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王朝的外交之初

新年前後，外交天團有了人事變動，秦剛出任新的外交部長，王毅任外事辦主任。

有了這個引子，節日放假，聊一聊晚清的初始外交。

光緒二年，秋風瑟瑟，紫禁城養心殿，慈禧太后召見兩個大臣的對話：

何日啟程？

約以十日為期，不出二十五日。

幾時可到？

由天津而上海而香港，始放大洋，計期四十五日可抵英國。

此去當為國家任勞任怨。

謹遵聖旨。

汝二人須要和衷。

是。

到英國一切當詳悉考究，隨人須要約束，不可滋事。

是。

……

被召見的二人是駐英公使郭嵩燾和副使劉錫鴻。這是 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東方大國第一次派駐駐外使節。

郭嵩燾成為近代第一位駐外大使。

郭嵩燾

放在現在，能以公幹身份往來世界各國，是很榮光和驕傲的事，可是，當時這可不是個好差事，去蠻夷的老巢，路途遙遠 生死未卜，如同「人質」，這是當時天朝上國一致的認同。

之所以選擇郭嵩燾出使英國，是李鴻章的推薦，作為洋務派的開明人士，郭嵩燾對新事物有著活絡的思考方式，不守舊，不頑固，不墨守成規。

那郭嵩燾不知道遠走西洋，不是好差事嗎？當然知道，有兩點，讓他下定決心赴任。

第一個原因，是慈禧太后兩次召見郭嵩燾，對郭嵩燾的疑慮和擔憂，表示「總理衙門哪個不挨罵」，「李鴻章在煙台如此辛苦，還被說成不成樣子」。言辭懇切，多有慰籍。

第二個原因是，這次出使第一要務是因為雲南發生的「馬嘉理案」，處理結果里有一條是清政府必須向英國女王道歉，經辦此案的正是故友李鴻章。

機緣巧合，促成了郭嵩燾的這次英國行，他也因此名留史冊。

光緒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即1976年12月2日，大清駐英公使郭嵩燾一行出京赴上海，乘船去遠在萬里之遙的大英帝國赴任。

一路顛簸疲憊，行船路線是曾經幫助李鴻章操練淮軍的洋教頭英國人馬格里規劃的，途經香港，新加坡，錫蘭，亞丁，直布羅陀 都是英國的屬地，以此向郭嵩燾炫耀大英帝國的榮光。

雖然辛苦，郭嵩燾還是饒有興緻的體察沿路的風土人情，自然風光，並如實記錄。

歷時54天，終於到達英國南安普頓港，下船後又轉乘火車前往倫敦。

郭嵩燾對英國政府安排的官邸很是滿意，對倫敦的現代化也是瞠目結舌，他在日記中寫到「昨日已晚至，今日出門亦晚歸，街市如明星萬點，車馬滔滔，氣如煙霧，人流如潮，至是怠無復加矣」。

進駐使館第一天，郭嵩燾就召集隨行人員開會，約法「五戒」：一戒吸食洋煙，二戒嫖，三戒賭，四戒外出遊盪，五戒口角喧嚷。雖比唐僧給二徒弟規定的少了「三戒」，對國內來的隨人來說也是十分苛刻。

郭嵩燾顯然是一個接受新事物運用新知識超強的人，且不避諱「趕時髦」，這一點，卻成為後來副使劉錫鴻攻擊他的罪狀。

怎麼回事呢？這就是以天朝上國自居的清政府教化出來的子民都有的毛病，盲目自大，故步自封，唯吾獨尊，頑固不化，副使劉錫鴻就是典型的愚昧官員。

我現在翻譯出劉錫鴻給總理衙門發的正式官方奏摺，列舉出的郭嵩燾的「罪狀」。

參觀英夷炮台披著洋衣。怎麼回事呢？英國皇家海軍邀請郭嵩燾參觀，這天，寒風凜冽，郭嵩燾打了個冷戰，英軍的提督暖心的把英軍的大衣制服披在郭嵩燾身上，遮擋了郭的朝服。

會見英國女王時，主動趨步，首先鞠躬，置我大清國威於不顧。

唆使小妾學習洋文，不成體統，有失大清威嚴。

在英夷白金漢宮參加洋樂會，雖不懂洋文，卻效仿洋人屢次取音樂單，獻媚于洋人。

會見巴西國王，擅自起立，急步向前，有損堂堂天朝威嚴。

與英國外相「尤相親昵」，有裡通外國之嫌。

想想看看這些所謂「罪狀」全部都是雞毛蒜皮，是天朝上國迷夢不醒的典型癥狀。

可是，當時整個泱泱中華，從上到下幾乎都是這種病態自大，毫不自知。是不是覺得很可笑，很悲哀？當時整個國家都被這種氛圍包裹的嚴嚴實實，幾盡窒息。

崇厚

再舉一個同時代的例子，同樣是「天津教案」後，滿族大臣崇厚被派到法蘭西給法國國王道歉。

舟車勞頓，到了的時候，拿破崙三世既然已經下台了，所以崇厚的談判對象，或者說是道歉對象，就變成了新任法國總統梯也爾，隨後雙方在法國的愛麗舍宮，走完了這個過程。

儀式開始，雙方在愛麗舍宮裡互相宣讀了國書，讀完了以後，崇厚向新任法國總統梯也爾鞠了一個躬，對方也回鞠了一個躬；出門前崇厚又向對方鞠了一個躬，對方又回鞠了一個躬。

這事被清政府知道以後，立刻覺得崇厚真有本事，為啥？因為不丟人嘛！至少在當時的人看來，請罪就應該袒露上身，綁幾根荊條，以示誠意，最起碼也得給對方磕幾個頭吧！

可是崇厚居然只是給對方鞠了兩個躬，而且對方還回鞠了兩個躬，一點兒都不掉架子，而且間接的證明，中國皇帝是要比法國皇帝高那麼一點點的。

因為崇厚是要向中國的皇帝三跪九拜的，而且中國的皇帝也不必向他鞠躬，所以單憑這一點上來說，中國的皇帝顯然更有尊嚴，於是大家的精神上，都得到了無比的滿足，從此更崇厚竟然成了滿清貴族裡的能人了。

恰恰是這個崇厚，真正遇到事關國家安危的大事時，毫無章法，與俄國人談判時稀里糊塗的簽訂了不平等的《伊犁條約》，喪失了大片國土，要不是左宗棠和曾紀澤一文一武，據理力爭，現在的新疆就不是這個樣子了。

這兩件事都發生在1870年代，據馬戛爾尼1793年訪華，因為是否三叩九拜的禮儀之爭，過去了80多年，大清王朝，一點長進也沒有。

這就是大清帝國，沉迷自己的世界不能自拔，對外一無所知，反而清醒的人，成為了異類，處處受阻，遭遇不公。郭嵩燾就是受害者，出使英法兩年，來自國內和同僚的壓力，讓他心焦力瘁，不得不請辭回國，結束了海外之旅。

又一個100年過去了，我們還在為國家的強盛奮鬥，與世界各國交往更加緊密頻繁，恰逢「百年未有之變局」更是對大國外交智慧的考驗，享用人類共同文明帶來的繁華，也要為共同的文明添磚加瓦，擁抱世界，才能走的更遠，最終到達想要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