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卑、孤獨、暴力和嫉妒：還原一個真實清代太監的內心生活

清代太監心態的形成有其必然性，它與封建制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正是封建制度的存在使這一群體得以繼續存在和延續，並形成一種中國特有的制度— —太監製度。太監製度的存在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大罪惡，有違人道，《清稗類鈔》中也曾對此進行批判：「歷朝宮中使令，任用閹宦，此舉最賊人道，為我國 數千年相傳之粃政。」太監群體不僅在身體上忍受了難以啟齒的痛苦，而且在心 靈上也遭受了慘絕人寰的傷害。他們中只有極端少數的人，能夠出人頭地，爬到太監群體中的高層。

極度自卑導致他們都有造謠的癖好

對於那些地位低下、自我認可度低的太監來說，他們為了提升自我價值，引起他人關注，得到他人的肯定與讚揚，亦或是為了滿足虛榮心往往會捏造謠言，或是將事件添油加醋地形容出來，以期達到引人注意的目的，這亦是他們內心自卑的體現。他們熱衷於打探消息、散播謠言，對此雍正帝也甚為頭疼：

「宮禁之中，凡有外言，不過太監等得之市井，傳聞多有舛誤，……嗣後凡外間閑話無故向內廷傳說者，即為背法之人，終難逃朕之覺察，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

太監們特別喜歡將宮中之事向外界傳說，例如：乾隆四年太監李蟠趁著放假的空隙，返回原主家裡「將宮內之事信口傳說」；他們要麼將身邊發生之事向主子、宮女、太監等傳說，以達到迎合主子，享受身邊人矚目的目的。宮女們想要打聽消息的唯一途徑就是通過太監，如宮女榮兒回憶：「我們得消息，只能從小太監的嘴裡。為了逢迎主子，他們也會四處打聽消息，然後將其添油加醋的說給主子聽，主子愛聽什麼，他們就四處尋覓什麼，但凡有一點相關的消息，他們便將其極力描繪。

對太監來說，自卑並不是一件壞事

自卑具有兩面性，自卑心態向下發展對人造成負面消極影響，太監群體因為慘遭閹割而備受生理上的痛苦與心理上的歧視，又因為自身地位的低下且常常受到欺凌壓迫而使他們備感自卑，這些負面情緒往往會使太監們會不思進取、渾渾噩噩、萬念俱灰，沉迷於酗酒賭博。

然而自卑心態向上發展便會產生積極的作用，自卑可使人對自身產生正確的認識，從而使自己有一個更加明確的定位和前進的目標，從而轉化為無窮的動力。

自卑的積極面體現在太監身上則是奮發向上，以求出人頭地，不再受欺凌和壓迫。而這種不向命運低頭的太監也有很多，如小徒弟努力學得快，學得好，討得師父喜歡，就有『發跡』的希望了」。

又如李連英在做事的時候，那一雙精靈的眼睛卻把什麼都看在肚裡，又記在心裡。他細心研究安德海以及較次等太監的一切習慣，學做他們的事，準備萬一機會來到時就可以脫穎而出。」可見自卑心態造成的雙面影響，還是取決於每一個具體的太監個人。

太監的內心充滿怨恨

清代太監由於其經歷了生理上的痛苦，心靈上的歧視和主人以及上級無情地壓迫和盤剝，使得他們的內心往往充滿凄苦和怨恨，而日復一日的工作和封閉森嚴的禁宮生活使得他們的心態愈加孤獨。

他們非常忌諱談到自己的身份——太監，對這個身份往往充滿了怨恨與憤懣，在他們看來太監兩字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他們也不忍回想起自己當初被閹割送入宮的過程，那段痛苦的回憶，是他們決不願再想起和提及的，因為一想起來，心就像挨針扎一樣疼啊!然而這種根深蒂固、刻骨銘心的痛苦與怨恨卻註定伴隨他們一生。

由於自己身份的特殊性與敏感性，以及內心飽受怨恨痛苦的折磨，使得太監們在日常當差與生活中，充滿了不滿與抱怨的情緒。雍正帝曾指出太監當差時表現出的痛苦表情，並對此大加指責：「近來爾太監等私下相聚，未嘗不圖歡笑，及見主上時，便似拘束太苦，全無和顔悅色。」

雍正還指出太監沈自明看似可用，當指使其去撐傘時，「乃差未經手，先已露出愁苦不堪之狀。《清宮二年記》記載小太監在太后身邊伺候時從早到晚，都是滿臉愁容。甚至連太后的吩咐也沒聽清，只得出來後彼此互問，或是求助於宮女。從清代太監的這些動作、語言、神態中，可窺探出他們當差時痛苦、怨恨、麻木、得過且過的心理狀態。

在日常生活中，他們中多數也是不知滿足，時刻處於抱怨、怨恨的心理狀態，例如晚清慈禧養的學戲的小太監便是這樣一種心態：「比如他們會唱戲的，不給他們機會登台，他們一定有怨言，若唱了得不了好，也是有怨言。對於那些因唱戲唱得好而提拔上去的太監，他們往往也不知感恩，還是充滿了怨恨，比如背地裡咒罵太后。

太監逃亡與其痛苦、怨恨的心態。從康熙時期開始，太監逃亡問題便開始出現，嘉慶以後，太監逃亡現象便愈演愈烈，一發不可收拾，逃亡的人數，逃亡的次數都呈上升趨勢。逃亡的人數從乾隆五十七年到五十八年佔總人數的0.8%，到嘉慶四年到五年的1.6%，再到道光五年到六年的2.9%。逃跑的次數也從康乾時期的一次兩次上升到嘉慶時期的三、四、五次已是常見，而到了道光時期甚至有了逃跑八九次的情況發生。

縱使清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嚴苛的對太監逃亡的懲罰措施，也並不能減少太監逃亡的現象。究其原因，這與清代太監們無聊、壓抑的生活，痛苦、怨恨的心態密不可分。下層太監長期處於被壓迫、被責打的狀態，這對其心理和身體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使其產生怨恨、痛苦、逃避的心理，為了躲避責打，或是憧憬宮外的自由生活，亦或是不堪繁重的差使，他們紛紛選擇逃亡，遠離這個是非之地。然而天下之大卻沒有他們的容身之地，他們終究躲不過內務府和地方的追捕，被抓獲的太監在遭受責罰之後仍要繼續當差，其中又有大部分人謀劃著下次的逃跑。

太監的生活充滿孤獨

《老太監的回憶》曾有這樣一段記載說太監群體中有條件和能力者都熱衷於養狗，這與他們孤獨的心態有較大聯繫。書里是這樣解釋太監喜養狗這一現象的原因：「太監每日供奉差使於上，提心弔膽，整年整月不一定何時得出宮洒脫一兩次，人生苦之已極。每日下班時，先逗逗小狗，說些犬話，一切苦惱也就都消釋無有了。」

對於下層太監來說進了宮便再難回家了。縱使家人可以探望，但是時間、地點都有限制，且旁邊還有人監視，這使得他們僅有的親情慰藉也被打了折扣，內心的凄苦孤獨也越來越沉重。除了養狗，他們也會養油葫蘆，或是千方百計的尋找著一些能排解孤獨和寂寞的小玩意兒。

正如《宮女談往錄》里榮兒所總結的那樣：「宮裡的人，大概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斷子絕孫的太監、一是混吃等死的老寡婦。他們都是無聊到了極點，千方百計地找尋寄託，但無論如何也排遣不了那種不幸的寂寞，於是到各處揀選玩物。」可見他們內心的苦悶與孤獨。

大多數太監都是極度自私

由於絕大部分太監是年幼閹割，自幼身體便有缺陷，使得他們更容易形成自私的心態。心理學家阿德勒曾說過：「所有在器官上有劣勢的孩子,都很容易捲入和生活的戰爭，其社會情感因此受到抑制；這些人傾向於一種性格模式，他們總是很關注自己，以及自己在他人面前的影象，而不在意他人的利益。

雖表現形式不一，但多數太監呈現出自私的心態，他們以自我為中心，不顧他人利益與想法，表現最明顯的是極強的控制欲與佔有慾。太監娶妻現象自古就有，清代也不例外，特別是到了晚清時期這一現象更為普遍。而太監夫妻的結合多數不是出於你情我願，大部分女性嫁給太監多是被指婚，或是被賣給太監為妻的，不過也不乏貪圖富貴甘願嫁人的。

太監們娶妻納妾之後，對妻妾的控制和佔有表現的更為明顯與激進，他們極力想將妻妾們栓在自己身邊，時刻監視她們的日常舉動，太監雖不能人道，而性情奇妒，對其妻妾之防閑，更甚於常人。既不許其單獨歸寧，又不許與男子接觸，稍不如意，即鞭撻隨之，故婦人畏之如虎，因此太監妻妾幾乎沒有有紅杏出牆之事。

慈禧身邊侍奉的宮女榮兒便被慈禧指婚給了給光緒梳頭的劉太監，她曾提及做太監妻子的不易：「因為太監心毒，沒度量，嫉妒心最強，又心眼多，而且盡歪心眼。書中是這麼記載的：老劉平常絕不讓我跟男人說話，更不許我上街，也不許我走親戚串街坊我就像在盒子里生活一樣。」

太監嫉妒心特強，痴迷暴力手段

有關太監們謀殺傷人的記載也時常見諸史料。雖然當事人作案時的心理狀態我們無從了解，但這與他們的極端心態必然有較大的聯繫，生理上有缺陷的太監，他們的情緒存在不穩定性且對外界的反抗情緒強烈，與外界發生衝突時，其往往產生極端的心態，採取極端的方式來解決。例如：小德張曾把逃跑的姨太太「大卸八塊，裝入皮包，埋於郊外」。李連英在慈禧諮詢他如何懲罰不小心梳掉她頭髮的太監時，李給出的建議是「何不打死」。另外，清代太監與家人產生矛盾，謀殺家屬，與他人鬥毆，將他人毆打致死的事件時有發生。

這些極端的、瘋狂的行為，都是由於內心的期望值與現實情況產生了巨大的落差，使其心理失去了平衡，產生了極端心態，以至於他們認為自己只能採取激進的方式來維護自身利益。

工作中慵懶散漫

與電視劇里活靈活現太監角色完全不一樣，真實的清代太監工作中都是慵懶散漫的，能少干一點好一點。康熙五十四年，康熙帝指出巡幸時本應太監搬運行李，但由於太監懶惰散漫，竟然把這個活轉交給牽駱駝的運輸人員，任憑他們隨意搬動。雍正曾對太監日趨滑懶這一現象提出了解決措施，即差別對待勤勞者和懶惰者：

遇朕有恩賞之處，亦要分出等次。其當差勤謹之首領太監，可分別頭二三等賞賜。至狡猾懶惰者，不但不必入等，竟不必賞，令其自知愧懼，常思學好習勤，勉力當差，庶幾太監等勞逸均勻，風俗漸次整頓。

然而這些措施並不能根治懶惰。到了乾隆年間甚至出現了看管畫舫齋、得性軒的太監連續十幾日未曾打掃，致使失竊後良久才被發覺的情況。總之他們是想盡辦法讓自己少干點累活，遇到主子令其跑腿時，地位高一點的太監便會指使低等太監前去跑腿，如慈禧讓太監小周前往李連英處送菜，小周便因懶惰以及擔心雨淋濕蟒袍，便在殿外把菜交給不穿蟒袍的做粗活的太監給李連英送去，被慈禧發覺後便挨了十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