士的工作，在抗美援朝期間遭遇經濟封鎖的情況下，從香港運送重要戰略物資銅到大陸。也許正是有了這段經歷，在解放初期的幾次政治運動中，祝均「幸免於難」，1953年，他被有關部門安排到上海中學擔任高中數學教師。雖然仍屬於「受控制使用」，不能擔任班主任，但此後的六年間，祝還是過了相對平靜的日子。夫人張同珍1953年也響應動員家屬出來工作的號召，報讀中師。後來她一直在家附近的朱行小學教書。

但好景不長，在上世紀50年代末期越綳越緊的強化階級鬥爭的大背景下，祝宗梁平靜的教書生活很快被打破了。1959年9月25日，剛開學不久，他正在上課，被臨時叫走，說是有人約請面談。當時祝根本沒想到會被捕。一開始他被關在車站南路第一看守所，關了9年都未判。最初審訊員讓他交待當年接到軍統三封信後，有沒有別的情況隱瞞未報。幾次下來，審訊方對祝說沒有別的情況不相信，質問 「軍統對你這麼好，怎可能沒有往來」。兩年後，審訊員才說出了所謂的「疑點」，一是家裡有張學生證，是祝迫害學生的鐵證。其實，那張學生證是一個叫崔鐸的學生暫留在祝家的。這個學生當年因交不起學費請求祝代為向校方求情緩交或免交，祝幾次請求校長未果。後來崔鐸中斷學業回了蘇北。他求學時為買米上交學校的學生證被退回，暫時留在祝家，祝準備以後還給他。第二則是解放前祝曾和楊國梁去上海市政府調查室領制服布。這兩個疑點祝宗梁解釋清楚後，持續四年的審訊也告一段落，但既不結案，也不放人。1968年，祝被一個審判員宣布判決——以「歷史反革命」罪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從第一看守所轉到提籃橋監獄。祝宗梁在提籃橋刑滿後被送到安徽白茅嶺監獄勞動改造，做泥瓦工。

當時祝宗梁住上海中學住宅區7號，他被抓後，家裡一下子亂了。他女兒張梅格說，只記得放學後的一天，一批人到家裡把窗帘都拉起來，抄家，她看到逮捕證上寫著「祝宗梁」，而爸爸平常用的名字是祝子云，媽媽當時坐在一邊發獃。祝家的厄運並未結束，「文革」爆發後，一直小心謹慎地教書持家的張同珍又因 「破壞毛主席寶像」的罪名被造反派揪斗，被遊街示眾並關押十年，1979年才平反出獄。祝家姐弟倆在父母均遭牢獄之災後，無所依靠，只能靠遠在外地的大姑媽、六叔、七叔的接濟度日。張梅格曾報名下鄉，因小時得過支氣管炎，體檢不合格，只好在社會上遊盪，做臨時工養活自己。比姐姐小5歲的弟弟當時才念初中，也只能到郊區的吳涇江川一帶下鄉。

1974年12月，毛澤東在長沙指示特赦國民黨的戰犯。1975年特赦釋放全部在押戰爭罪犯後，在國內外產生了強烈反響。毛澤東很高興，讓公安部釋放在押的美蔣武裝特務，釋放、安置以歷史罪判刑關押改造和刑滿留在勞動改造單位就業的原國民黨縣團以上黨政軍特人員。1975年12月15日至18日，各地司法機關先後召開了寬大釋放大會，對在押的原國民黨團以上黨政軍特人員，全部寬大釋放。祝宗梁也在1976年出獄，拿到 500元安家費，回來分配到上海縣環保設備廠工作。上海中學1978年復校後，祝宗梁想回上中教書，但受「左」的思想干擾，未能成功。祝出獄後，曾不斷寫信申訴。 1980年6月27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宣布「原判認定祝在解放前夕召開反革命應變會議，解放初期包庇特務分子潛逃的犯罪情節，證據不足，不予認定，原判對祝宗梁處刑不當」。決定撤銷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68）滬軍審（預刑）字第175號判決，澄清事實真相，還了祝的清白。

晚年撰寫抗團回憶錄

祝宗梁後來一直在上海縣環保設備廠工作直至退休，雖然有人提出重新為他安排工作，但都被他婉言謝絕。1977年恢復高考後，祝在工廠辦廠校，教青工補習高中數學。上海縣工業局系統其他地方的青工也聞訊趕來，祝還請了上海中學的老同事來上課。其中很多青工後來都考上大學，他們至今對祝老充滿感激，在博客中寫到對祝當年的教育 「終生難忘」。

值得一提的是祝宗梁在1981—1989年任上海縣（後與閔行區合併）政協常委時，有多個提案，其中一個關於官員財產公開的提案最具「含金量」。

祝宗梁在晚年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搜集「抗團」資料，撰寫「抗團」回憶錄。他說，抗戰時期曾發生的事情，應該把它寫下來給後人留作紀念。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錢宇年就曾搜集整理過部分資料。可惜未曾整理成文，錢就因病去世。2006年在美國的沈元壽和孫惠書來信說，他們認為大家都已是風燭殘年，這項未竟工作，再拖下去，可能有永久丟失的危險。於是他們找到在天津的劉永康、馬桂官和在北京的葉於良、孟慶時等人，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將錢宇年過去搜集的資料加以補充整理，並由祝執筆編寫成 《抗日殺奸團回憶錄》。2007年在七七事變七十周年時，把它印成小冊子，分發給有關人士和「抗團」同志的後代。當時因無力承擔公開出版的費用，這本書只能自費印了200冊。祝老女兒告訴我們，因為父親的「慷慨」，這本冊子家裡目前只剩一個孤本了。最令祝欣慰的是2011年8月，在「關愛老兵網」的大力支持下，祝到天津、北京等地拍攝口述歷史紀錄片，得以到南開中學、工商學院附中等地故地重遊，並與老戰友劉永康、馬桂官、葉於良等人重聚。本來還有到台灣與幾位舊友聚首的計劃，可惜10月的一天在小區外被一個騎自行車的年輕人撞壞了股骨頭，此計劃只能放棄。善良的老人儘管收入拮据，看那小夥子可憐就讓他走了，自己承擔了所有醫藥費。對於自己面臨的困難，如退休金少，老伴因患老年痴呆風癱在床已過花甲之年的女兒照顧兩個高齡老人力不從心而又請不起住家保姆等，祝保持著一貫的淡定，他說很多人的苦難比我的那點遭遇不知沉重多少倍。這令人感佩。

回顧自己充滿傳奇而又坎坷的一生，祝宗梁感到無怨無悔。他說,「抗團」的那點事，在抗戰歷史中只是滄海一粟。但他們在敵人侵略面前，不甘受辱，勇於鬥爭。他們無所企求，不怕犧牲，威武不屈的精神，應予稱讚。還有我們千萬不要忘記我國過去受帝國主義侵略的歲月，即使將來祖國強盛了，周邊也未必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