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失蹤14年，1949年兒子被省委書記叫去談話，才知：父親是特工

前言

1949年，在東北人民政府工作的梁明德，無意間聽說自己失散了14年的兒子已經參加了革命，而且現在就在安徽省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工作。

得知這個消息之後，梁明德喜出望外，連忙聯繫自己的老戰友——安徽省第一書記曾希聖，拜託他幫自己找一下兒子。

曾希聖與梁明德多年的革命友誼，自然會全力相助，於是就格外留意安徽省青年團的幹部們，後來曾希聖為了加快效率，就在一次會議後，特意將省團委書記項南叫過去，請他也幫幫忙。

項南找了許久，發現了不少姓梁的幹部，但是無法確認究竟是哪一個，所以他只好再次去找曾希聖要一些細節信息，誰知通過這次談話，曾希聖無意間發現，自己要找到的人竟近在眼前！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梁明德與項南之間又有什麼樣曲折的故事呢？

項南找項南

1949年新中國成立，曾為共產黨做出過巨大貢獻的梁明德，如今也在東北人民政府繼續為黨和人民發光發熱。

但是梁明德心中始終有一個放不下的心結，那就是自己的兒子項德崇。1935年是他最後一次見到兒子，當初由於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原因，梁明德輾轉多地，久而久之，他就和自己的妻兒失去了聯繫。

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後，國家局勢逐漸安定下來了，梁明德才得以空出時間來去打聽家人的消息。

皇天不負有心人，經過調查，還真讓梁明德找到了兒子的線索。當聽說兒子在安徽省青年團工作的時候，梁明德就立刻聯繫了自己的老朋友曾希聖，請他幫自己找一下兒子。

曾希聖得知消息後，便立刻開始著手調查。找人這種事畢竟人多力量大，所以在一次會議之後，曾希聖就專門把省團委書記項南留了下來，讓他也多留意留意，看有沒有哪個幹部像梁明德的孩子。

項南回去之後就開始排查青年團中的梁姓幹部，但是由於曾希聖說得實在是太籠統了，這麼多姓梁的，項南也無法確定究竟哪一個才是要找的人，無奈之下，他只好再次去找曾希聖。

曾希聖這才講出一些細節。他告訴項南拜託自己幫忙的戰友叫梁明德，是個福建人，以前還在上海地下黨工作過，項南一聽這經歷總感覺有些耳熟，便說自己也是福建人，以前也在上海念過書。

聽到這兒曾希聖還覺得沒什麼，便隨口問他以前在上海的時候住在哪兒，以及家人的情況。

項南道：

「我家住在法租界維爾蒙路德潤里24號，父親是生意人，跑買賣。」

曾希聖聽到這個地名時才有些驚訝，因為這個地方曾是中共地下黨的一個活動點，項南家怎麼可能會住在哪兒呢？

項南也不太清楚，因為他當時還小，他只記得他家是永安公司大老闆的住所，至於什麼地下黨，他一無所知。

曾希聖又問了幾個問題，項南都不太能回答上來，只是模模糊糊有個大概。其實這種情況他並不是第一次遇見，之前也遇到過。

項南是1941年投身革命運動的，1943年時，組織要求所有幹部的身份信息都得明確，但項南偏偏什麼都說不明白，尤其是自己的家庭情況，父親的職業以及家庭的經濟來源。

這讓審幹人員犯了難，可項南的確是什麼都不清楚，他只知道自己的父親是個生意人，但是具體做的是什麼生意，他沒問，父親也沒說過，而且父親已經失蹤了多年，就算自己想找他問也無從問起。

項南的表現讓審幹人員有了一個懷疑——他父親不會是地下黨吧？

項南實在是不清楚，又不敢隨便下定論，所以只能含糊應付。後來還是區黨委負責人替他解了圍，他才安全度過了那次審查。

如今曾希聖問他的和當初審幹人員問的基本差不多，所以項南也只能模模糊糊說個大概。

但是隨著談話的深入，曾希聖越來越覺得項南很熟悉，他想起來當年梁明德在上海地下黨的時候，自己也曾喬裝打扮去過他們家，於是便試探地問項南以前在家可曾見過一個「鬍子叔叔」？

項南的記憶一下子被喚醒，當年的確有一個鬍子叔叔經常會來家裡，而且對項南也很好，會帶他出去玩，所以項南印象十分深刻。

說到這兒，曾希聖便已經確認了，自己要找的人正是項南，而他也是梁明德苦尋多年的兒子！

曾希聖摸了摸自己的鼻子，問項南：

「你仔細瞧瞧，我像誰？」

項南思索良久，突然眼前一亮：

「鬍子叔叔！」

至此，這樁「項南找項南」的戲劇性事件，才算真相大白，項南這才知道原來自己的父親真的是中共紅色特工！

項南原名項德崇，1935年他才16歲，那時和父親分開之後，他並不知道此後二人會失散這麼多年，看著逐漸嚴峻的國內形勢，項德崇冥冥之中和自己的父親做了同樣的選擇。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項德崇毅然投身革命，當時為了方便起見，項德崇給自己改名項南，1941年，他成為了一名幹部，自此便已為革命奉獻為己任，直到曾希聖找到他，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

至於項南的父親梁明德為何姓梁不姓項，這就要從梁明德的革命歷程說起了。

特科「紅隊」出身 竭力懲治叛徒

梁明德的原名其實叫項與年，參加了革命後，才給自己改名叫做梁明德。

1925年項與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最開始的時候他是在國外組織華僑工人運動，直到1927年才回國。

當時由周恩來同志直接領導的中央特科正需要人才，於是項與年就加入了中央特科的「紅隊」。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務就是獲取情報、拯救被俘黨員，以及懲治叛徒。項與年所在的「紅隊」正是中央特科懲治叛徒的機構。

1929年，我黨的彭湃、楊殷等人因為叛徒白鑫告密導致被捕，當時特務還裝模作樣地將白鑫也抓走，但是被我黨潛伏在國民黨內部的地下工作者楊登瀛識破。

楊登瀛是中共埋伏在國民黨內部的一條暗線，直接和陳賡聯繫，當陳賡從楊登瀛處得知白鑫已經叛變時，便立即派人前去救彭湃等人。

「紅隊」本來的計劃是劫囚車，特科隊員們化作各路人士隱藏在人群之中，只等押解彭湃等人的隊伍到來，就攔住囚車救人。

但計劃趕不上變化，由於武器送來的太遲了，特科隊員們還是沒能及時救下彭湃四人，最終四位烈士英勇就義。

周恩來同志和陳賡同志對於彭湃等人的犧牲痛心疾首，導致這一切的罪魁禍首白鑫，中央特科自然也不能放過。

周恩來同志下令將叛徒白鑫正法，而執行這次任務的主要人員之一就是項與年。

當時我黨放出消息，假稱可以讓白鑫戴罪立功，以此引誘他出來，但是白鑫並未上鉤，於是項與年等人便找到了白鑫的藏身之處——國民黨員范爭波家。

項與年等特科隊員提前在范爭波家附近埋伏了幾天，直到有一天白鑫和范家四兄弟一起出門，項與年才有了誅殺叛徒的機會。

當時白鑫從范爭波家出來，準備乘車離開，他們剛一離開家門，還沒上車，特科隊員們便迅速開槍，打了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項與年幾人在這裡埋伏了多日，終於不負所托，擊殺了叛徒白鑫，完成了任務，給了彭湃等烈士一個交代。

1931年顧順章叛變，整個上海地下黨系統受到嚴重打擊，中央特科的大部分領導也不得已撤離上海，不過項與年仍留在了上海繼續為我黨從事情報工作。

那時國民黨有一位叫做莫雄的將領，曾是蔣介石的同事，同時也是孫中山先生忠實的追隨者，自從孫中山先生去世之後，蔣介石的所作所為逐漸違背了孫先生的初衷，莫雄對於蔣介石的行為一直不敢苟同。

後來莫雄發現共產黨的理念和作為都是為了人民著想，其發展方向也與孫中山先生當初的願景十分相似，於是便逐漸傾向共產黨，還在1930年表示過想要加入中國共產黨。

李克農十分歡迎莫雄的加入，但是從長遠角度考慮，李克農還是建議莫雄暫時留在國民黨，因為他在國民黨的資歷很老，如果有什麼比較重要的情報，可以暗中與我黨聯繫。

莫雄十分認同李克農的想法，並表示以後會儘力幫助共產黨。

事實證明，讓莫雄留在國民黨是非常正確的決定。1934年，莫雄就曾為黨中央提供了重要情報，而項與年更是在此次情報傳遞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挽救黨於生死存亡之際。

冒死傳遞情報 挽救中央紅軍

1933年，莫雄被任命為江西德安區專員兼保安剿共司令，當時國民黨多處要職都是由我黨地下工作人員擔任，而已經更名為梁明德的項與年也潛伏在國民黨中，擔任情報參謀。

為了獲取更多的情報，項與年利用莫雄的關係潛伏到了特務頭目康澤身邊，然後便一直在等待機會，將對我黨有利的情報傳出去。

那時蔣介石為了消滅共產黨，多次對共產黨實施「圍剿」行動，1934年10月，經過了前四次「圍剿」的失敗，蔣介石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對共產黨展開第五次「圍剿」，而其布置的計劃便是「鐵桶計劃」。

這次軍事會議莫雄也參與了。當他得知蔣介石調派如此之多的兵力圍攻共產黨時，便察覺到了事情的嚴重性，所以會議一結束，他就將開會所獲得的所有信息，以及蔣介石的兵力部署和安排全部傳遞給了項與年。

項與年看著蔣介石如此周密的部署，光是計劃安排就列印了整整一本，若是只用電報傳送，恐怕來不及，他思慮再三，決定親自冒險跑一趟，將情報送到中央蘇區。

為了掩護情報，項與年用特殊的藥水將情報主要內容編成密碼，記在四本字典上，然後喬裝打扮成教書先生，帶著字典星夜疾馳，前往中央蘇區。

這一路上還有不少國民黨士兵搜查，項與年為了掩蓋行蹤，只好趁天黑的時候趕路，等他馬不停蹄地來到中央蘇區外圍時，才發現敵人的部署竟如此之快。

國民黨在中央蘇區附近的每個地方都設置了崗哨和關卡，項與年這個大個人無論如何也躲不過哨兵，若是和哨兵正面遇見，這身行頭打扮肯定會露餡。

千鈞一髮之際，項與年狠心用石頭敲掉自己的四顆門牙，頓時他口中血流不止，臉上也腫了起來，他將自己打扮得十分邋遢，活像一個叫花子。

為了更像叫花子一些，項與年還專門去乞討了一些食物，然後將情報藏在食物中，做好一切準備之後，才去過崗哨。

那些哨兵見項與年衣衫襤褸，面部腫脹，便不想多搜身，只讓他趕緊離開。

就這樣，項與年穿過了沖沖封鎖，終於到達了中央蘇區。

當周恩來同志見到項與年的時候，甚至認不出這是自己的老部下，項與年帶來了的那份絕密情報也很快送到了中央軍委，沒多久之後，莫雄的電報也發來了，那是情報的簡化版，而項與年帶來的這份顯然更加全面，對於共產黨來說也更加有利。

得知蔣介石的「鐵桶圍剿」計劃之後，我黨領導人當機立斷，決定實施戰略轉移，並於1934年10月開始舉世聞名的萬里長征。

項與年這次對中央紅軍的貢獻有目共睹，就連毛主席後來談及此事，都說項與年功不可沒。

將情報送到之後，項與年和紅軍部隊一起長征，期間他奉命去上海執行一次特殊任務，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他與自己的兒子項德崇匆匆見面之後分離，父子二人這一別，便是十四年。

項與年離開上海之後就去了南京，誰知剛到南京就被國民黨拘捕了，幸而他這一路上都沒有暴露身份，即便是被捕，他也始終說自己只是一個過路人，後來趁著看管人員鬆懈，項與年就趁機跑了出來。

不久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緊接著解放戰爭打響，一直到1949年，項與年才在曾希聖的幫助下，找到了自己的兒子項德崇。

彼時父子二人都為了革命事業更改了名字，項與年更是連姓都改了，所以才有了那陰差陽錯的一幕。

曾希聖知道項南的身份後就立刻和梁明德聯繫，1953年，項南去北京參加會議，梁明德也轉專程趕來和兒子相見，這對闊別了近20年父子才又相見。

此後父子二人依舊在各自的崗位上為黨和國家貢獻力量，1978年10月2日，項與年在福建龍岩病逝，享年84歲。

結語

項與年為了黨和國家，多次不顧性命深入龍潭虎穴，他為我黨做出的巨大貢獻，值得所有人銘記與尊敬。

新中國成立後，項與年也未有過一絲鬆懈，他深入群眾，以群眾的利益為主，為群眾謀福利，他將省吃儉用攢下來的錢捐給國家，用以發展水電，他心繫百姓，心繫國家，其為人民服務的高尚品德，不僅在當時贏得了群眾的交口稱讚，以後也必將流芳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