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談收藏——共和國記憶，那些文物和周總理的故事（上）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段歷史，在那個風雲激蕩的年代，任何的文物歷史都有著散失、消失的命運，跟國家的命運相比，一個物件的命運甚至可以說是微不足道，但是就是這樣一位偉人，他守護了國家，人民，也守護了這個泱泱華夏的歷史。

今天默默就跟大家聊聊這裡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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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1961年，周恩來在南昌八大山人紀念館觀賞書畫

紅衛兵沖入故宮，他派來軍隊守護！

北京故宮，明、清兩代24位皇帝在此居住，有房屋9999間半，是世界現存最宏大、最完整的古代宮殿建築群。這座中國古代建築精品能夠較為完整地保存至今，與周恩來是分不開的。

早在1948年解放軍包圍北平時，周恩來就向毛澤東提出建議：攻城時，一定要保住故宮古建築。他還請來了著名建築專家梁思成標清了故宮和其他古代建築的位置，並印在軍隊的戰士手冊上。

新中國成立後，北京作為首都，自然要重點建設。在制定建設規劃時，許多人提出要拆除故宮。一些出身貧苦的老幹部也提出要拆除故宮，因為他們一看到故宮就想到舊中國統治下的窮人受苦受難。蘇聯專家也提出要拆除故宮，把中央行政區放在故宮的位置。 　　

在此情況下，周恩來力主保住故宮。他認為：除掉封建思想，根本的是人民思想上的進步，不在於拆除一座宮殿。故宮是古代建築的典範，保留下來，可以供人民參觀嘛！這樣，建國之初拆除故宮的意見被否定了。

後來，在「大躍進」、「文革」中，周恩來也多次出面保護故宮，使之免遭胡亂改造和拆除的命運。

1966年8月18日，就在毛澤東、林彪在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後，當晚周恩來得知一夥紅衛兵準備第二天沖入故宮去造反。他立即作出了關閉故宮的決定，並通知北京衛戍區派一個營的部隊前去守護。故宮工作人員按照周恩來的指示，一方面拒不開門，一方面加以勸說。門外的「小將」最後見沒有沖入的可能，只好呼喊了一陣口號離去。

從此，故宮大門一閉就有5年之久，在許多地方名勝古迹慘遭破壞的時候，故宮得以倖免。1971年7月，在故宮博物院即將重新開放之際，周恩來還請郭沫若組織班子編寫《故宮簡介》，並逐字逐句審閱修改、定稿。

「頤和園的牌樓，不準拆除」

1966年文革開始後，紅衛兵和造反派在「破四舊」的口號下，多次跑到頤和園，揚言要「挖掉萬壽山，填平昆明湖」。但萬壽山、昆明湖面積很大，真要動手，很不容易。於是，他們把目光盯在了頤和園東宮門外的過街牌樓上，要把它砸掉。

就在紅衛兵們架好了梯子，登上牌樓，準備將其拉倒之際，周恩來得知了消息。他立即打電話給頤和園管理處，要他們制止紅衛兵，並派他的秘書到現場，向紅衛兵頭目說明道理，鄭重地向他們傳達了他的意見： 「頤和園的牌樓必須保護，不準拆除」。這個牌樓就這樣被保護下來，至今仍然豎立在頤和園東宮門外。

重修恭王府，為「天下第一福」命名

恭王府，清代規模最大的一座王府，曾先後作為和珅、永璘的宅邸。1851年恭親王奕訢成為宅子的主人，恭王府的名稱也因此得來。恭王府歷經了清王朝由鼎盛而至衰亡的歷史進程，承載了極其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故有了「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的說法。

1962年，周恩來專門作出批示，要求北京市有關部門撥款重修恭王府。就在那次重修時，考古人員在王府後花園的秘雲洞內意外發現了失蹤的福字碑。這「福」字大有來頭：

據說康熙皇帝操心祖母孝庄皇太后身體康泰，為其「請福續壽」：他齋戒三日之後，化孝心於筆鋒，一氣呵成了震爍古今的「福壽」聯體字。自得到了這「福」字後，孝庄皇太后的身體竟奇蹟般康復了。有感於皇帝的一番苦心和孝心，也為了永久保存這世上獨一無二的「福」字，孝庄皇太后命人將其刻石碑上，日夜撫摸，祈求多福。民間俱稱這是康熙「請福續壽」帶來的福緣。

北京人常說：「到故宮要沾沾王氣，到長城要沾沾霸氣，到恭王府就一定要沾沾福氣！」恭王府的福氣就來源於康熙御筆親題、加蓋有「康熙御筆之寶」印璽的福字碑。所以，當周恩來得知此碑被發現後，欣然將其命名為「中華第一福」，又稱「天下第一福」。

曲阜的『三孔』建築

決不許任何人破壞

文革中的1966年11月，北師大的造反派頭頭譚厚蘭一夥來到曲阜發動所謂「討孔運動」。他們搗毀孔廟，破壞孔府、孔林、魯國故址，砸毀古碑，刨平孔墳……

「三孔」

周恩來得知情況後，立即作出指示：「曲阜的『三孔』建築決不許任何人破壞，要譚厚蘭務必在三日內返回北京。」他及時制止了這伙暴徒的暴行，使「三孔」免遭更大的破壞。

曲阜孔廟大成殿

1969年，周恩來頂著各方面的巨大壓力，毅然下達了大修孔廟大成殿的指示，由國家撥款13萬元，重點維修大成殿。山東省和曲阜縣有關部門遵照周恩來的指示，於1970年就完成了大成殿的大修任務。

秘密收購流失海外的文物

唐代韓滉創作的《五牛圖》，是現存最古的紙本中國畫，也是少數幾件唐代繪畫作品真跡之一，位列中國十大傳世名畫。1900年，八國聯軍洗劫紫禁城，《五牛圖》被劫出國外，從此杳無音訊。

韓滉《五牛圖》

1950年初，《五牛圖》被一位寓居香港的愛國人士發現。周恩來收到這位愛國人士的來信，信中說，他本來想從畫商手中收購以獻給國家，但苦於財力不足，迫切希望中央政府能購回這件流失在海外的中國繪畫珍品。周恩來立即給當時負責文物工作的文化部作出三條指示：

一、派專家赴港鑒定，確定真偽，如系真品，立即購買；

二、派可靠人員專門護送，確保安全；

三、文物運回後，交給收藏條件好的單位妥善保管。

文化部接到周恩來指示後，立即組織專家赴港，鑒定《五牛圖》確系真跡，經過多次交涉，最終以6萬港幣買下。

新中國成立後，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獲悉：流失出去的大批珍貴文物被人帶到了香港。經再三思量，鄭振鐸向時任國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的郭沫若和文化部部長沈雁冰作了緊急彙報。三人經反覆研討，決定以文化部的名義向周恩來彙報這一情況。

王獻之《中秋帖》

王珣《伯遠帖》

1951年3月，周恩來接到報告後，在國家財政十分困難的情況下，立即同意由國家撥專款搶救文物，並成立文物收購小組，秘密進行文物收購，將一批珍貴文物及時搶救了回來。其中最著名的是1951年從香港購回的王獻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遠帖》。

此後，文物收購小組又在香港陸續收購了許多珍貴文物，如董源的《瀟湘圖》、宋徽宗的《祥龍石圖》、馬遠的《踏歌圖》、李唐的《採薇圖》、吳鎮的《漁父圖》、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等40餘件書畫作品，都是古代繪畫藝術的珍品。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先講到這裡，默默感謝大家的收聽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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