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上將李聚奎回憶負責帶三百多名幹部跟隨林彪奔赴前方

奔赴前方

日本一宣布投降，蔣介石就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下山「摘桃子」來了。還在八月十一日，蔣介石就連續發布了三道命令，要我八路軍、新四軍「就地駐防待命」，不得向敵偽「擅自行動」;要他的嫡系部隊「積極推進」、「勿稍鬆懈、要偽軍「切實負責維持地方治安」，抵抗我人民軍隊受降。十五日，他又令日軍維持佔領區的秩序，等待國民黨軍隊受降。與此同時，美帝國主義也對日本政府和中國戰區的日軍下令，要日軍只向蔣介石政府及其軍隊投降。

在此歷史的轉變關頭我黨中央一方面令各解放區的軍民向敵占區進攻，接受日偽軍的投降，保衛人民抗戰的勝利果實，一方面組織在延安學習的各級千部，迅速到前方去，到部隊去，同那裡的軍民一道奪取抗戰的最後勝利。那些天，在中央黨校學習的學員，人人準備迅速返回前線。彼此一見面，都是開口就問:「你到哪裡去?何時動身?』』

我是從一二九師來的，本想仍回一二九師去。不料有一天在王家坪見到林彪，他說中央已經決定他去山東工作，要我也到山東去。第二天，中央組織部正式通知我到山東工作。當我去找林彪聯繫出發的具體日期時，他告訴我:分配到山東工作的還有三百多名幹部，現在都還沒有動身。他要我負責帶隊，具體組織工作找中央組織部聯繫。

我考慮到三百多人長途行軍去山東，還要通過敵人的封鎖線，我一個人帶隊有困難，於是就去請示彭真同志，那時他是中央黨校副校長兼中央組織部部長。我向他說明情況後，彭真同志說:「三百多幹部由一個人帶隊確實有些困難，可以組成一個大隊，設隊長，政委各一人，下面分成三個中隊，在幹部中指定中隊長、中隊政委。這樣就便干管理指揮了。」中央組織部按照彭真同志的指示指定當時中央黨校的總務處長張明遠同志當隊長，我當政委。

九月初，我們從延安出發，渡過黃河，來到同蒲路時，發現日軍在同蒲路沿線修築的碉堡已被閻錫山的軍隊接收。為防閻軍的襲擊，我們在夜間悄悄越過同蒲路。十月初，到達晉西北三分區所在地。在那裡休息了兩天。正當我們準備繼續東進時，三分區轉交我們一份中央發來的電探，電文的大意是:林彪改去東北，即日飛往瀋陽。因此你們一行也由去山東改去東北。我和張明遠同志看了電報，雖然一時弄不清中央改變原來決定的原因，但有一點卻是很清楚的:革命形勢在飛速發展。我們向全體人員進行了動員，並換髮了棉衣，隨即改道向北，經陽高於十月中旬到張家口。

張家口是晉察冀軍區司令部的駐地。在那裡我們休息了幾天，然後坐火車到懷來，一F車後步行經四海鎮到古北口。

那時，從四海鎮到古北口一帶，曾是日本侵略者長期佔領的地方，日軍在這裡實行了極其野蠻的「集家並村」政策，把成千上萬的人民趕入「人圈」。直至日軍投降前夕，我們在這裡建立了根據地，當地的人民才回到了自己的家園。但由於日本帝國主義長期奴役掠奪所造成的破壞一時難於恢復，所以在我們經過這個地區時，看到的仍是荒蕪的土地，破爛的村莊，貧困飢餓的人民，和衣不遮體的大姑娘。真是滿目凄涼，慘不忍睹。這一切，激勵著我們加快前進的步伐，去解放全中國。

此後，我們抵達京承鐵路的下檯子火車站。只見黑乎乎的列車躺在鐵軌上，車頭的煙筒不冒煙，車站上也見不到鐵路工人，整個車站死一般的寂靜。一打聽是因為沒煤，火車停駛了，工人回家了。我們找來了兩名老工人，請他們把散在附近的工人找回來，設法把火車開動起來，送我們到承德去。工人們一知道我們是從延安來的，對我們很熱情。他們用木柴代替煤作燃料，終於把火車開到了承德，時間約在十一月初。

當時承德是中共冀察熱遼分局和冀察熱遼軍區的所在地。程子華同志任冀察熱遼分局書記兼軍區政委，肖克同志任軍區司令員，黃火青同志任分局副書記兼軍區副政委，李運昌、詹才芳、陳奇涵同志任軍區副司令員，趙毅敏同志任分局宣傳部長，吳德同志任分局組織部長，那時的冀察熱遼地區包括熱河省、遷西走廊、冀東和察東北的廣大地區，處於華北和東北之間，是華北的一翼，也是東北屏障。日本投降後，這一地帶是我們出入東北的咽喉要地，我們向東北輸送部隊和幹部，都要經過這裡。因此，冀察熱遼地區的戰略地位極為重要。

我們到達承德以後，就向程子華等領導同志說明我們一行是奉中央的命令到東北去的請他們給予幫助。這時程子華同志告訴我們說，國民黨的軍隊已經佔領錦州，眼下要經錦州到東北已不可能。他要求我們留在熱河工作。並經分局請示黨中央獲得批准。這樣，我們一行三百多人即在熱河分配工作。我被任命為冀察熱遼軍區參謀長，張明遠同志到行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