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6月17日,新疆羅布泊附近中國人民解放軍馬蘭基地的電台突然收到這樣一份求援電報:
電報很快被送到馬蘭基地駐軍作戰處處長周夫有手中。
周夫有趕緊查看地圖,這個坐標指示的地點在庫木庫都克附近。經過請示,他令發報員回電:
約10個小時後,也就是17日晚上9點20分,馬蘭基地又收到一份電報,但這次的內容有點蹊蹺:
什麼重要情況呢?為什麼在這份緊急電報中對「重要情況」不透露一個字,一定要等到凌晨2點才報告呢?
時間彷彿過得特別慢,周夫有手錶上的秒針按部就班地走著,毫不理會那一雙雙緊盯著它的焦急的目光。
好不容易熬到凌晨2點,電台里終於傳來了驚人的消息:
彭副院長是誰?
他,就是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副院長、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研究員、我國植物病毒專家——彭加木。
電台的那一方是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羅布泊考察隊。
周夫有明白了,直到凌晨2點,考察隊把這一重要情況電告,這意味著考察隊經過多方查找,未能找到彭加木,這才鄭重地請部隊「派飛機尋找」......
隨著時光的流逝,歲月的遠去,紙,泛黃了;字,模糊了;記憶,淡忘了......
彭加木失蹤也已經38個年頭了,遺憾的是,時至今日我們仍然不知道他身在何方,魂歸何處?
即使這個名字對今天的80後、90後如此陌生,但我們卻無法遺忘這個人和他的那句格言:
「我想做一顆鋪路的石子,讓別人踏在自己的背上走過去,也是光榮的。我願一輩子做這樣的鋪路石子。」
不朽!
01
古人言: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
1925年,彭加木出生於廣州附近的番禺縣槎[chá]頭村一個雜貨鋪夥計家,原名「彭家睦」,老爸給他取這個名字以祈求「家庭和睦」。
槎頭村的彭加木公園
彭家睦小時候並不很聰明,一次老爸給他猜謎:「樹上有十隻小鳥,用彈叉(彈弓)打下一隻,還剩幾隻?」
他扳一下手指,很快回答:「還剩九隻!」
不過,這孩子老師喜歡。在韶關仲元中學,彭家睦遇到了恩師廖平子先生。
老先生1902年被聘為香港《中國日報》副刊主筆,宣傳革命,曾追隨孫中山先生參加辛亥革命,是國民黨北伐元老。
據說當年廣東軍閥陳炯明曾拉他當「省政府委員」,廖平子搖頭道:「不當,不當,省府委員不當,國府委員才當!」
他不願當官,寧可離開宦途,到仲元中學做一名國語教師。
廖老先生的國畫、書法獨具一格,當地大官們紛紛登門拜訪,願以重金求其書畫,廖先生卻常常拂袖而起,不置一詞。
廖平子先生書畫
然而,廖老先生卻特別喜歡勤奮好學的彭家睦,教他練字畫畫。有一次,廖老先生揮毫作畫,親筆題詞,贈給這個十三四歲的少年:
家睦學弟清玩
千章古木 一片秋聲
悠悠客思 天末危亭
在廖老先生的關愛下,彭家睦學習更刻苦了,學業也突飛猛進。
那年,由於是抗戰時期,中央大學農化系在整個中南地區只招收一名新生,彭家睦憑藉紮實的功底,一舉折桂。
1947年,彭家睦和他的大學同學兼女朋友夏叔芳一起畢業了,舊中國流傳著一句話:「畢業即失業。」
彭家睦好不容易獲得了北京大學農學院土壤系一名助教的聘書,可這時候他的導師王應睞要到山東大學醫學院開設生物化學課,需要兩名助教。自然,彭家睦和夏叔芳是再合適不過的人選了。
夏叔芳勸他把情況和北京大學農學院說明一下,解除聘約,這樣兩個人就可以在一起了,誰知彭家睦卻把腦袋搖得像撥浪鼓似的,嘆了口氣:
「人,總是講信用吧!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我已經答應人家,不便再改口。」
從此,兩人天各一方,只能靠鴻雁傳書互訴衷腸。
02
有道是:小夫小妻小家庭,書桌檯燈穿衣鏡。
解放後,彭家睦過了一段最舒心的日子,此時他已調到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生理生化研究所做助理員工作了。
儘管那時,國民黨飛機還時不時飛到上海上空投下炸彈,但他與夏叔芳的愛情也終修成正果.1951年他們喜結良緣,第二年有了愛情的結晶——兒子彭海。
彭加木一家(妻子夏叔芳、兒子彭海、女兒彭荔)
那時彭家睦開始研究一項新課題——原膠原,這是存在於動物結締組織中的一種蛋白質。
他常常整天在實驗里埋頭宰兔子,刮兔毛,刮凈之後,再從兔皮中提取原膠原。
由於妻子在分娩時得了心臟病,心律不齊,彭家睦便挑起了家中的重擔,從買菜到淘米,洗尿布、哄孩子、擦地板,他樣樣能幹。
不過,儘管異常忙碌,可彭家睦的心裡美滋滋的,心情就像新中國的天空一樣晴朗美好。
由於出色的工作,組織上決定派他到「老大哥」蘇聯學習一項新技術——核磁共振。當時,能去蘇聯留學,真是莫大的榮幸!
然而,令所有人大跌眼鏡的是,彭家睦並沒有去,而是把這個出國深造的機會讓給了別人。
說也真巧,就在組織通知他留學的時候,彭家睦聽到了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
中國科學院為了開發祖國邊疆的豐富資源,組織了綜合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正在「招兵買馬」,分成多個小分隊,準備分赴邊疆各地進行實地考察。
人,究竟能在怎樣的意義和程度上對自己的選擇負責?選擇,對有些人是選擇,但對有些人不是。
彭加木決心放棄留學機會,奔赴邊疆。為了爭取組織上批准自己到邊疆去的請求,他還直接寫信給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
彭加木在顯微鏡前做實驗
此信我們今日讀來,仍感到鏗鏘有力:
......
我志願到邊疆去,我這是夙願。
我的科學知識比較廣泛,體格健壯。
面對困難,我能挺直身子,
倔強地抬起頭來往前看。
我具有從荒野中踏出一條路來的勇氣。
......
在信的落款,他第一次屬上這個名字——「彭加木」!
為什麼改名?
彭加木後來解釋道:「『家睦』,只是希望家庭和睦,著眼於小家,太狹隘了。我要跳出小家庭,到邊疆去『添草加木』!」
他還咬文嚼字地解釋道:「加木,合起來就是一個『架』字,我要在上海與邊疆之間架設橋樑!」
「生平只負雲小夢,一步能空天下山。」用這句徐霞客的名句來形容彭加木此時的心情,可能再貼切不過了......
03
1958年7月,在一封給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領導的信中,彭加木寫下了這樣的話:
「雖然我在離滬時已下了最大的決心,一定要把工作搞起來,並準備讓我的骨頭使新疆的土壤多添一點有機質(關於這一點請不必告知夏叔芳)。
但是,假如在我體力不能支持的時候,沒有人管這兒的工作,就將會引起重大的損失。
陳善明(彭加木在上海的同事)來到以後,我就可以放心了......」
這話透著淡然的憂傷,像一位垂垂老者囑託後事,可那年彭加木才33歲,真是奇怪。
兩年前,彭加木如願以償地踏上奔赴邊疆的征途。
半年時間裡,他先隨雲南生物考察隊在素有「植物王國」之稱的西部邊陲科考,然後又風塵僕僕地趕到新疆,幫助籌建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
彭加木在新疆
接著南下海南島,再折入廣州開學術會議。
野外科考經常飢一頓,飽一頓,風餐露宿、櫛風沐雨。可彭加木不在乎,總是笑笑說:「力氣用不盡,越干越有勁。」
別說,他還確有這個底氣。因為自幼喜好體育鍛煉,彭加木真還沒生過病,自我號稱「不敗記錄的保持者」!
可是,物有成住壞空,月有陰晴圓缺,人有生老病死,人吃五穀雜糧,豈有不生病之理。而彭加木這一病就中了「大招」。
縱膈障惡性腫瘤。縱膈部位,就是氣管、食道以及大血管等器官必經的通道,是要害部位。
當中科院副院長竺可楨嚴令他回滬看病時,彭加木的腫瘤已經長到兩個拳頭大了。
換了別人,腿先軟了,可彭加木卻是一個「從頭到腳沒有一根軟骨頭的特殊病號」。
當時,腫瘤的治療方法之一是靜脈注射氮芥,一種劇毒藥物,會令病人嘔吐不止。護士問彭加木反應怎樣,他卻笑笑說:
「沒什麼,反應不大,一切都照常,用藥劑量可別減少,繼續治下去,沒關係,我吃得消!」
另一種療法是照深度X光,照射之前患者要口服一種藥物,極酸,勉強吞下,才幾分鐘就吐出來了。彭加木發揮自己的特長,每次再喝點小蘇打中和一下,愣是忍住不吐。
一次,彭加木連續高燒40度,醫生下了「病危通知單」,彭加木額上滲著豆大的冷汗珠,誠摯的對醫生說:
「一切肉體上的痛苦我都能忍受,只要把病治好,使我能多工作一些時候。」
自小受到廖平子先生熏陶的彭加木,文筆也極好。在生命垂危時刻,在搶救室里,寫下了這樣豪情澎湃的詩篇:
昂藏七尺志常多,
改造戈壁竟若何?
虎出山林威失恃,
豈甘俯首讓沉痾。
好一個「豈甘俯首讓沉珂」,經過四五個月的精心治療,腫瘤居然明顯地萎縮了,病剛一好轉,彭加木就開始「抬頭西望逐飛塵」了。
對一個意志堅強的人來說,無事不能。
04
歷史的有趣之處在於:它讓大部分人變得渺小,而讓有些人顯得偉大。
解放後的中國歷史中,有一段最恥辱的記憶——文化大革命,那是一個「顛倒」的時代:
人顛倒為妖,妖顛倒為人;白顛倒為黑,黑顛倒為白;善顛倒為惡,惡顛倒為善;真顛倒為假,假顛倒為真......
上海造反派的頭頭們盯上了彭加木,因為他是「標兵」,搞倒他影響大。
很快彭加木被列入「反黨集團」名單,說他「罵馬克思『該死』!」;他曾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好傢夥,這意思不就是說「毛澤東思想不能發展了嗎?」
可是彭加木卻說:「他說他的,我干我的!」
當時,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的七個基礎科學專題小組,解散了六個,而彭加木那個植物病毒所依然堅持工作,居然還不斷出論文。
造反派的頭頭們氣的直喊牙疼。
他們把彭加木拉到批鬥大會,彭加木像一架噴氣式飛機似的被反剪著雙臂,依舊大聲疾呼:「我抗議!你們純粹是捏造!」
這傢伙就像一顆鐵蛋,連根針都插不進去。
於是,造反派們受到《羊城暗哨》的啟發,腦洞大開,杜撰出一個國民黨秘密地下特務組織「梅花黨」,說彭加木是該組織的重要成員之一,甚至連他家的老保姆也被認為是彭加木的「發報員」。
不招,就抄家。造反派真是「敬業」,家抄的一絲不苟,煙筒拆了,牆砸了,地板掀了,甚至彭加木生病時拄過的拐杖也折斷了,因為懷疑裡面隱藏著「微型發報機」。
可造反派們始終沒找的「梅花黨」的黨徽,悻悻而去。
1976年,周恩來逝世後,全國颳起了起「反擊右傾翻案風」,茅頭直指鄧小平,上海造反派強令所有黨員寫大字報「批鄧」。
可彭加木不懼造反派的淫威,就是不寫。好心的同事看不下去了,合寫了一張,勸他道:「你來簽個名算了,免得麻煩。」
彭加木非常倔強地說:「我彭加木的名字,就是不簽在這樣的大字報上。」
05
文革結束後,彭加木的心情既興奮、又焦急。他急於把被「四人幫」耽誤了的時光奪回來。
他向黨組訴說了自己的心愿:「重上邊疆,無論是去西藏、雲南、新疆、青海我都高興!」
唐朝詩人王維在《渭城曲》一詩中,曾感嘆道:「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如今,彭加木卻是「西出陽關多故人」。
當老朋友們在烏魯木齊機場迎接他時,大家已是「歡笑情如舊,蕭疏鬢已斑」了。
1964年4月,彭加木曾在上海《新民晚報》上發表過一篇題為《人活著究竟為了什麼?》的文章,他在文章的結尾處寫道:
「我想,作一顆鋪路的石子,讓別人踏在自己的背上走過去,也是光榮的,我願意一輩子作這樣的鋪路石子。」
彭加木劫後重返新疆,有一次,一位記者問起了這樣的問題:「你在新疆分院擔任什麼工作?」
彭加木一聽,便知記者在打聽他在新疆分院的「頭銜」。
他幽默地答道:「我在新疆分院,擔任鋪路工作!」
彭加木不是故作謙虛,儘管他多次來新疆工作,是新疆分院的「開院元勛」之一,但他唯一的「頭銜」只是「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從未在新疆分院擔任過一官半職。
「鋪路」,鋪得純粹!
他愛惜人才,傾其所有幫助,他在新疆帶的三位助理研究員,兩位漢族,一位維吾爾族,在他的精心培養下都取得了優異的學術成果。
彭加木喜歡書,實驗室里經常放著他買的專業書,文學書。同事們向他借,他總是說:
「借什麼?拿去看就是了。你們願意看書,我心裡很高興!」
1979年冬,彭加木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副院長。走馬上任之後,他就不再局限於植物病毒組,而是著眼於全院工作。
這時,彭加木著手制訂了向羅布泊地區進軍的規劃。
羅布泊,一塊神秘的不毛之地。
1959年,彭加木曾到過羅布泊北部地區,採集過土壤樣本。
1964年,彭加木曾來到羅布泊孔雀河下游一帶,那時,羅布泊開始乾涸,但還有湖水。
這一次,羅布泊已經完全乾涸,變成了一片堅硬的鹽澤。
羅布泊衛星圖,像一隻巨大的耳朵
別小看這塊無人區,這裡其實是「聚寶盆」。
這裡的土壤中富含鉀鹽,是重要的肥料,能提高莊稼的耐寒、耐旱能力。
鹽層中還含有製造飛機的重要材料鎂,稀有金屬鋰、銣、銫,以及硼砂、石膏等。
特別是其地下水中重水的含量頗高,重水是如今重要的中子減速劑,也是製造氫彈的原料。
那裡的植物羅布麻的葉子具有顯著的降血壓的作用。
然而,那裡的氣候非常惡劣,晝夜溫差極大,白天50多度,夜晚能逼近0度,經常會颳起八九級的大風,狂風卷著黃沙連50米外的大山都看不到。
降水量更是少得可憐,年不足幾毫米。以至於除了野駱駝,沒有其它野獸可以生存,一隻狼都沒有。
那裡有獨特的「雅丹」地貌(因暴流侵蝕,再經強烈的風蝕作用而成),車輛必須繞行。有人計算過,汽車在兩小時之內,拐了186個急彎,卻只能前進11公里。
羅布泊雅丹地貌
「馳騁邊疆多壯志,敢教戈壁良田遍。」
彭加木帶領的科考隊出發了,他們從北面的「720基地」進入湖區,花費七天,縱穿羅布泊,到達湖區南岸的米蘭。
縱穿羅布泊,這在歷史上是第一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彭加木是「具有從荒野中踏出一條路的勇氣」。
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
「......接著發現有乾死的水鴨遺骸,隨後又見死老鷹、死鳥、死羊.......」
「阿爾金山的石頭可真美,做盆景上的假山再好不過了........」
06
時間走到1980年6月5日,科考任務有驚無險,成功完成。
在米蘭,彭加木突然制訂了一個新的計劃,趁勢考察古代絲綢之路,由米蘭東進,經過東力克、山蘭子、庫木庫都克、紅十井、新東一號,然後取道吐爾遜北上,返回烏魯木齊。
這個路程比原計劃向東繞了一大圈,但彭加木認為這一帶是「古絲綢之路」,值得考察。
這個決定可能是彭加木一生最大的錯誤,而且是致命的。
當時,考察隊員已經極度疲憊,除了彭加木,每個人都歸心似箭。東線的氣候更為惡劣,酷熱、乾旱、風沙大、遠離居民點。
由於遇到「吹屁股風」,汽車無法散熱,只能走十幾二十分鐘就停下,打開前蓋散熱,一天只能前進40公里,比計劃的80~100公里大大落後。
為了趕路,考察隊員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到了第六天,1980年6月16日,隊伍才到達庫木庫都克。而此時,他們的汽油和水已告罄。
經過商量,彭加木同意向當地駐軍發出求救電報,但他同時又說:
「用直升機運水,太貴了!直升機飛行一小時就要花兩千多人民幣(註:當時的價格)。從最近的軍事基地到這要飛幾個小時,要花國家上萬元,我們能不能自力更生,就近找水?」
17日上午,副隊長汪文先發現彭加木不見了,開始還以為他去大小便了,但過了一個小時還沒回來。
大家開始緊張起來,最後在越野車的駕駛室里,發現彭加木的一本地圖冊中夾著一張紙條,只見上面用鉛筆寫著:
我往東去找水井
彭 17/6, 10:30
失蹤時,彭加木穿一身藍色勞動布工作服,戴著白色遮陽帽,腳穿42碼的翻毛皮半高幫工作鞋。隨身帶一個鋁製水壺,裝兩公斤水,還挎著一台海鷗牌照相機,他沒想走遠。
那年他55歲。
07
彭加木失蹤,其實並不太多意外,他由於尋找水源,遇上暴烈的沙塵暴,單槍匹馬很難存活下來。沙漠的環境那麼惡劣,那麼廣闊無垠,要想隱藏一具屍體可謂不費吹灰之力。
沙是流動的,只要一天就可以在風的吹動下改變地貌,而一個人的體積很小,在沙漠裡面簡直滄海一粟,被掩蓋住後,基本上沒有希望被尋找到。除非當時身體上配備現在的GPS定位系統,否則很難定位。即使是GPS定位,在那種惡劣的環境下也不一定可以成功找到。彭加木失蹤,就是一個普遍的不幸事件。
無邊的蒼茫,無邊的寂寥,彭加木再也沒有回來,多少年過去了,人們共進行了七次尋找。前四次是為了尋找,後三次是為了紀念。
詩人臧克家在其詩作《有的人》中云:
有的人活著,
他已經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還活著。
彭加木死了,但他的「鋪路」精神卻永遠不曾暗淡過。
儘管時光已走到21世紀10年代,物質生活已極大改善,但人們的精神世界卻越來越陷入唯金錢的一元化怪圈,「人活著究竟為了什麼?」似乎成了一個永恆的迷霧。
但我們欣喜的看到,今天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特別是一些80後和90後們,心靈的泉水開始從他們內心湧出,絮絮低語的泉水明明白白地說:
生活,應有很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