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30日23:58:02 歷史 1968

黃部長聽了我的意見，覺得有道理。很快，他找到彭總，陳述了我們的意見。之後，又聽取了方方面面的意見。多數同志認為財務歸後勤管比較順，便於工作。於是，經軍委批准，1957年5月15日撤銷了總財務部，併入總後勤部。

第三，制訂標準制度，必須堅持統一性與靈活性相結合。沒有統一性，就談不上標準制度，更不會有權威性，但統一性不是機械死板，必須在堅持共性的前提下照顧到局部和個性，做到與靈活性相結合。比如制訂伙食標準和食物定量標準，同一地區、同類灶別，伙食標準應該是統一的；食物定量從營養學的角度，也大體上應該有個標準比例。但是，一天到底吃多少菜、多少肉、多少醬油、多少醋，等等，則不能完全按比例、標準規定得太死、太細。規定太死了，不利於工作，有些人就有意見，說我不吃醋，為什麼不能買成醬油呢？我不吃肉，為什麼不能買成雞蛋？因此，制訂標準、制度必須堅持統一性與靈活性相結合，多方聽取意見，允許試驗，及時修改，這樣制訂出的標準制度才能更合理、更具群眾性，也才便於執行和落實。

俗話說，萬事開頭難。新中國成立後，我們從長期的戰爭狀態進入和平時期，軍隊後勤工作也必須實現由分散走向統一的歷史性轉折。為實現這一歷史性的轉折，理順後勤體制，健全組織機構，完善標準制度，從一定意義上講，是開創性的工作，極其複雜，很不容易。但這項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一個主要原因是得益於一大批從戰爭年代過來的老同志，大家熱情很高，幹勁很大，所以比較出色地完成了這一任務。

1959年3月，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發動叛亂，解放軍平叛部隊奉命進藏平叛。

軍委決定派我進藏，了解西藏平叛和物資供應情況。西藏屬於高原地區，氣候惡劣，高寒缺氧。讓我進藏，主要是考慮我比較年輕，身體好，能受得住艱苦環境的考驗。另外，西藏距離內地遠，後勤運輸線長，道路又不好，要保證部隊供應，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

我隨即做進藏的各項準備工作，包括進行身體健康狀況檢查。這可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全面體檢。

北京剛剛入春，我就帶著幾個人乘火車到了蘭州，後改乘汽車到了青海的格爾木。那時的格爾木是一大片鹽灘，沒有房子，條件非常艱苦。在那裡終於等到了好天氣，我乘小飛機進了藏。

我於5月初到拉薩以後，首先到醫院看望了傷病員，然後到西藏軍區和進藏部隊中了解後勤供應情況，先後去了林芝、山南、亞東和日喀則等地。部隊需要什麼，我及時組織從內地調運，以保證平叛的必需，並就西藏軍區後勤工作建設和進藏部隊的長期物資供應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建議。

我從進藏到出藏，前後一個多月時間。平叛沒有完全結束，我就乘汽車從青藏線回到了內地，因為中央要我回來參加廬山會議。

我是中共八屆中央候補委員。當年7月的廬山會議，一開始我沒有參加。7月14日，彭德懷在會上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形勢發生了變化，要公開批判彭德懷。這樣，廬山會議進入第二階段，中央通知我一定要參加。

我一到廬山，先讓我聽了毛主席的一個講話錄音，內容是批判彭德懷寫的那封信，批判他右傾保守。彭總的信，我也看了，總覺得彭總反映了一些真實情況，敢講真話、講實話，是憂國憂民的表現。有人說天津的稻子長得多麼多麼粗壯，能馱住人；還說一畝地能打萬斤糧，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我就感到太誇大了，不可信。我當時確實感到彭總的信中反映了真實情況。因為我在廣東曾目睹了一些怪事，如地里莊稼熟了沒人割，人都大鍊鋼鐵去了。我曾向陶鑄提出抽人割莊稼，不然老百姓要沒飯吃的。為了大鍊鋼鐵，連一些軍營里的松樹都砍了，對此我也有看法。但我看了彭總的信後沒有說話，說什麼呢？因為講真話不是時機，違心的話我絕不會說的、沒有事實根據隨便講不行。

會上有一些人批彭總很「積極」，說大躍進怎麼怎麼好，彭德懷怎麼怎麼右傾，這等於火上澆油，使爭論越來越激烈。以後，又有人說彭德懷出訪東歐，是裡通外國。這一點我怎麼也想不通。我說彭德懷出訪東歐是中央批准的，又不會說外語，會談都有翻譯在旁邊，還有陪同人員，他怎麼能裡通外國呢。後來，又有人說彭德懷、張聞天、周小舟、黃克誠這幾個人是反黨集團。這一下，問題就升級了，開大會，開小會，批判他們，無限上綱。

廬山會議對彭德懷的批判逐步升級，說彭總不是一般的認識問題、不是一般的錯誤了，而是上升到反黨反社會主義這樣的高度，性質一下子變了。

廬山會議以後，接著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主要是揭發彭德懷、黃克誠的所謂「反黨罪行」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在這次會上，有的人把我也給扯了進去，讓我揭發彭總的問題，說什麼總後是彭德懷的「黑窩子」，彭德懷和洪學智不是一般關係，對我進行批判。

聽到這樣的責難，我真是哭笑不得，有口難辯。說實在的，我對彭總歷史上的情況了解不多，抗美援朝戰爭時我們在一起，是工作關係、同志關係，他領導我，我配合他，合作得很好，在血與火的戰場上結下了革命情誼。這是很正常的關係，有什麼可揭的！在這次會上，對我的所謂揭發批判，主要是圍繞以下三件事：

一是說我當總後勤部部長與彭德懷有關，是他許的願。這件事情有一個背景，前面已經講過：志願軍成立後勤司令部時，黨委討論決定讓我兼任司令員，我當時說我服從決定，但提出了一個條件，即回國後不再干後勤工作。當時彭總同意了。就在彭總回國前，召開志願軍黨委會，我跟彭總說，你以前可同意了我在志願軍管後勤工作，等戰爭勝利回國後，我就不再干後勤了。我這麼一講，彭總把我批了一頓，他說：「共產黨員干工作還講條件，還挑挑揀揀？回國後如果讓我當參謀總長，跑不了你還得干後勤。」

就這麼一件事，結果成了我的一條罪狀。當時，我心裡真是不服氣。我當總後勤部部長是軍委集體討論的，毛主席任命的。軍委會上通不過，毛主席不同意，我能當總後勤部部長嗎？怎麼能說是彭德懷許的願呢？但在當時的背景下，沒人聽我的申述，申述也沒用，反而說你態度不好或不認識自己的問題。

第二件事，在朝鮮打第五次戰役前，一天研究作戰方案，彭總讓我們提出建議，這次戰役該怎麼打。我建議把敵人放進來，誘敵深入，以逸待勞，選擇好的戰機殲滅敵人。鄧華和解方也同意把敵人放進來打。

彭總有自己的想法，不同意我們的建議。見彭總有些不高興，我們幾個馬上站起來說：仗還是要打，怎麼打最後由老總定，我們提的意見僅供老總參考。吃中午飯時，我左思右想，覺得還是把敵人放進來打好。這時，鄧華、解方都走了。我來到彭總身邊，很認真地對他說：「參謀有三次建議權，我認為還是採取誘敵深入的辦法更好一些。」接著我又陳述了一遍自己的想法。我說完之後，彭總說我的意見也有道理，他似乎仍堅持自己的看法。

最後，還是按彭總的意見打的第五次戰役。朝鮮戰爭結束後，向軍委彙報作戰情況，幾個老帥都參加了。作戰情況是鄧華彙報的，後勤供應保障是我講的。最後，彭總作總結性發言。他說：「今天看，打五次戰役時，洪學智要把敵人放進來打的意見是正確的。但當時我沒有採納。」

就這件事，有人做了文章，說彭德懷多麼器重你洪學智，表揚你正確，他自己有失誤。

第三件事情是朝鮮給彭總授勛之後，有一次在志願軍黨委會上，彭總講了這麼一段話，他說：「如果要論功行賞的話，這個勳章從大後方講應該給高崗，從前方講應該給洪學智，我只是作為代表去接受這枚勳章。」

我想，彭總這麼講，是說後勤供應保障對前線作戰的極端重要。因為我們遠離祖國，戰線很長，後方運輸又遭到敵人的狂轟濫炸，作戰物資的補給十分困難。每一次戰役，每一個作戰想定，都不能不充分考慮作戰物資的供應保障情況，都不能不受到後勤的制約。因此，作戰取得了勝利，彭總對後勤保障和供應看得很重。他的話，是對全體後勤人員的莫大獎賞，也表現了彭總的偉大和謙虛。

就這件事，又成為別人批判我的「把柄」，說你看彭德懷多麼器重你洪學智，連朝鮮授予的勳章都想讓給你。

此外，再有一條罪狀，就是說我和黃克誠長期在一起。在新四軍3師時在一起，在總後又長期在一起。這不就罪加一等了！

軍委擴大會議之後，總後又開了一個星期的會，要我交待問題，肅清我的影響。會上也沒揭出什麼問題。能有什麼問題呢，我心裡清楚得很。

以後，撤了彭德懷的國防部長職務，也撤了黃克誠的總參謀長職務。1959年10月，我被免去總後勤部部長職務，下放到東北吉林省當廳長。鄧華也被下放到四川當副省長。還有萬毅、鍾偉等一些人也受到了牽連。

「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胡耀邦同志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他講廬山會議對彭德懷等一大批老同志太不公平了，並對鄧小平同志說，要清理、糾正、平反。但那時為彭德懷等同志平反還很不容易，因為「兩個凡是」還在起作用。

但是，歷史早已對廬山會議、「文化大革命」等一些重大事件和劉少奇、彭德懷等重要人物作出了公正的評判。

教訓不能忘記！人民更不會忘記那些為正義、為真理而獻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