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笑著被槍決的烈士遺孀接受採訪：他一開始娶我是另有目的

1998年的時候，北京一家報社的記者特地找到一位名叫忻玉英的老人，採訪她有關王孝和烈士的生平。

這一年也是王孝和烈士英勇就義的50周年。

忻玉英熱情地將記者請進了家門，開始回憶半個世紀前自己經歷的那些事，明明時間已經過去這麼久了，但對於忻玉英來說，有關王孝和烈士的一切卻好像就是昨天發生的。

她想了很久，開玩笑說：「他犧牲後我才知道，孝和一開始娶我，是另有目的。」

王孝和，1924年生，1941年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1943年時在黨組織的安排下進入楊浦發電廠工作。

忻玉英和王孝和並不是自由戀愛，甚至最開始的時候，王孝和對兩個人結為夫婦是非常不贊同的。

不為別的，就是因為王孝和推崇自由戀愛，而不是父母包辦婚姻。原來，王孝和的母親與忻玉英的母親剛好是同鄉，兩個人的住處緊挨著，可以說是低頭不見抬頭見，對於對方家庭情況的了解也是比較熟悉的。

在忻玉英只有7歲大的時候，兩家人直接定了婚事，等到忻玉英長成大姑娘，王家人就直接讓王孝和把她娶過門。

王孝和連忻玉英的面都沒見過幾次，更別提了解這個未來媳婦的品性，但家裡長輩態度強硬，這讓王孝和心裡有些抵觸，他剛好在這時候遇見了外出打工的同鄉人，就偷偷向那個人打聽忻玉英的情況。

但想要切實了解一個人的情況，還是得眼見為實，畢竟謠言這種東西向來是越傳越邪門的，比如老實巴交的忻玉英在這個同鄉口中竟然成了一個迷信的賭鬼，王孝和一聽說自己未來的妻子是個信佛、濫賭的女人，心立刻就涼了一半：這絕對不該是他心目中妻子的模樣。

王孝和再三考慮後，寫了一封信給自己的表妹，在信中他如實說明了自己對於父母包辦婚姻的不看好，認為兩個性格大相徑庭的人是很難攜手走過未來幾十年的光陰的，如果要強行湊在一起，就好像一盤不合自己胃口的菜，就算現在硬著頭皮吃下去，也會立刻吐出來。

王孝和會把這封信交給表妹，是因為忻玉英根本沒有受過任何文化教育，她不認識字，當然不可能讀信，但沒想到表妹在收到這封信後沒交給忻玉英。

因為當時的封建社會對女性的壓迫很大，一旦出現悔婚的情況，社會輿論普遍是將所有的過錯都推到女方身上，認為肯定是女方犯下了什麼令人難以忍受的過錯，才會讓親事告吹。要是王孝和退婚，村裡人一口一個唾沫星子就能把忻玉英淹死。

兩邊的家庭為了挽回這樁婚事，帶著忻玉英直接衝到了上海，要與王孝和當面談談。

這也是忻玉英在長大後第一次與王孝和見面。

王孝和當時穿著一件土黃色燈芯絨夾克衫，顯得英武不凡，而根本沒接觸過外面世界的忻玉英就是一個普通的農村姑娘，甚至可以說有點老土。

但這種「老土」恰恰就是王孝和鐘意的，他原本也是勞動者的兒子，而且他現在正在做的事，就是幫助千千萬萬個「老土」的勞動人民不再受到黑暗社會的壓迫，可以站起來，成為國家的主人。

王孝和也多看了忻玉英幾眼，他心裡泛起了嘀咕，畢竟眼前這個小姑娘看起來踏實樸素，一點兒都不像別人口中的濫賭鬼。他態度溫和地邀請忻玉英跟自己四處逛逛，並在交談中詢問了忻玉英的真實情況。

王孝和問：「你信不信佛，平時喜歡幹什麼？」忻玉英有些羞澀地垂著頭，想了一會才老老實實回答：「我不信佛的，平時在家裡就幫著媽織布，換點錢。」

這句回答讓王孝和確信自己之前恐怕誤會了這個好姑娘，他又試探地問過了忻玉英對國民黨的看法，忻玉英在老家見慣了國民黨的士兵仗著自己手裡的權力欺負老百姓，提到他們時口氣就很不好，她氣憤地說：「國民黨那些人，都是壞人。」王孝和沉默了一會，感慨著說：「是啊，老百姓在他們手底下吃了太多苦了。」

由於下午還要上班，王孝和結束了這場短暫的約會，但他知道忻玉英對於上海的情況還十分陌生，所以體貼地把小姑娘送到了她姑媽家的樓底下，並記下了她們家的傳呼電話號碼。

接下來的幾天，王孝和時不時就會打電話和忻玉英聊天見面，以此培養感情，他對於這個鄉下的樸實姑娘是非常滿意的，所以很誠懇地想要確認兩個人之間產生了感情，確認忻玉英願意嫁給自己，陪自己走過一段十分艱難的歲月。

另一方面，由於王孝和身份的特殊，他的婚姻大事是需要讓黨組織知情的，也需要聽取黨組織的建議。從前的革命人士都是這樣，他們當然也想和普通人一樣守著自己的小家過日子，但覆巢之下無完卵，為了大局著想，他們必須捨棄個人私情，只為了讓更多中國人過上好日子。

當時領導王孝和的沈鴻春趁著兩個小年輕約會的時候站在馬路對面觀察忻玉英的情況。沈鴻春認為，忻玉英這個小姑娘老實單純，嘴嚴，平時也不會多想，更不會隨便透露自己了解的秘密，不識字的情況剛好方便隱瞞信息，是一個不會影響王孝和工作的對象。

這也就是王孝和選擇忻玉英的原因，也是忻玉英老人在接受採訪時提到的那個「目的」。

由於地下工作者的工作性質非常特殊，哪怕是最親近的家裡人也得隱瞞，因此忻玉英嫁給王孝和的時候根本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更不知道自己的家竟然就是地下組織的一個聯絡站，她只是在日常的相處中認定王孝和是個可以託付終身的好人，就義無反顧地嫁進了王家。

王家其實並不富裕，比如小倆口唯一留下的結婚照上，王孝和穿的那件衣服就是向好心的鄰居借來的。而哪怕是這種情況，王孝和還會時不時勒緊褲腰帶，艱難地省下一些錢贊助罷工的工人們。

對於這種事，忻玉英並不反對，她反而認為這說明自己的丈夫果然是個善良的、值得自己喜歡的人。

但兩夫妻天天一張桌子吃飯，一張床睡覺，忻玉英怎麼可能一點都發現不了王孝和的不對勁。

比如兩夫妻在租住的婚房生活時，家裡時不時會來一批人，那些人專挑深更半夜的時候過來，好像生怕有人發現他們的行蹤，而且每當他們過來的時候，王孝和就會故意擺出來一副麻將牌，假裝這些人都只是自己的牌友。

忻玉英一直對王孝和非常信任，她有疑惑不喜歡藏著掖著，於是直接問：「咱們家又沒什麼錢，你為什麼還打麻將？」王孝和溫和地回答：「我們不玩，玉英，你到外面去，幫我們看著，如果有陌生人來了，就過來敲三下門提醒我們。」

這下子忻玉英更好奇了：「為什麼？你們不是搓麻將嗎？怎麼還偷偷摸摸的。」王孝和的表情有些嚴肅，他說：「你出去看看吧，免得到時候有人來抓賭博的。」

聽到丈夫這麼說，忻玉英沒再追問，而是毫不猶豫地照做了，她搬著一把小凳子坐在樓下的門口，除了偶爾需要上廁所進門，其餘時候忻玉英都盡忠職守，為王孝和以及那些「朋友們」放哨，不讓任何可疑人物接近。

除此之外，王孝和有一些不方便出面傳遞的材料也會請忻玉英幫忙。他將材料遞給忻玉英，然後告訴她去什麼地方找什麼樣的人，提起這些人的時候，王孝和從來沒有說過一個具體的名字，只講了教忻玉英辨認的辦法，比如某個人出現在山頭上拿著鋤頭鋤地，就把東西交給他。

就算忻玉英再笨，也該意識到自己的丈夫在干一些危險神秘的事，但因為王孝和對她「不要問」的囑託，她真的從來不多說一個字，安分地完成王孝和交給她的每一個任務。

王孝和在兩個人獨處時感動地說：「阿英，你幫了我的大忙，協助了我的工作，你的人真好，可惜你跟了我，我對不起你，沒讓你過上好日子。」忻玉英卻大大方方笑著說：「這有什麼，只要有口飯吃，日子就能過下去。」

如果要問忻玉英的這種強烈的信任感是從哪裡來的，大概是王孝和日常表達出的共產黨特有的品質讓她下意識親近、下意識追隨，所以她相信，就算王孝和在做一些不想被人知道的事，也一定有他的理由。

後來，忻玉英知道了這個理由：那就是為了全中國人民的解放，為了讓所有貧苦的老百姓都能吃飽飯。

但忻玉英在明白一切的時候，伴隨而來的卻是一個噩耗：1948年4月21日，王孝和被捕了。

其實在這一天之前，王孝和就已經收到消息了。

這一年的1月，上海申新第九棉紡織廠的七千餘名工人在黨的地下組織的領導下舉行了轟轟烈烈的罷工行動，他們的目的很簡單，那就是獲得身為一個勞動者應得的報酬與合適的待遇。

但這種合理的訴求在那些嚼食老百姓血肉的吸血蟲眼裡就成了重罪，淞滬警備司令叫了一千多名軍警鎮壓罷工的隊伍，甚至使用了裝甲車、催淚彈這些不應該用在普通老百姓身上的武器。

工人們並沒有屈服，在戰鬥的過程中，有三名女工被軍警活活打死，工人隊伍里受傷的人數也高達百人，有200多名工人被無理由逮捕關押。

這就是著名的「申九慘案」。

王孝和作為工會常務理事，代表工會毅然參加了「申九慘案後援會」，他鼓舞所有不肯向敵人低頭的工人們加入戰鬥，抗議國民黨的暴行，這引起了敵人的注意與仇視。

國民黨特務里有個叫萬一的人特地到王家來過很多次，他的目的就是為了勸說王孝和放棄理想，投身到國民黨的陣營里。當時，萬一指著王孝和房間里簡陋的擺設，作出替他委屈的樣子，講：「你看看，共產黨都是窮人，你何必非要跟著共產黨走呢？現在日子過得這麼苦，只要你來我們這，一切就都不一樣，我們的頭兒是很看重你的。」

他看王孝和撇開臉不理會自己，又走到忻玉英身邊，說：「嫂子，你也別一聲不吭，做做他的工作，你看看，你們現在還用爐子燒煤球，我們頭那早就給你們安排好了新的房子，裡面燒的可是煤氣，你們何必放著好日子不過，非要過苦日子呢？」

這些花言巧語當然沒能說動王孝和，等萬一走了之後，忻玉英忍不住說：「我看不懂他們國民黨了。」王孝和的表情有些驚訝，忻玉英停頓了一會，接著又說：「明明我在鄉下的時候，那些國民黨天天欺負老百姓，不是抓人就是搶東西，但是這兒的國民黨為啥對咱們這麼好，不僅給咱們房子，連我用不用煤球爐這種事都顧慮到了，他們究竟想做什麼？」

王孝和沉沉地吐了口氣，抬起手掌撫摸妻子的肩膀，想要寬慰她心裡的不安，最後他說：「天下的烏鴉都是一般黑的，他們會做這些事，就只是想利用我。」

1948年的4月19日深夜，特務萬一又來到了王孝和的家中，這也是他最後一次過來。王孝和堅持鬥爭的態度令萬一也深受感動，他甚至沒像之前一樣花言巧語，而是說：「孝和，你要小心一點，他們已經要動手了。你這個人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們的路不一樣，我是國民黨，你是共產黨。」

王孝和的態度依舊非常坦然，他明白萬一話里的意思，國民黨已經命令便衣警察和便衣特務把王家的屋子團團圍了起來，只要他堅持抗爭，就肯定會遭受到國民黨的迫害。

他對萬一冷笑，大聲說：「我做了什麼？他們就要動手？我不過是為了發電廠的工人們謀福利，這是勞動者應得的！」

萬一還想再勸王孝和自首，甚至放下話，明天是最後的期限，如果王孝和堅持，那就只有「死路一條」，但他看王孝和不為所動，就只好離開了。

王孝和和明顯不安的妻子進行了一次談話，他說：「我可能會被捕。如果我被捕了，女兒佩琴可以先送給你母親帶，至於你如果獨自生活困難，可以把我們的結婚戒指和家裡的這些傢具賣掉，換一些錢，要是那些錢不夠你生活，你也可以去別人家做保姆。」

「如果我沒辦法再出來，你也不用繼續等我了。你還這麼年輕，以後的日子還長，應該去另外組建一個家庭，放心，我絕對不會怪你。但是上海這個地方非常複雜，你這麼單純，物色對象的時候一定要看清楚了，不要草率決定。」

忻玉英一聽這話就知道不好，王孝和的意思明顯就是已經知道了自己活不了多久了，所以對自己交代後事，她跪下來求丈夫不要留在上海了，趕緊回寧波老家，但王孝和的態度非常堅決，他認為自己的工作還沒有結束，決不能為了個人的安危把一切都丟下不管。

在這一天夜裡，王孝和翻出了所有的文件、書刊、宣傳印刷品，他一份份檢查整理後，把不利於黨組織的資料都進行了銷毀。

4月21日清晨，王孝和被國民黨警察逮捕了。在監獄裡，王孝和受盡了酷刑卻堅持沒有說出有關黨的任何信息，國民黨的人拿他沒有辦法，就想到了從忻玉英身上下手。

在他們看來，忻玉英就是個普通的農村婦女，隨便威逼利誘幾下就會把一切情況都說出來，而忻玉英作為王孝和的妻子，兩個人朝夕相處，她一定知道很多事。

於是有一天，國民黨讓人把忻玉英帶到了楊樹浦發電廠的一個小房子里。特務說：「王孝和人雖然進去了，但工資還是要發放的，你看看這些人里有沒有你認識的，我讓他把王孝和每個月應拿的工資交給你。」

房子里的人都是國民黨懷疑但沒有證據的對象，只要忻玉英說自己見過誰，就算有了「鐵證」。但讓敵人沒想到的是，忻玉英看過在場的人後，只說：「我看了半天，只認識萬一，他經常來我們家，別的人我都沒見過。」

原來，王孝和在被逮捕前就料到了國民黨的詭計，他提前教了忻玉英怎樣回答，而忻玉英也沒有辜負丈夫的信任，堅決地維護了發電廠里的其他同志。

曾經在那間小房間里呆過的一名同志後來提起這段故事時就發出過感慨：「當時，我們幾個人的性命可以說都在忻玉英的嘴裡，她是個鄉下人，只是不識字，又不是不會認人，我們中很多人她都見過，要是她指認了我們，後果不堪設想，但她一個人都沒說。」

王孝和被關押了五個多月，9月30日，國民黨特刑庭對他執行死刑，王孝和面對死亡的來臨卻沒有半點畏懼，他大喊：「你們既沒取證，我又沒有律師出庭，你們這是暗殺，是非法的。」

當時在場的人里還有很多名外國記者，王孝和脫下了自己身上的襯衣，展露自己傷痕纍纍的身體，他用流利的英文對那些記者說明自己遭受到的殘忍對待，厲聲斥責國民黨嚴刑逼供的可恥行徑。

這可嚇壞了國民黨的那些官員，庭長大喊：「不許多說話了，現在已經判決，立即執行！」

負責執行的那名國民黨警察握槍的手卻在顫抖，他也被王孝和悍然無畏的精神給震懾住了，對於一名連死亡都不怕的革命人士，敵人想不出有什麼東西還能威脅到他，能夠讓他低頭，所以敵人自己就膽怯了。

敵人連續開了三槍，因為前兩槍都手抖打歪了，沒有擊中要害，第三聲槍響後，王孝和緩緩倒在了血泊中，他當時只有24歲。

他是笑著被槍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