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場合，面對國際記者無下限刁難，周恩來巧妙回答贏得滿堂喝彩

前言：

周恩來總理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的一生，貫穿了新中國從建設到發展的歷史。

1949年-1958年，周恩來除了擔任總理一職外，還兼任著我國的外交部長近9年的時間。他以超乎常人的精力和智慧，讓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吃癟、讓赫魯曉夫知難退場等等。他風趣幽默，面對各種突髮狀況，都能化詰難為美談。

彼時，新中國剛剛成立，流竄台灣的國民黨反動派和虎視眈眈的美帝國主義等，無不時刻威脅著我國的外交環境。周總理用他的智慧，為新中國撥開了陣陣烏雲。

身赴日內瓦 盡展外交風采

1954年，日內瓦會議在瑞士聯邦召開，周恩來率外交代表團參加，這也是新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如何打好這場「揭幕戰」，周恩來作了非常詳盡的準備。

當時，工作人員為了在休會期間，讓與會代表們欣賞中國風采，專門安排了一部彩色電影，名叫《梁山伯與祝英台》，這是我國自製的第一部彩色戲曲電影。但是外國代表們對中國文化了解不多，於是工作人員特意寫了一本電影說明書，以便讓外國代表有更好的觀影體驗。

當周總理審閱這本說明書時，他卻批評道：「這樣的說明書時是沒有人看的。」見工作人員不服氣，他便溫和地說到：

「宣傳也是有講究的有方法的，要是用十幾頁說明書去當請柬，那是不行的。你們可以換個方法，就在請柬上寫一句話就行了：『歡迎欣賞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

果然，外國代表紛紛前來觀看，電影也贏得了代表們的交口稱讚。

正當日內瓦會議緊鑼密鼓地召開時，不出意料地，美國代表團開始搞起了小動作。

美國代表團長杜勒斯，是一個頑固的反中分子，制定了美國冷戰前期的主要政策。當輪到他發言時，他竟傲慢地說發動朝鮮戰爭的責任在於中國。周總理當即反擊，作出了有理有據的駁斥，說得杜勒斯啞口無言。

美國國務卿 杜勒斯

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杜勒斯糾集盟國，拋出「十六國宣言」，想要攪亂會場局勢，使得未能通過任何決議就提前結束會議。這一次狠毒的計策，又讓美國獲得一次「勝利」。日內瓦會議是協調印度支那戰爭的會議，如果無法取得進展，印度支那各國將繼續籠罩在戰火中，所有人的努力都將白費了。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周總理站了出來，提出至少應當通過一項決議。他說道：

「中國代表團帶著協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會議，如果我們今天提出的最後一個建議都被拒絕，我們將不能不表示最大的遺憾。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將對這一事實作出判斷！」

這一發言，顯然狠狠將了杜勒斯一軍，指出了美國參加會議根本就是來攪亂的。如果他拒絕了，美國將在國際社會上陷入不義的輿論壓力中。會議現場頓時一片寂靜。

這時，比利時代表斯巴克急忙出來打圓場，說什麼「十六國宣言」同周總理的建議精神是一致的。周總理反問道：

「如果一致的話，為何單單發表十六國宣言，而不是加上中蘇越三國的十九國宣言呢？」

斯巴克被反問住了，他只得表示贊同中方建議。

美國代表團慌了，他們不得不表示：需要請示政府，在這之前不發表意見，也不參與表決。周總理於是乘勝追擊，指出：

「美國這樣的態度，讓我們大家都了解到了他們是如何阻擾本次會議的，並且不斷地阻止達成即便最低限度、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議。」

美國代表團不得不在眾人注視的眼光中，尷尬地暫時離場。

會後，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私下對周總理說道：「您剛剛的發言真是太精彩了！」

在會議的後期階段，周總理敏銳地把握到了，美法兩國的利益訴求並不一致，甚至有不小的分歧。這大大增加了會議取得協議的可能性。周總理先在中蘇越三國會議中提議，在大會上作出一些讓步，以換取越南在劃區問題上地補償。蘇聯、越南代表表示同意。

隨後又找到法國代表孟戴斯，坦率地互相交換了意見。周總理真誠的語言，高超的見解，讓法國代表深感佩服。終於，與會各方達成協議，共同發表宣言，一致同意停止印度支那的戰爭，本次外交目標圓滿完成。

美國代表團原本想借本次會議，向新中國施壓，孤立新中國。沒想到在周總理高超的外交藝術下，反而使美國陷入被孤立的一方。以至於到了最後，氣急敗壞的美方代表團宣布不參加會議的最後宣言，成了真正的跳樑小丑。

幽默風趣 化詰難為美談

日內瓦會議上大獲全勝後，周總理又出訪印度和緬甸，同兩國領導人會面，並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受到了許多國家的支持和響應。

隨後，周總理還出席了萬隆會議，此次會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力地鼓舞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彰顯出新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隨著赫魯曉夫上台，中蘇關係急轉直下。赫魯曉夫撤走了大部分蘇聯專家，使得斯大林時代定下的許多援助計劃破產。赫魯曉夫的種種行為，使得兩國的和平互助關係變為了多方位對抗關係。

在這種背景下，周總理應邀訪問蘇聯。在同蘇聯領導人會晤時，周總理批評了蘇聯現階段推行的修正主義政策，這讓赫魯曉夫大感惱火。赫魯曉夫不直接回應，反而就階級問題攻擊周總理，他說：「周恩來總理，你的批評非常的好，但是你應該同意一句話，我出身於工人階級，而你卻出身於資產階級。」

這句話無疑十分敏感，讓場面氣氛一下子變得微妙起來，旁邊的蘇聯工作人員也幸災樂禍地等待著周總理的回答。

只見周總理平靜地回答道：「是的，赫魯曉夫同志！可是我們兩人有一個共同的地方，我們兩人都背叛了各自出身的階級。」

周總理的話，出其不意的以彼毒箭贈還彼身，赫魯曉夫一時語塞，只得悻悻離去。周總理巧妙的回擊，立刻被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傳為美談。

有次周總理召開記者招待會時，輪到一位西方記者提問時，他卻問道：「總理先生您好，請問中國現在有妓女嗎？」這話一出，頓時一片嘩然，有人出言譴責這位記者的禮貌問題，更有工作人員要招呼衛兵，將這名記者趕出場外。

周總理卻擺了擺手，讓大家安靜下來，然後肯定地說到：「有。」這時輪到人們對著周總理議論紛紛了。周總理接著笑著回答道：「在中國台灣省。」人們聽完都笑了起來，那名記者見目的沒有達到，只能懊惱地坐了下來。

周總理這樣回答可謂精彩，既表明了台灣是我國的一部分，又反過來襯託了新中國成立後的良好風氣，諷刺了在台灣的國民黨當局。順著那名記者的話說下去，讓他先前準備的連環套路沒有可用之機，著實讓人為總理的機智拍案叫絕。

無獨有偶，馬上又有一名西方記者起來問道：「總理先生，貴國央行里有多少資金，您知道嗎？」

我國央行，就是中國人民銀行。新中國成立早期，國庫里的資金儲備並不充裕。眾所皆知，國民黨潰逃台灣時，帶走了大部分的國內黃金儲備，而當時許多國家的資金儲備是與黃金掛鉤的，這個提問無疑是暗藏嘲諷。同時，它也涉及了我國機密，周總理不能貿然回答。如果回答不知道，則又給了這名記者攻擊總理的空間。

只見周總理不慌不忙，淡定地回答道：「中國人民銀行有十八元八角八分。」

眾人不解，不明白總理的話是什麼意思。

周總理於是笑著說：

「人民幣發行的面額有十元、五元、兩元、一元；還有五角、兩角、一角；五分、兩分、一分。合起來正好十八元八角八分。」

反應過來的現場頓時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周總理緊接著又說：

「人民幣有中國政府的信用為擔保，有中國人民的勤奮作支撐，歡迎大家使用和兌換。」

在場的人聽完後大聲叫好。周總理的一席話讓那名記者只得無奈地搖頭坐下。

周總理作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開創了新基礎。他親自領導、開創了我國的外交活動，同毛主席一起制定了對外方針。用他精益求精的工作態度和強大的人格魅力，打消了一些國家對新中國的猜疑，為我國贏得了在世界舞台的崇高聲望。

值得一提的是，周總理出席外交活動時，並非總是一帆風順。出席萬隆會議時，美國中情局有意借刀殺人，向國民黨透露總理的專機消息。國民黨派出特務將一枚炸彈藏在了專機右側，妄圖等飛機上天后引爆。

可惜周總理出發後不久，就得到了緬甸總理的邀請，希望周總理可以先到仰光，提前商談會議上的亞非問題。於是周總理臨時改變行程，讓代表團暫緩出境，等他回來後再一同出發。正是這個臨時邀請，周總理才躲過了國民黨窮凶極惡的暗殺。只是可憐機上當時的乘客，慘死於國民黨特務的手下。

為國為民 耗盡一生心血

除了早期的外交風采，周總理為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穩定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文化大革命時候，周總理不僅要處理日常繁重的政務工作，還要小心來自四人幫的冷槍暗箭。

當時對外友人協會邀請了兩名土耳其的音樂家來華訪問演出，周總理本著友好交往的原則批複「同意」。此事本無可厚非，誰料江青等人竟以此作為攻擊周總理的契機，在文件上批複道：「接待資本主義的文藝團體，其後果是十分嚴重的。」

周總理看到後，批示道：「今後應儘可能地少接待，或有選擇地接待，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江青見狀後非常生氣，發動同夥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指責對外友協在宣揚「無標題音樂、無社會內容」，並在各大城市發起批判資產階級音樂的行動，攻擊邀請音樂家此舉是「開門迎盜」。

在江青等人的一番攻擊下，周總理被迫挨批寫檢查。隨後，又擴大為批判周恩來大會。此時，周總理不僅不得不忍受無端之禍，還要忍受身體上的病痛——他正患有膀胱癌。好在葉劍英及時將情況報告給了中央，才緩解了當時的局面。

還有著名的「蝸牛事件」，當時中央某部門排除代表團到國外考察，打算引進一批生產線。外國公司贈送了玻璃蝸牛作為禮物。誰知四人幫竟攻擊說這是辱國行為，是侮辱中國像蝸牛一樣跟在後面爬行。

四人幫等人意圖利用這一事件抹黑抹臭，奪取外貿部控制權。周總理急忙讓人調查事情真相，發現蝸牛在當地是一種吉祥物，象徵友好的意思，這才保住了代表團成員。

周總理平均每天工作時間不下於十二個小時，在他的心中，國家和人民遠比什麼都重要。1972年以後，總理的膀胱癌甚至惡化到每天都會尿血的程度，即便是這樣，他仍然超負荷工作，每天睡不到五個小時。

他愛人民，廚師做飯時，他經常叮囑勿忘「延安精神」，「老百姓吃什麼我吃什麼」，從不特殊化。

他住在中南海西花廳一座老式平房院里，房間里的柱子掉漆了他都不準維修。秘書趁他外出時候幫他維修了，他發現後堅決不住，他說：「這個居住條件比延安強多了。」秘書只能把舊傢具都拿回去，這樣他才回來住了。

他一生沒有留下任何財產，去世之後，骨灰被灑到了祖國各地。

他用自己的一生，為國家，為人民，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是人民最好的總理，中國人民永遠懷念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