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01月01日12:34:16 歷史 1588

有人說研究歷史可以比作通過鑰匙孔觀察凡爾賽宮，有些部分對我們來說似乎很清楚，但有些是零碎的、不透明的、難以破譯的，而其他人則完全看不見，真相變得遙不可及。

雖然它起源於對古代世界的研究，但這個比喻特別適合於一個更現代的機構，而這個機構又嵌入了一個同時代的文化中：美國中央情報局。

情報仍然是許多流行信息和新聞界的話題，越來越多的回憶錄揭露了這個神秘的機構，多年來，大西洋兩岸對該主題的學術研究穩步上升，學者們建立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學術機構，並一直在探索：情報服務、情報領導人、秘密行動、情報收集和分析以及情報倫理。

作者認為事實上，「盎格魯圈」產出中不成比例的份額集中在美國和中央情報局身上，然而，某些遺漏和盲點依然存在。

雖然情報研究給歷史學家帶來了一系列特殊的挑戰，但他們將口述歷史應用於情報機構又增加了另一層方法論和認識論的複雜性，必須仔細協商。

雖然口述歷史訪談對研究人員造成了障礙，但他們研究情報史時，會將重心放在中央情報局方面。雖然情報史和口述歷史各自隱藏著元理論危險和偏見，但當它們結合在一起時，它們之間的關係實際上可能是一種富有成效的、生成性的關係。

可以肯定的是，這種分析來自更廣泛的知識背景，傳統上設想的歷史和政治是關於國家、政府機器、精英留下的書面記錄和「偉人」。

正如保羅·湯普森（Paul Thompson）在他的開創性著作《過去的聲音：口述歷史》（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中指出的那樣：「權力結構本身就是一台偉大的錄音機器，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過去。」

大西洋兩岸都出現了「自上而下」的運動，E.P.湯普森試圖將那些傳統上被歷史學家忽視的人從「後代的居高臨下」中拯救出來，雖然情報史在很大程度上源於「自上而下」的傳統，但許多學術口述歷史源於這種「自下而上的歷史」方法，並試圖讓迄今為止被忽視的大量人群發聲，例如婦女，少數民族，工人階級和窮人。

情報史以政治外交史和政府精英的關係為依據，而口述史則以社會勞工史和國家權力的關係為依據，前者是由對書面文字的難以捉摸所驅動的，後者是由大量被忽視的聲音驅動的，前者在內幕文件中尋求認識上的超越，而後者則以局外人的聲音尋求。

作者認為：可以借鑒口述歷史和情報史中最先進的辯論，正如英國議會和美國參議院口述歷史項目所明確指出的那樣，口述歷史從來都不是那些「隱藏在歷史之外的人」的專利。

美國中央情報局也有自己的口述歷史計劃。儘管如此，許多「自上而下」的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將口述歷史視為更「科學」的文獻記錄方式，是一種更柔和的補充光源，可將鑰匙孔周圍的擴散區域帶入相對更清晰的焦點。

換句話說，口述歷史是一台「偉大的錄音機」，事實上，在某些方面，它們只是其混淆的證明。對口述歷史的特別狹隘和以事實為中心的解讀被「添加和激起」到一系列圍繞什麼是「好研究」的預先存在的想法中——這種做法保留了一個高度限制的概念，即哪些類型的問題可以合法地提出，哪些類型的答案可以合法地給出。

在涉及身份和文化的問題以及考慮意義、記憶和敘事的問題時尤其如此。

正如該領域最重要的理論家和實踐者之一亞歷山德羅·波爾泰利（Alessandro Portelli）在《口述歷史的特殊性》中指出的那樣：「主觀性與更明顯的」事實「一樣，都是歷史的事業。

線人所相信的確實是一個歷史事實，就像「真正」發生的事情一樣，當然，這一點應該在一開始就強調，這並不是說事實不重要，或者它們不存在，而是說歷史包含的不僅僅是它們。

在一個有點不同的背景下，允許引用中央情報局局長（DCI）和歷史愛好者比爾·凱西（Bill Casey）在1981年波爾泰利的論文同一年的演講來強調這一點：「事實可能會混淆......就像房子是用一堆石頭做的一樣......一堆石頭不是房子。

作者觀點:所有這一切為我們提供了一幅更全面、更廣闊的智能世界圖景，或者通過我們開始的隱喻來重申這一點，它使我們能夠窺視更多的鑰匙孔。

希望將目光轉向情報史領域的歷史學家會面臨著許多問題。

《爭取自由的鬥爭：阿富汗和美國外交政策》研究了自卡特政府以來中央情報局在美國對該國的外交政策中的作用，特別是自1979年聖誕節蘇聯入侵該國以來。

卡特在1980年1月向國會聯席會議的國情咨文中描述這一事件是「激進而激進的新步驟」，「可能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和平構成最嚴重的威脅」。

私下裡，他在給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的一封信中明確地概述了這一點：「由於西方在該地區的穩定和石油流動方面總體上有著廣泛的利害關係，我們在該地區的共同和關鍵利益面臨的挑戰是前所未有的。」

另一方面，前總統尼克松則不那麼謹慎和平淡無奇，他在入侵後不久出版的《真正的戰爭》中告訴讀者：「我們醒來後發現，一個曾經主要以浪漫幻想為盛譽的地區掌握著世界的命運。」

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1977-81）指出，「基本上，這是整個冷戰期間蘇聯第一次公開使用軍事力量來實現重大的地緣政治變化，而且是在涉及美國重大利益的地區這樣做的。」

在1970年代中期教會和派克委員會調查的背後，卡特上任時承諾控制和清理中央情報局。

卡特的中央情報局局長斯坦斯菲爾德·特納（Stansfield Turner）的行政助理說，「從上到下除了布熱津斯基來到華盛頓時對中央情報局持懷疑和不信任態度以外。

卡特的競選夥伴沃爾特·蒙代爾曾是教會委員會的成員，副國家安全顧問大衛·亞倫（David Aaron）和布熱津斯基的行政助理卡爾·因德弗斯（Karl Inderfurth）也曾是該委員會的工作人員。

與此同時，根據羅伯特·蓋茨的說法，特納本人「被中情局和情報界內外的許多人深深地敵視和厭惡」。

儘管圍繞卡特政府及其繼任者里根的評論和史學高度政治化，辯論和爭議將持續多年，但蓋茨還指出，儘管有上述觀點，但與「傳統智慧相反，卡特政府幾乎從一開始就轉向中央情報局進行秘密行動」。

因此，在執政期間，可以說卡特對中央情報局的公開和私人立場之間的脫節越來越一致，儘管抱怨說「當法律要求八個委員會時，我們甚至以什麼安全進行最常規的秘密活動，大約180名國會議員，以及幾乎同樣多的工作人員提前被告知？」紐約參議員丹尼爾·P·莫伊尼漢（Daniel P. Moynihan）也讚許地說，「卡特現在發現這是他的中央情報局！」

事實上作者認為：隨著政府的繼續，「卡特越來越依賴中央情報局和秘密行動」。

在卡特擔任總統期間，甚至在中央情報局歷史上，秘密行動最突出的例子是阿富汗，旋風行動是中央情報局在冷戰最後階段向聖戰者運送資金和物資的代號，在里根的領導下繼續進行，成為中情局歷史上最長和規模最大的秘密行動。

事實上，讀者會對中央情報局、阿富汗和美國外交政策之間如此廣泛和深刻的聯繫感到驚訝。作為另一篇相關研究論文的焦點，這裡足以說明，如果阿富汗被編織到圍繞冷戰結束的神話中，那麼它與全球反恐戰爭的醞釀、誕生和生命周期密切相關。

我們不要忘記，阿富汗戰爭繼續取代越南，成為喬治·W·布希和奧巴馬領導下的美國歷史上最長的戰爭。

然而，以這個案例為例，我們在研究情報史時面臨哪些問題？

首先，讓我們考慮一下圖書館搜索可能會引導您找到的二級文獻中相關書籍的一些標題的樣本：克里斯托弗·安德魯的《只為總統的眼睛》、《主要敵人：中央情報局與克格勃最終攤牌的內幕》，行政機密：秘密行動和總統職位，威廉·多爾蒂;摘自羅伯特·蓋茨的《陰影：五位總統的終極內幕故事以及他們如何贏得冷戰》;羅納德·凱斯勒的《戰爭中的中央情報局：反恐秘密運動》。

通過「幽靈」和「陰影」等術語，我們立即可以明顯看出，我們正在處理一個秘密的下界，那裡的事情並不像看起來那樣。

這是一個充滿「秘密」和「秘密」的世界，「秘史」、「秘密戰役」、「秘密戰爭」，在這個世界裡，信息僅限於「內部」的人，他們可能認為或可能不會認為這是他們可以告訴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可以告訴我們，儘管我們當然可以嘗試通過其他方式滲透這個世界。

事實上作者認為：「內幕主義」，用一個更好的詞來說，是它的決定性特徵之一，當然，「只為總統的眼睛」這句神聖不可侵犯的短語達到了邏輯極限。

智力世界中的流行文化產品也將我們吸引到這些機構運作的空間類型，這種空間並不完全局限於文化想像;例如，僅在2008年，就發行了以下電影：《謊言之身》、《閱讀後燃燒》和《只有真相》。

或者，更具體地說，考慮其他一些關於情報的書籍，例如：理查德·J·奧爾德里奇（Richard J. Aldrich）的《隱藏的手：英國，美國和冷戰秘密情報》;喬治·《守門人：中央情報局測謊員回憶錄》，由克里斯托弗·安德魯和大衛·迪爾克斯編輯的《致命的欺騙：我在中央情報局的二十五年》。

「隱藏」、「神秘」、「洗腦」、「遊戲」、「機密」、「背叛」、「守門人」等術語，以及「維度缺失」、「致命欺騙」和「看我的肩膀」等短語強調了這一點。

當然，其中一些可以歸結為過於熱心的出版商、編輯和作者熱衷於轉移各自書籍的副本。儘管如此，在考慮這些標題的命名方式時，這可能是一個必要條件，但這絕不是足夠的。

事實上，這些標題被認為對各自的受眾更具市場和吸引力，窺視幕後，透過被禁止的鑰匙孔，本身就是一個有趣的觀點。

然而作者認為，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考慮這些機構的性質。

例如，中央情報局將其「使命」定義為：「通過收集重要的情報，進行客觀的全源分析，按照總統的指示進行有效的秘密行動，以及保護有助於保護我們國家安全的秘密，先發制人地制定威脅並進一步實現美國的國家安全目標。

與此同時，中央情報局的秘密部門將自己的「使命」定義為：「國家秘密服務局（NCS）的使命是通過秘密收集人類情報（HUMINT）和秘密行動來加強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目標。

因此，國家的生活和福祉與該機構獲取信息和秘密以及保護自己的能力交織在一起，在這一點上應該說，當與其他情報部門一起考慮時，中央情報局實際上是相對開放的。

前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麥科恩（John McCone，1961-5）在包括古巴導彈危機在內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時期監督中央情報局，例如，他在1984年向凱西抱怨：

令我非常感興趣的是，在維持外國情報機構的三十五個國家中，只有兩個國家，美國和西德，承認其外國情報組織的存在。法國沒有，英國沒有，日本沒有，以色列沒有，埃及沒有，蘇聯也沒有承認克格勃是外國情報機構。

我們還聽到莫伊尼漢在上面抱怨保密和國會監督之間的緊張關係，與此同時，在最近發表在《情報與國家安全》雜誌上的一篇文章中，中情局工作人員歷史學家尼古拉斯·杜伊莫維奇（Nicholas Dujmovic）認為：「我相信，中情局網站上提供的大量材料對於歷史上任何情報組織來說都是獨一無二的，就其數量、數量和以前持有的秘密的暴露而言。

另一方面，在英國，正如一位學者最近提醒我們的那樣，對情報的態度反映了英國人對性的態度，就是這樣，但提出它被認為是快樂的不雅的存在直到1994年《情報服務法》通過才得到正式確認。

然而，這一切當然都是程度的問題。中情局的「精神」以一反常態的戲劇性術語強調了保密的不可侵犯地位：「我們通過保護從我們上班的那一刻起直到最後一口氣的來源和方法來保持我們獲取秘密的能力。

論點：杜伊莫維奇在同一篇文章中還指出：「情報史學家在理解歷史往往被故意掩蓋的東西方面面臨著特殊的挑戰。另一方面，中央情報局的工作人員歷史學家「主要在秘密世界中活動」。

甚至中央情報局網站的「兒童區」也向孩子們承諾，他們將「看到一些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絕密東西」，換言之，保密和以差別方式獲取信息是本機構存在的理由的核心部分。

參考文獻：

保羅·湯普森《過去的聲音：口述歷史》

亞歷山德羅·波爾泰利《口述歷史的特殊性》

比爾·凱西《爭取自由的鬥爭：阿富汗和美國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