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九世紀末開始,少數有見地的歐洲政治家就已經對歐洲的競爭格局和傳統行為準則產生了懷疑,並開始對歐洲將因此陷入惡性循環的前景表示擔憂。

1897年,當歐洲的局勢日益發展成兩大陣營的對立,而雙方火拚的意味也越來越濃的時候,他這樣表述了對歐洲危機的思考:「在世界這一地區的國家,不斷遭到戰爭的恐懼與禍害,不斷承受武裝和平的沉重負擔,使他們憂心忡忡,感到前景暗淡,要擺脫這一切,唯一的希望是歐洲採取聯合行動(如果我們能維持這一聯合行動的話)。歐洲聯邦是我們唯一的希望。」
當時,索爾茲伯里的這個建議顯得有些曲高和寡。人們忙於準備最後的廝殺,而只把這個想法看作是一幅想像力豐富的動畫。

不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情形發生了變化,類似索爾茲伯里的想法不僅逐漸多了起來,而且也變得認真了;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情況就更加不同了。幾乎所有的歐洲政治家都開始談論這個話題,並把這條道路看作是歐洲人擺脫戰爭夢魘的唯一途徑。
這並不奇怪,戰爭的毀滅力量使難求致的歐洲突然有了空前,致的共同利益——他們都急需一個穩定的生存環境。
真實與夢想自從法蘭克王國以來,聯合起來的夢想就始終縈繞著歐洲人,揮之不去。歐洲獨特的地理環境和社會發展世線,使「統一」這個政治概念在一千多年的歐洲歷史演繹中不斷地在歐洲人的現實生活與理想之間轉換,並因此成為歐洲政治發展的永恆主題。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歐洲,「統一」這個政治概念並不具有它通常所具有的意義和內涵,特別不包含這個概。念通常必不可少的民族情感。恰好相反,在歐洲,「統一」這個概念是反民族主義的,因為它在歐洲意味著國際主義和超國家主義;同時,歐洲的統一概念也不包含它通常所具有的國家統一的政治意義。
其實,在歐洲,它指的就是一種秩序,一種由統一的原則維護的行為準則和因此而形成的泛歐和平。歐洲統一概念的這個特殊含義,是歐洲特殊的歷史發展曲線造成的。

這一點,我們可以通過梳理「統一」這個概念在歐洲的歷史演變過程清楚地感覺到,我們發現,在歐洲政治演進的過程中,存在著,種十分奇特的現象;每當歐洲秩序出現危機的時候,歐洲人就會想到以實現統一的辦法來解決危機;而一旦危機過去,這個想法也就會自然轉弱。十五世紀以後,歐洲社會進入了激烈的變革年代,同時也面臨著奧斯曼帝國的大舉入侵,是一個危機頻發的多事之秋。
因此,關於實現歐洲統一的想法也越來越強烈、越來越深入、越來越系統了。總之,在歐洲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無論是歐洲人自己在變革中破壞了秩序平衡,還是受到了外族入侵的衝擊,他們都會想到建立某種形式的泛歐統一,來克服危機。
羅馬帝國的覆滅,是歐洲歷史開初時的混沌時代,也是一個急需建立新秩序的時代。這就決定了歐洲的歷史是以一次大規模統一運動為開端的。結果是,法蘭克人贏得了最後的勝利,建立了神聖羅馬帝國,使歐洲擁有了一個歷史主義的政治統一標誌。

不過,神聖羅馬帝國在歐洲實現的這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政治統一。不到一百年就瓦解了。這顯然與那時歐洲社會的發展水平過低有關。歐洲的中世紀社會既不需要政治統一,也沒有手段來維持這種統一。
其實,法蘭克人實現的歐洲政治。統一,除了受人類征服欲的驅使之外,為上帝服務、實現上帝的意志,是主要動因。後來的歷史發展表明,神聖羅馬帝國對於歐洲的真正意義,並不在於它實現了歐洲在政治上的短暫統一,而在於它為歐洲引入了基督教文化與秩序。事實上,在此後的年代裡,真正維持歐洲秩序的並不是神聖羅馬帝國,而是羅馬基督教會。
如果把新教在十七世紀的確立看作是一條歷史分界線,那麼,羅馬基督教會在歐洲建立的大一統秩序差不多維持了近千年:而神聖羅馬帝國僅僅是一種政治形式,一個歐洲統的大屋檐。不過,這個形式的存在對歐洲已經足夠重要了。

因為它創立了一種特殊的政治格局和組織模式,不僅去除了「統」概念中的民族主義成分,也去除了這個概念中的。國家政治含義。統一在歐洲更表現為一種秩序形式,而不是特定意義上的政治形式:秩序的統一和政治的不統一是可以並存的,而且是歐洲政治生活的常態。正是從這個特殊的歷史經歷開始,歐洲的統一概念就擁有了自己獨特的意義與內涵。
十四世紀前後,歐洲的基督教秩序開始動搖,歐洲社會進入了轉型的前夜。處在歐洲社會發展前沿地帶的義大利,已經真切地感受到了絕對主義國家可能給歐洲的政治和社會帶來的競爭和血腥的發展趨勢。

這使敏感的義大利詩人但丁(Dante 1265 -1321)想到,應該通過實現歐洲統一的方式,避免絕對主義引導歐洲走向競爭和殘酷。他的夢想是,恢復羅馬帝國,並在基督教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囊括所有國家的統一王朝以組成一個國家聯盟,但保留各成員國的個性。
他認為,這樣的一個王國可以保持和平,而各國和各侯爵的絕對主權則只能給歐洲帶來混亂。十五世紀以後,奧斯曼帝國對歐洲的威脅口益嚴重,歐洲國家聯合起來抵抗奧斯曼帝國的入侵,已經成為一種現實的政治需求,這對於東部和東南部的歐洲前線國家來說,尤其如此。
這促使波西米亞國王博迪布拉德(Podiebrad 1420-1471)建議建立歐洲國家聯盟。這個聯盟應該以成員國大會、國際仲裁法院、統一的治權和統一的財政(由教會財政中心負責)作為存在的政治基礎,在作出決議時,以簡單的少數服從多數為原則。

但他與但丁一樣,主張在這樣的國家聯盟中,保留成員國各自的特色。根據同一篇由歐盟資助的研究成果,在造成羅馬教會大一統秩序崩潰的三十年戰爭期間及其隨後的年代裡,歐洲出現了四位重要的統一論者。
他們是,法國的國家學學者克魯切斯(Crucés 1623)和鞠雷(Sully1638),捷克教育學家卡門紐斯(Comenius1645),以及英國人威廉·佩思(Penn1693)。克魯切斯的歐洲統一主張是以保持歐洲現狀為出發點的。
他認為,歐洲的戰爭將永遠是沒有勝利者的。因此,歐洲的現狀將是永存的。但是,歐洲的問題是國家的大小不",這是引發歐洲政治衝突的根源,要剷除這個根源,並保持歐洲現狀,可以通過兩個途徑達到目的:第一,成立一個仲裁法庭來解決爭端;第二,在歐洲建立一個以小型省和社區為基礎的聯邦制。

這不僅便於行政管理,還可以在小型的政治單位里真正實現社區自由。同時,也就解決了由於歐洲國家大小不一而引發的政治問題。歐盟資助的研究報告指出,這樣,「他不僅創立了社區歐洲的思想,而且還創立了一種貼近市民的、民主的歐洲統一模式。」
克魯切斯的歐洲統一主張還「包含著保護貿易自由和反對萌芽的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他甚至建議在歐洲統一度量衡標準。」「鞠雷與他的主張相反。他主張建立一個完全脫離當時現狀的歐洲國家聯盟,並贊同在其他歐洲國家的王室中選舉匈牙利、波蘭和波西米亞的國王。
因為,這樣可以滿足歐洲國家聯合抵抗奧斯曼帝國的需求。這是一種明顯的超國家主義觀點,這在十七世紀盛行國家主義的時代是極為罕見的,特別是對於像鞠雷這樣的貴族來說,卡門紐斯主教統一歐洲的方案把重點放在了文化統一和宗教統一上。

他主張,首先要在歐洲成立個國際科學院,在這個科學院的領導下改良教材,並通過一個統的教學計劃統一知識。這是歐洲在一個國際機構的領導下展開進一步合作的基礎。卡門紐斯認為,在歐洲的政治合作中,信息的自由交流是歐洲實現一體化的具有根本性的先決條件。威廉·佩恩是英國人。
受到了三十年戰爭的極大衝擊,因而建議成立一個包括士耳其和俄羅斯的歐洲民族大聯盟。這個聯盟的目的就是實現和平,而實現和平的手段是公正。但是,公正只有一個由民主產生的政府才能保證。

他建議的獨特之處表現在:第一,聯盟各國在聯盟中的代表數量,應該與稅收貢獻、進出口額掛鉤;第二,聯盟的決議應該由 3/4 的多數做出;第三,為了避免在會議中出現權勢之爭,他設想了一個圓形的會議大廳;第四,他建議在聯盟中只使用兩種語言,拉丁語和法語。
拉丁語用於法律事務,而法語則是有地位的男人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