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軍 | 冷香遺書說春在:《鄭文焯年譜長編》書後

晚清著名詞人鄭文焯和今人為他編的年譜（楊傳慶著，中華書局2023年5月）。

近年來，晚清四大詞人的年譜出了好幾種，似乎並沒有一部特別豐滿的。從上世紀九十代起，馬興榮曾分別為王鵬運（1850—1904）、鄭文焯（1856—1918）、朱祖謀（1857—1931）、況周頤（1859—1926）編過年譜，大多刊於《詞學》輯刊上，但篇幅都不大，未能單獨成書，之後四家年譜作為四篇文章被編入2013年出版的《馬興榮詞學論稿》，就是很好的旁證。2009年，香港學者鄭煒明出版《況周頤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經修訂重版為《況周頤先生年譜》（齊魯書社）。2013年，沈文泉出版《朱彊村年譜》（浙江古籍出版社），以上兩種作為著作而言，篇幅亦不甚大，讀後不免給人單薄之感。

2023年下半年，楊傳慶的《鄭文焯年譜長編》（中華書局）、朱存紅的《王鵬運年譜長編》（貴州人民出版社）先後面世，粗看之下，不難發現二者的篇幅比況、朱二家明顯要大不少。誠然，篇幅大小並不是衡量學術成果好壞的標準。不過，相對巨大的篇幅，至少給人多一點披沙揀金的空間。之前，常聽沈燮元先生談起他編《屠紳年譜》，受到梁任公《中國歷史研究法》的啟發，認為古人年譜的編撰有幾個難點，其中一點就是譜主所處的時代離我們太遠，有關他的材料簡略且少，不好編；反之，時代離我們太近者，有關材料繁多且雜，加之不少還沒來得及系統整理與公布，同樣不好編。晚清四大詞人的年譜，可能就屬於後一類。

任立凡畫瘦碧山人三十歲行看子（肖像）。

其實，鄭文焯去世後，其婿戴正誠（1883—1975，字亮吉）就數次為岳父編年譜，分別在《青鶴》《同聲月刊》上連載過，後來也曾出過單行本。戴氏所編，雖然篇幅有限，但因鄭文焯去世後，不少遺物由其保存，有些紀事、細節，自然有其得天獨厚的優勢。《鄭文焯年譜長編》雖篇幅後來居上，遠超前者，但內容仍不能捨棄戴氏舊譜而獨立。舉一個小例子，《年譜長編》光緒十一年（1885）記「是年，倩任預畫行看子一幅」（編者註：行看子，這裡指肖像），這一條完全沿襲戴正誠《年譜》記載而來。作者在參考文獻中明確開列了《詞學季刊》，卻未注意到「任立凡畫瘦碧山人三十歲行看子（戴亮吉先生藏）」作為插圖刊登在《詞學季刊》第二卷第一號上，此圖原跡今藏蘇州博物館。鄭文焯自題後署「光緒十一年歲在端蒙作鄂孟秋之時，瘦碧自題」，康有為題詩後附記「此鄭大鶴先生少年畫像。戊午正月，游玄採薇，高節比竹，清聲不可復得，題此愴然」。戴氏失載，楊氏亦未加增益，不免失之眉睫。

毋庸諱言，《鄭文焯年譜長編》利用了近年公布、整理的新材料，如《潘鍾瑞日記》《李超瓊日記》《夏劍丞友朋書札》等，自然值得肯定。但某一家或某一方面的材料太多、太集中，也可能會使得年譜內容給人一種錯覺，那就是有日記或書信的那段時間，譜主與日記作者、受信人關係出奇地密切，交往出奇地頻繁。例如蘇州人潘鍾瑞（1822—1890），在鄭文焯一生中，或許並非最重要的交往對象，卻從光緒十年（1884）開始，到光緒十六年（1890）之間，頻繁在《年譜長編》中出現，不免給人以他與鄭文焯關係極密的錯覺。不過，事實恐非如此，究其原因，主要是《年譜長編》這階段充分利用潘氏留存的《香禪日記》。首先，二人交往並非限於《香禪日記》所載，日記以外的事迹《年譜長編》涉及相對較少；其次，光緒十年到十六年間，同時與鄭文焯交往者甚多，別家無日記、書札類材料可供援引參考，故單純從《年譜長編》看，鄭氏與潘鍾瑞的交往尤其突出，這是文獻資料多寡不一，直接導致研究結論失衡，致使讀者產生偏至之感。這並非孤例，在近年出版的一批年譜長編類著作中，或多或少都可以發現一些類似的情況。

鄭文焯所著《高麗國永樂好太王碑釋文纂考》。

不過，我們不得不承認《年譜長編》之作，對於研究譜主生平，無疑具有網羅之功。十多年前，我在日常編目過程中，看到一冊鄭文焯所著《高麗國永樂好太王碑釋文纂考》，此書是光緒二十年（1900）朱之榛（竹石）為鄭氏所刻，戴正誠《年譜》、楊傳慶《年譜長編》均有記載。雖然這冊《釋文纂考》內封鈐有「鶴公」白文印一方，或許是鄭氏自存之物，但內里並無批校題跋，內容與普通刻本無異。只是略加翻閱，卻意外發現書中夾了兩頁紅色箋紙，諦視上下款、字跡，發現竟是鄭文焯寫給俞樾（1821—1907）的親筆信：

鄭文焯寫給俞樾的親筆信。

曲園世丈大人鈞閣：經歲違侍，密邇有懷，秋來屢詣起居，闕然詹對，彌用邅迴。伏惟體與神康，德宇泰定，休甚休甚。焯昨自滬暫還，以料簡家人之疾，旦夕尚須規往，飢來驅人，殊恨碌碌。壯齡漂泊，落南已廿余年，曾不知老之將至矣。茲有瀆者，吳仲懌侍郎屢屬下走購求鈞著《春在堂全集》，大索坊間，強半石印。侍郎亟思乞得元刻一部，俾獲珍藏。今復命焯代申悃款，敢冀鑒其欽遲之誠，以纂紀之富，殘膏剩馥，不吝沾濡，良有厚幸。侍郎以學行禪其家，願以近刻數種奉酬嘉賜。未審長者意旨如何？特代覼縷，幸無見尤。茲呈拙編《高麗好太王碑考釋》一卷，伏乞賜覽，幸有以教之。感甚感甚。尋馳謁不次，敬叩大安，伏惟垂詧。世如侄文焯謹狀上。九月七日。

從信札所述，可知鄭文焯從上海臨時回蘇州，代好友吳重憙（1838—1918，字仲懌）向俞樾求取《春在堂全書》，專門致函，並隨函贈送自己的新著《高麗永樂好太王碑釋文纂考》。時在九月七日，具體哪一年，從信的內容看，實在難以遽定。說來也巧，三四年後，一次偶然機會，在朋友圈看到另一封鄭文焯的親筆信，也是兩頁，用玫紅色箋紙，收信人變成了吳重憙，其文云：

蓼舸侍郎鈞閣：前寄上《封泥考略》標檢寫樣，度次日已達左右。比以搜購《春在堂全集》迄不能得其一二，因徑函詢曲園世丈，乃知伊處亦無存者，正在丐資續印，坊間堇石印本，尚非完帙。茲將曲園丈復書附呈垂覽。此老神采奕奕，觀其手畢（編者註：猶手簡），足征眉壽矣。前屬裝《藏說小萃》，其間頗有錯簡落次之弊，今甫與靈芬閣主校編妥善，即付線裝。滬行稽遲，亦職是故。

再，胡研生糧儲前於八月初以蘇撫部屢電趣來查辦南中參案，中秋夜猶在節耑文䜩，歸滄浪行台，偶患時病，延曹醫診治，不浹旬間，奄復殂化，深用愴然。兩月以來，既悲鶩老，復悼研生，俱往之傷，彌增凄獨。詞人命剝，歲值龍蛇，可勝哀哉。頃聞其眷屬已至，其夫人亦幾一痛而殉。以滄浪近改學務處，未便停喪，有十一日開奠之舉。下走素分雅舊，詎忍恝然，擬吊畢，即日解維如滬。

這封信的落款時間為「重九日」，毫無疑問，應是寫於致俞樾函兩天之後，信中談及俞曲園回信告訴鄭文焯，自己手中也沒有現成的全套《春在堂全集》，正準備籌集資金刷印，婉拒了吳重憙的求書。此信亦未署年份，不過信的後半部分鄭文焯提及兩位好友先後去世，一位是胡研生，另一位是鶩翁。鶩翁即王鵬運，光緒三十年（1904）王氏在蘇州病逝，檢《年譜長編》本年六月二十三日記之。同年九月九日又有「悼王鵬運、胡延」一條，研生即胡延（1862—1904，字長木）的別號。由此可以確定，上述鄭文焯致俞樾、吳重憙兩家信札，均作於光緒三十年（1904）九月無疑。楊傳慶全文引用同年八月三十日鄭文焯致陳銳一函，詳述王鵬運去世的情形，頗可一觀。上引其致吳重憙一函對於胡延去世情況記述甚詳，則可作為對《鄭文焯年譜長編》的補充。

李軍

責編 劉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