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廢墟到亞洲四小龍，國民黨做對了什麼？讓台灣經濟60年代起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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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的台灣，由於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超過12000美元，所以贏得東亞「四小龍」、「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等稱號。

那麼台灣是如何成為「小龍」的？今天起，我們分幾期來討論這個話題。

1、國民黨逃台後的舉措

經歷過二戰的戰火，使台灣經濟遭受了嚴重摧殘。

1945年9月10日，南京政府成立台灣行政長官公署作為過渡時期台灣的行政體制，賦予其較一般省政府更大的自主權，行政長官可以在自己職權範圍內製定單行法令。

這種獨特的行政體制對於戰後台灣經濟的恢復與重建有著重要意義。行政體制建立後，國民黨開始著手台灣經濟的恢復與重建工作。

1949年國民黨逃到台灣後，台灣面臨的壓力驟然增加，經濟環境十分惡劣，人口急增、物價飛漲、財政赤字巨大、外匯嚴重不足、存在大量失業。

穩定和重建經濟成為國民黨逃台後的最主要目標之一。

1949年開始，當局推動了多項重大改革措施，包括：

進行土地改革。

1949年到1953年間，先後實施了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土地改革措施，較為徹底地打破了農村封建土地制度，使自耕農數目大大增加。

其結果一方面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同時通過結合四大公營公司（水泥、紙業、農林及工礦公司）的民營化，使地主的投資方向由農村的土地買賣轉向城市工商業，有助於工商業發展的資本積累。

實施幣制改革。

1949年6月15日公布《新台幣發行辦法》，使新台幣發行採取十足黃金準備，訂定最高發行限額，以重建人民對新台幣的信心；同時創辦黃金儲蓄和優利存款，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穩定物價。

改革稅制。

1951年公布《台灣省內中央及地方各項稅捐統一稽徵條例》，消除徵收障礙，開拓稅源，建立以直接稅為中心的賦稅體系。

實施外匯管制。

將新台幣兌美元的匯率予以固定，實施嚴格而複雜的外匯分配製度與貿易管制。確立工業發展方向。在恢復日本人遺留設備的基礎上，加強「國防」與生活必需品、外銷產品及進口貨替代品的生產；並選擇電力、肥料及紡織工業為優先發展工業。

經過上述努力，1952年台灣經濟生產已大致恢復到戰前最高水平，物價漲幅也漸趨緩和。台灣經濟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2、起飛前的積蓄

50年代初期，儘管經濟恢復已基本完成，但台灣當局面臨的經濟形勢仍十分嚴峻：

一是「國防」支出龐大，財政仍然呈現巨額赤字；二是人口快速增長，失業率達10%左右；三是工業資源缺乏、資本不足、技術落後；四是外匯短缺，原來賴以賺取外匯的糖、米、香蕉等農產品因人口增加而剩餘減少，無法繼續換取所需外匯，等等。

在這種形勢下，台灣當局在大力發展農業、「以農業培養工業」的同時，決定採取進口替代政策，重點發展消費品工業以替代進口，以節省外匯和增加就業。

這一時期，農業發展的主要目標是充分供應島內所需的農、林、漁、牧產品，以穩定物價和節省進口農產品所需外匯，并力求增加農產品及其加工品的出口增加外匯收入，通過農業的發展，加快工業勞力的供給與資本積累。

因此台灣當局對農業的投入增長較快，政策上也予以大力扶持。1948年成立的「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在農業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成立初始「農復會」的主要工作是協助推動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完成後主要工作轉向農業教育、農業推廣、土地利用、水利設施興建、農林漁牧生產改進等方面。

1953-1956年間農業生產年均增長率為5.7%，1957-1960年間為4.3%，是台灣農業發展的黃金時期。農業產出結構也發生變化，除發展米糖等傳統作物外，並引進鳳梨、香蕉、柑橘、煙葉、洋菇等經濟作物，使台灣農業由自給自足進入商品化時期，大量的農產品及加工品開始外銷。

農業的快速發展對於促進當時島內工業發展功不可沒，農業發展不僅為工業提供了勞動力、農產原料與消費市場，而且台灣當局通過低糧價政策，通過田賦徵實、隨賦收購、肥料換谷、出口差價等政策，將農業剩餘有效地向工業轉移，即所謂「以農業培養工業」，加速了工業部門的資本積累。

此外，當時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出口佔總出口額的80%左右，並在同類貿易中保持巨額順差，為台灣工業發展賺取了大量外匯。

3、起飛的政策方向

1953至1962年間，工業生產總值以年均11.7%的速度增長，前後增加近兩倍；其中製造業年均增長12.5%，成為國民經濟中增長最快的部門。

工業佔台灣島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由1952年的15.4%提高到1962年的21.9%，其中製造業的比重由11.2%提高到17.6%。

許多新興工業部門在50年代相繼建立起來，如洋菇罐頭、汽車外胎、塑膠粉、平板玻璃、電動機、電話機、汽車等新工業產品不斷湧現；傳統消費工業品產量也大幅上升，如麵粉、味精、合成板、電風扇等產量均增加了10倍以上。

製造業行業結構也發生較大變化：

1953至1962年，傳統的食品、飲料、煙草占製造業產值份額由33.21%下降到30.19%，紡織與服裝業由23.48%下降到14.95%，而化學、石油產品及橡膠業由15.43%上升到18.30%，金屬加工製品由10.23%上升到14.81%。

工農業的發展帶動了整體經濟水平的提高，1956至1962年間經濟實質年均增長率達到7.1%，為60年代的經濟起飛打下了基礎。

台灣經濟得以在50年代站穩腳跟並有所發展，除了得益於進口替代工業發展策略的實施，以下因素也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一是高利率政策。

為了抑制通貨膨脹，台灣當局在50年代採取高利率政策以吸引存款，銀行年息在1951年和1952年曾高達60%以上，其後雖然幾度下調，但在1960年以前基本維持在20%以上，扣除通貨膨脹年增長率，50年代絕大部分年份的銀行利率仍在10-20%之間。

高利率政策本意在於抑制通貨膨脹，但在1953年惡性通貨膨脹基本被遏止後，其吸收社會遊資、增加社會儲蓄的功效開始發揮出來。

1952年到1964年，民間存款占銀行存款總額的比例由54.4%上升到了68.8%，成為銀行存款的主要來源。

在50年代的台灣島內凈儲蓄額中，若不考慮美援因素，民間儲蓄占島內凈儲蓄總額的90%以上，成為台灣資本形成的重要來源。

對於企業而言，由於這時期的利率尚未超過企業承受的極限，仍能促進投資和企業的資本積累，同時高利率提高了企業的借貸成本，一方面使企業更加有效地提高資本的使用效率，一方面客觀上起到了鼓勵企業發展節省資本的勞力密集型企業的效用。

這是台灣當局在實施高利率之初所未想到的。

二是美援的注入。

從1951年到1968年，美國向台灣提供的援助總額達14.8億美元之巨，對當時的台灣經濟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首先，美援對穩定財政、抑制通貨膨脹功不可沒，從1951-1969年美援主要通過相對基金的形式補助台灣當局的預算，總數達101.9億新台幣，使當局不僅消除了財政赤字，而且有了較大數目的儲備；對通貨膨脹的抑制作用，據分析在第一期經建計劃期間降低通貨膨脹率7.74%，第二期經建計劃期間降低1.35%，第三期經建計劃期間降低4.11%。

其次，美援填補了當時嚴重製約台灣經濟發展的「兩個缺口」，即：

一是外匯缺口，1951-1968年間台灣國際經常賬逆差共達16.09億美元，綜合逆差達11.6億美元，由於美援的注入反而使台灣產生3.2億美元的國際收支節餘，使台灣在出口創匯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得以進口所需生產設備與生產原料，當時美援占商品與勞務進口總額的比例年均達33.6%；

二是資本與儲蓄缺口，當時島內儲蓄額遠不能滿足投資的需求，美援年均佔了台灣投資總額的36.8%，當時美援重點支持的電力、水庫、肥料、紡織、鋁業、機械與一般化學工業等部門，都是台灣經濟發展初期最重要的基礎產業。

第三，美援為台灣培養了大量技術人才，通過美援協助台灣在職人員赴外國接受專業訓練的科技人員高達2129人，這對於當時人才嚴重匱乏的台灣無疑是雪中送炭。

從總量來看，1952年至1961年間台灣國民生產總值(GNP)年均增長率為7.9%，而美援佔GNP的比重年均即達6%，從而大大縮短了台灣經濟實現起飛的時間。

4、經濟起飛的措施

進口替代策略為台灣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但這種對工業高度保護的政策也存在許多弊端：部分工業在保護政策下導致生產設備過剩和利用率降低，形成資源浪費；嚴格的進口管制與外匯申請、核准措施造成嚴重的行政負擔；發展進口替代工業所需進口的資本設備與原料無法完成外匯平衡。

尤其50年代後期，這些弊端暴露的更加充分，加上進口替代工業因島內市場的飽和而產量過剩，使得工業增長速度減緩，無法進一步吸收當時仍然存在的大量失業人口。

因此，從50年代後期開始，台灣當局開始採取鼓勵出口政策，即以島內過剩的輕工業品出口代替傳統的初級農產品，使台灣走向出口擴張的經濟發展新階段。

為鼓勵出口，台灣當局主要採取了以下重大經濟政策：

實施《改進外匯貿易方案》。

該方案1958年公布，主要內容包括：

第一，簡化匯率和通貨貶值，將原來的多元複式匯率逐步簡化為單一匯率，並將新台幣對美元匯率由1美元兌24.78元大幅貶值為兌40元；

第二，放寬進口限制，取消進口配額制度和限額制，逐步將禁止或管制進口的物資改列為準許進口物資，並提高可申請管制進口的標準；

第三，鼓勵出口，對出口所得外匯給予100%的可自由買賣的結匯證，減少出口管制和簡化手續，機動調整出口底價，擴大出口退稅範圍，簡化限稅手續，擴大外銷低息貸款以及充分供應進口加工原料外匯等等。

頒布《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

台灣當局於60年代初擬定該方案，作為1961-1964年第三期經建計劃的基礎，確立了首先追求「經濟的穩定」，並在穩定中再求「經濟的發展」的基本原則。

從內容看：

在加速經濟發展方面共8點，即鼓勵儲蓄、節約消費、籌建資本市場、改善民間投資環境等；在預算控制方面6點，包括建立租稅與稅務行政制度和規劃預算制度等；在金融方面共3點，包括建立中央銀行制度、制定存貸款業務機構的系統規劃以及嚴格劃分各銀行業務性質等；外匯與貿易方面共2點，包括建立單一匯率制度、放寬貿易管制、簡化進出口手續及加強與海外的商業接觸等，合計19點，實際上是一個全面性的財政、經濟與金融的革新計劃。

制定《獎勵投資條例》。

該條例是根據《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所制定的第一個法案，於1960年9月公布實施。其主要目的在於排除原有法令中阻礙投資發展的限制，放寬各種減免稅捐的尺度，對資產進行重新估價，以便於工業用地的取得，促進島內投資，誘導外資流入和鼓勵產品出口。

頒布《外銷貸款通則》。

該通則於1962年3月領布，規定凡經營外銷業務的工廠與商業機構，就其外銷產品在產銷過程中所需的原料及周轉資金，可以向銀行申請貸款，數額不限，並可以用外匯償還，利率為年息7.5%，大大低於當時一般的貸款利率18-20%；1970年，「中央銀行」又公布「外銷貸款貼現辦法」，由「中央銀行」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援，並將利率降低為6.5%。這種重複融資、低利貸款的政策，對當時的出口廠商給予了很大優惠。

設立加工出口區。

1965年台灣當局制定《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先後建立起高雄、楠梓和台中三個出口加工區。在加工出口區內投資的島內外廠商可以享受到種種優惠，如凡投資企業進口自用的機器設備、原料、半成品等，一律可以免稅，出口產品可以免除出口稅，投資企業在區內可免除營業稅和商品稅等等。

在出口加工區內，土地全部公有，投資者可自己租地建房，也可低價租賃官方提供的廠房。加工出口實行集中管理，對投資建廠、結匯、貨物通關等手續大大簡化。

加工出口區設立後，經濟效益十分顯著，尤其在吸引外資方面十分成功，到1975年10月份共吸引外資1.41億美元，占投資總額的82.4%；其出口額在1974年達5.1億美元，占當年總出口額的將近十分之一。

5、騰飛的效果

這些鼓勵出口的政策取得明顯成效，出口大大增加了。

從1960年到1972年，台灣進出口貿易總額從4.61億美元迅速增加到55.02億美元，增長近10倍，其中出口額由1.64億美元增加到29.88億美元，增長18.2倍，出口平均年實質增長率達到24%。

到1971年，台灣結束了連年貿易逆差的局面，首次出現了2.16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工業品出口逐漸成為台灣出口貿易的主力，1960-1972年農產品與農產加工品占出口比重由67.7%下降到16.7%，而工業品出口相應由32.3%提高到83.3%。

台灣工業尤其是製造業在出口帶動下高速增長。

製造業生產指數(1986年=100)由1960年3.60提高到1972年的26.74，增長7.4倍，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7.4%。

以紡織業為龍頭的製造業成為這一時期台灣經濟高速增長的主導部門。1963年，台灣的國民凈儲蓄占國民收入的比例由50年代的5-8%左右躍升為13.6%，按照「起飛」一詞發明人羅斯托的定義，邁入了經濟起飛階段。

1960-1972年，台灣的島內生產總值(GDP)實質年均增長率達到10.2%，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由154美元增加到522美元，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平均上漲率為3.3%，基本保持穩定。

60年代，成為台灣戰後經濟增長最快的「黃金時期」。

與工業的蓬勃發展相對應，農業部門在60年代經歷了由興至衰的發展歷程。

由於在化學肥料、飼料及農機具等方面的大量投入，農業在1968年以前仍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1961-1964年農業生產年均增長率為5.4%，1965-1968年為6.2%，同時由於工業對農村勞動力的快速吸納，農業勞動人口總數從1965年開始下降，使台灣農業由過去勞動集約型的耕作方式逐漸轉變為資本集約型。

經濟的快速增長，引起台灣的產業結構發生迅速變化。

1960年，台灣農業、工業及服務業占島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分別為28.5%、26.9%和44.6%，但到1972年三大產業部門的比例分別變化為12.2%、41.6%和44.1%，工業部門大大超過農業部門在總體經濟的地位，台灣開始向新興工業化地區轉變。

同時，工業部門中許多新興工業迅速發展壯大。

1963年，在製造業各部門產業結構中，食品加工業佔26.43%而居第一位，紡織業佔11.67%居第2位，化學工業(10.7%)與非金屬礦(8.19%)居第3、4位；而到1972年，紡織業躍居首位（佔13.31%），化學製品業居次位（12.36%)，電子電機工業(12.19%)和食品業(8.34%)分別居第3、4位。

紡織、化學製品與電子電器代替傳統的食品產業，成為60年代台灣製造業的支柱產業。

從輕重工業的比例看，1963年製造業生產凈值中的輕重工業比例為63.3:36.6，而到1972年該比例轉變為53.6：46.4，台灣工業水平大大提高了。

客觀評價60年代台灣經濟的高速增長，台灣當局適時調整發展戰略無疑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不能忽視當時的有利環境所發揮的重要意義。

50年代末和60年代，正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自由貿易盛行；同時，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發達國家藉助第三次技術革命，開始致力於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而將勞動密集型工業逐漸轉移到工資低廉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形成與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間的垂直分工體系。

這一時期華僑及外國人在台灣的投資額猛增，1965年到1972年，經當局核准的華僑及外國人在台灣的投資總件數達1354件，投資總額為7.56億美元，平均每年近1億美元。

1965年美援基本停止後，大量的外來投資和技術無疑對台灣起到了經濟輸血的作用。

此外，當時世界能源及其他重要原料價格低廉，為台灣的出口加工型工業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的先後爆發，也使台灣工業獲得了大量訂單。

出口導向經濟策略為台灣帶來了高速經濟增長，但也產生了一定的弊端。

台灣當局在鼓勵出口工業的同時，在島內仍然實行相當強的經濟管制，並以高關稅保護島內市場，因此形成了「二元化市場結構」，即一是大量的中小企業，其產品主要銷往國際市場；二是大企業，其產品主要內銷，並受到高度保護。

這種「二元市場結構」一方面造成島內資源配置的扭曲，大企業因受到保護而在追求生產效率與技術進步上積極性不高；另一方面造成中小企業滿足於在進口原料-加工-出口的代工型生產模式中循環，原料與技術嚴重依賴進口，從而形成所謂「淺碟式」經濟。

當1973年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機爆發時，台灣即首當其衝，經濟發展受到嚴峻考驗。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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