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當年在我們村裡插隊落戶的小周姐姐，至今我還記得她

當年到我們沛縣城關六里井大隊插隊落戶的知青有兩批，都是徐州市的。第一批大概在1969年前後，來了十多人，都是女青年。第二批是在1975年春天，有九個人，只有三名男知青，剩下的都是女知青。

記得第一批來的知青分別分到了我們村第三生產隊和第四生產隊，兩個生產隊都為她們建了新房子，成立了知青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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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點的房子是土牆瓦屋，牆壁上是本村一個比較有才的小夥子畫的宣傳畫，有一副畫畫的是「楊子榮打虎上山」，還有一副是「李鐵梅高舉紅燈」的水彩畫。緊靠著宣傳畫還有一個學習專欄，裡面全是花花綠綠的「大字報」。知青點的大門兩邊寫著「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八個大字。

那個時候，知青點也是村民的活動中心，大人小孩都喜歡到那裡聚集，聽女知青們給大家講故事、讀《毛澤東選集》，教大家學唱革命歌曲，知青們還成立了「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進行文藝演出，進行「抓革命，促生產」和「憶苦思甜」教育。當時覺得這些城市來的姑娘們都那麼有文化，穿著打扮那麼洋氣，吃的飯菜也好，我羨慕得不得了。

時隔幾十年，我對其他知青都沒有印象了，只記得大王、小王和陶萍。大王性格外向，大大咧咧，給人的印象傻乎乎的，但是她很能吃苦，後來還當上了婦女隊長。小王長得好看，文文靜靜，比較靦腆。不知什麼原因，大王和小王總是對著干，經常吵架，有一回吵得最厲害的時候，大王罵小王和大隊支書有一腿，氣得小王當場喝了農藥，幸虧搶救及時才免於一難。

後來上級就把小王調到城關公社醫院上班，把她倆分開了，知青點才平靜了下來。小王離開村子很高興，她在醫院工作非常積極，連年被評為「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我們每次到醫院看病的時候，她看見我們都很熱情，總是笑著噓寒問暖，問問村裡的情況。

印象中，陶萍是個稍胖一點的姑娘，戴著近視鏡，大大的眼睛，兩根又粗又長的辮子甩來甩去特別好看。陶萍肯學習，經常書不離手，下地幹活的時候也不忘帶本書，只要一有空就坐在地頭讀書。後來，大隊把她安排到中心小學當了民辦老師，她每天和同學們一塊步行回村子，調皮的男同學不是拽她的辮子，就是摘她的眼鏡，還給她起外號「四隻眼「，氣得她經常哭鼻子。為此，那些欺負她的孩子，沒少挨學校的罰和家長的揍，但她總是給孩子們道歉，好像犯錯誤的是她，老師和村民們都說，陶老師真是個善良的姑娘。

到了1973年，那些來插隊的姑娘開始陸續回城，最後一個走的是大王，可能是她性格太直爽，也可能不會來事，反正她最後離開的時候很沮喪，因為年齡大，回城招工都是個問題。後來聽人說，她憑著「一顆紅心，兩手老繭」進了徐州翻砂廠，工作雖然又臟又累，可她說革命工作沒有貴賤之分，只要肯勞動，就能掙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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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初，鄉親們又敲鑼打鼓迎來了第二批知識青年，這一回，大隊把他們分到了第一生產隊和第二生產隊，村裡重新翻建了知青點，磚瓦屋帶院子，還建了伙房，選了幾個女社員輪流給他們做飯。他們自帶了收音機和羽毛球，經常搞一些文體活動，村裡的姑娘小伙經常和他們在一起說說笑笑，知青點很是熱鬧。

後來聽村幹部說，這批知青大部分是江蘇省某監獄幹警的子女，他們的父母為了讓村幹部和鄉親們照顧好他們，經常派他們單位的電影放映人員從徐州到村裡來放映慰問電影，我們沒少跟著沾。有一些新影片，縣電影院還沒有上映，我們卻都先睹為快了。

當時放映的電影有《紅雨》、《春苗》、《決裂》、《戰洪圖》、《歡騰的小涼河》等，至今我對這幾部電影還有較深的印象。

第二批來插隊的知青們各有特點，小孫滑稽，大孫呆萌，王豁子（村民給大王起的外號）憨厚，小周姑娘文靜漂亮，但近視得厲害。胖張能歌善舞，工余時間經常吹口琴和笛子，其他知青也都很有個性。

知青小孫和本村一個小伙關係比較好，經常去小伙家串門，一來二去和小夥子的妹妹好上了，小孫的父母聽說後極力反對，兩個人被迫分手，那個時候城鄉戶口是擋在他們之間的一道人間天河，是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

王豁子文化最低，據說只有小學文化，卻也按「知識青年」插隊落戶到我們村。別看王豁子文化程度低，可他實在能幹，不怕臟不怕累，和社員群眾打成一片，在村民中的威信特別高，不久就被提拔為生產隊長，還入了黨。他帶領村民「戰天鬥地」搞生產，村裡很多農田水利建設工程，都是在他的組織帶領下完成的。

大隊里安排小周姑娘協助我父親算賬、記工分，業餘時間愛好寫東西，她寫了一篇報道我父親的通訊稿被縣廣播站播發，還被評為好新聞獎。由於她積極肯干表現好，父親推薦小周去大隊衛生所當了一名赤腳醫生，和同是赤腳醫生的一個俊秀的小夥子一見鍾情，迅速熱戀起來。

消息很快傳到徐州，同樣遭到小周父母的強烈反對。小夥子一氣之下，發奮考學，最終考上了沛縣師範學校，畢業後在大隊中心校當了一名公辦教師，和小周姑娘幸福地結合在一起。

記得當時他們的家就暫時安在了大隊部的空閑房子里，我去大隊找父親的時候，小周姑娘總是以一個大姐姐的身份關心我，愛護我，隔一段時間就拉著我的手給我剪指甲，有時下雨，她還會撐起傘把我送到學校或者家裡。

知青點的故事還有好多好多，有苦澀也有甜蜜，這些熱血青年的人生起伏和苦樂年華，陪伴我從兒童走向少年，啟發我從懵懂無知走向聰明伶俐，我發自內心地感謝那些知青大哥哥大姐姐們。

1977年冬季，國家恢復高考後，這些大哥哥大姐姐陸續回城，從此再也沒有了他們的音訊。當年在我們村子插隊落戶的小周姐姐，我對她的印象最深刻，她是我最喜歡的一位知青姐姐，只可惜她回城後再也沒回來過，我再也沒見過她，我非常想念她。

當年知青下鄉插隊雖然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可也經歷了人生信念的堅持和磨礪，更有一代知青們的奮鬥歷程值得回味和銘記。在國家最艱難的歲月，是他們同所在村農民一起，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改變了山河面貌，支撐著國家的發展。較之後來的青年，這一特殊群體更多一些對人生艱辛的領悟，更具有吃苦耐勞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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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二字已不是單純字面上的含義，而是那段特殊經歷賦予他們的一種「品格」。他們吃苦耐勞的精神和為農業發展做出的巨大貢獻，值得頌揚和學習。後來在看葉辛的《蹉跎歲月》、王安憶的《本次列車終點》、史鐵生《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和梁曉聲的《今夜有暴風雪》等作品時，感悟尤甚。

作者簡介：

劉曉東，男，山東省作家協會會員，著有文集《且嚮往事敬杯酒》、詩集《心底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