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03年,燕王朱棣取得皇位,隨後決定遷都北平,並在元大都基礎上重建北京城。此後的正統、嘉靖、隆慶年間都曾對北京城的城牆及其他建築進行過較大規模的修繕、改建。為了確保工程質量,朝廷採取了一系列的嚴厲措施。
「實名制」便於「倒查」:
興建北京城時,永樂皇帝效仿明太祖修建南京城的做法,令燒制磚瓦的官窯、私窯在磚瓦的側面或背面刻上窯場的字型大小及生產年份,有的還刻上窯主和監工的名字,如「××窯/窯匠××」「××廠/造磚夫××」「大明永樂×年」等字樣。
如果在施工時發現磚瓦有質量問題,便可根據磚瓦上的「落款」進行「倒查」。只要核實清了,輕者重罰,重者斬首。這種「實名制」一直延續到清朝。
1981年古建部門對東便門角樓進行大規模修繕時,曾發現許多磚瓦上帶有「嘉靖」「隆慶」明朝年號及窯廠字型大小。
前後工序逐層連查:修建北京城時,一處建築施工往往需要多道工序,所以曾實施過「逐層連查」制度,即下一道工序的工匠要對上一道工序進行檢查,認為不合格的可以拒絕繼續施工,並向督察官員「舉報」。
若不檢查即施工者,將受到嚴厲處罰。
嘉靖年間,開始在九門瓮城之內修建關帝廟,以「四面興之」。按要求地基要打一尺五的三合土,土層分三次夯實,夯層應質地堅硬。可修建東直門關帝廟時,打三合土的工匠為省時省料,只打了兩層,便讓石匠接著施工,他們以為三合土是最底層,石匠查不出到底有多厚。
不想石匠卻仔細查看了一番,發現三合土層不足一尺,拒絕繼續施工,並向督察官員「舉報」,故此打三合土的工匠受到懲處。
督察大鎚隨時敲打:修建北京城期間,皇帝要選派一些官員督察工程進度和質量。
《大明雜錄》載:正統十年(1445年)英宗命太監阮安、成國公朱勇、修武伯沈榮等人負責督工,將內城東、西、南三面改為磚砌高牆。他們將下屬官員分片包干,隨時檢查工程質量。這些人到建築工地去檢查時,要手持一把大鎚,時不時地掄起大鎚東敲一下,西砸一下,當聽到哪段城牆聲音不對,有空響嫌疑時,就要仔細查看,一旦查出偷工減料或建築結構不實的,立即懲治。所以一聽到大鎚的敲擊聲,就令不少工匠們心驚膽戰,施工時倍加小心。
督察不利官員連帶被懲:明代規定,一旦發現工程質量有問題,督察官員將受到連帶處罰,絕不姑息。
《明城營造瑣記》載:正統二年(1437年),興建京城內城九門之一的德勝門。德勝門由城樓、箭樓和瓮城等組成,是一座具有群體軍事防禦功能的建築。
因此,明英宗朱祁鎮格外重視,親臨工地檢查。在查看城牆時,他令人砸開夾漿檢查,發現灰漿「稍雜泥壤」,「間隙超度」,即灰漿不純,間隙過大,隨即將修建此城牆的工匠、包工頭十餘人抓了起來。
次日,又對這一工程的多位督察官員包括工部侍郎、營繕司郎中等「直接責任人」進行了懲處,有的被革職,有的被廷杖。一包到底嚴禁轉包:明朝修建北京城時,曾對部分工程實行過一包到底的「政策」,即某一工程由一家營造廠承包施工,嚴禁轉包和層層承包。這樣,一旦出了工程質量問題,承包人便是「第一責任人」,便於查辦。
正統元年(1436年)開始,將京城護城河加深後改為石砌河岸,其中文明門(正統二年改稱崇文門)外東側臨近通惠河一段的河岸要在汛期之前完成。為了趕工期,承包這一段砌壘石牆的營造廠私下裡將20丈長的河岸轉包給了通州一家營造廠。而這家營造廠在施工中偷工減料,以致造成河牆坍塌,多人傷亡。
於是,這兩家營造廠的老闆均被押至順天府大興縣監牢,不久被判「秋後問斬」,而朝廷派的督察官員因監察不利而被「廷杖八十」。
工匠需有人擔保方能「上崗」:修建北京城時,對工匠的技術水平也有一定要求,特別是永樂年間,有一段時期還要求參加施工的工匠要有擔保人,尤其是「三匠」,即木匠、石匠、瓦匠,由營造廠或石作擔保其經過「三年零一節」的學徒,以防濫竽充數,更重要的是為了保證施工質量。
北京的城牆外側用磚砌有雉堞,俗稱垛口,高一米九,寬一米五,厚七十厘米,每隔五十厘米設一個垛口。
據傳,承包阜成門到西直門之間其中一段的是山東一家營造廠,因瓦工人手不夠,為如期完工,包工頭便從鄉下招來10個多少會點兒瓦匠活兒的人參與施工。但這些人壘個豬窩、羊圈還湊合,修城牆的技術差得太多,所以砌成的垛口大小尺寸不一。這些人只幹了一天的活,就被督察官員發現了,經詢問證實,他們從未「拜師學藝」。
結果,包工頭當即被抓了起來,送至大牢問罪。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明代修建北京城時所實施的一系列措施似乎太過「嚴厲」,缺少點「人性化」,但卻震懾了許多工匠及督察官員,所以施工時不敢掉以輕心,由此杜絕了不少「豆腐渣工程」。
時至今日,京城一些保存下來的明代建築,如紫禁城、正陽門城樓、德勝門箭樓及宮殿、廟宇,雖經百年的風雨滄桑依然堅固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