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上，大力支持毛主席的洛甫，後來哪裡去了？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軍主力撤離中央根據地，花了近兩年時間向西轉移至陝甘蘇區，跋涉25000公里，這場偉大的戰略轉移行動，史稱「長征」。

經過380餘次戰鬥，走過祖國境內14個省，翻越了18座大山，還跨越了24條大河，爬雪山，過草地，紅軍完成了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奇蹟。1936年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三軍會師，結束了萬里長征。

在萬里長征的進程中，1935年1月初，紅軍長徵到達遵義後，組織召開了歷史上著名的遵義會議。在長征中，洛甫堅決支持毛主席的軍事主張。遵義會議上，他為挽救黨和紅軍，實現軍事路線的戰略性轉變，作出了重要貢獻。

遵義會議後，毛主席重新回到中央領導圈，為中國革命的發展指明了正確的方向。因此，遵義會議被認為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轉危為安的重大轉折點。

遵義會議上，大力支持毛主席的洛甫，後來哪裡去了？

洛甫

革命者洛甫，成績優異留學蘇聯

洛甫原名張應皋，又名張聞天，上海南匯人。他1900年出生於一個普通農戶之家。他的父親勤勞能幹，母親聰明果敢，這樣淳樸的教育使他養成了樸實、剛毅的品質。他尊重且服從真理，始終堅持「真理在誰手裡，就跟誰走」。

洛甫早年進入南京河海工程專門學校學習，受到當時《新青年》等進步思想影響，青年時代的洛甫積极參加學生運動，並於1920年前後，分別到日本東京、美國舊金山學習和工作。入黨後，因為其成績優異，被派往蘇聯留學。

洛甫懷著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堅強信念，積極投入了當時蘇聯正在開展的哲學戰線的鬥爭。他在蘇聯研究哲學，其哲學論文也較多地反映了當時蘇聯的哲學鬥爭。

六年後，即1931年，洛甫從蘇聯回國，他因求實的精神、優良的作風和實際的行動，很快被委以重任。在第六屆五中全會上，洛甫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後來的長征途中，洛甫與毛主席、王稼祥一起，交換著對戰局和形勢的看法，尤其是軍事指揮方針的問題上，三個人的觀點日趨一致。在遵義會議生死攸關的時刻，洛甫毅然地選擇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一邊。

漫漫長征路，轉折點上鳴前奏曲

「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句話，是洛甫在1943年的整風日記中，親筆寫下的。

1933年9月-1934年10月，紅軍主力為了擺脫被圍追堵截的危險，被迫進行轉移，退出中央根據地，開始了萬里長征。

毛主席、洛甫、王稼祥因各種機緣巧合，邀約到了一起，從瑞金出發，到於都集結，共同踏上了長征之路。

毛主席和洛甫的相識，是在1933年初洛甫進入中央蘇區之後的事情。

1934年2月，洛甫搬到了沙洲壩，在那裡辦公，住處也在那裡。正好，當時的毛主席也正是在此處辦公和生活。

惺惺相惜的兩個人，因為距離的拉近，開始逐漸熟悉起來。他們在生活上相互照顧，工作上相互探討，一起尋求解決方案，洛甫更是經常請毛主席參加和指導會議。

洛甫在當時算得上是文藝青年，他主編了《鬥爭》這本刊物。1934年1月至2月，洛甫在自己的刊物上，連載了毛主席的興國長岡鄉、上杭才溪鄉的調查報告。這時的他，對於毛主席已經十分認可了。

洛甫還效法了毛主席的辦法，和毛主席一起展開研討，用同樣的方式去研究了基層蘇維埃的工作。1934年4月，落甫出版了兩人合著的《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

1934年8月1日敵機轟炸瑞金，毛、洛兩人不得不搬到了雲山古寺里。由於反「圍剿」戰爭的失利，他們被迫離開這塊自己拋頭顱灑熱血的土地，心中都充滿苦悶、憤懣之情。

長征出發前，洛甫、毛主席經常坐在石凳子上，看著眼前的黃桷樹，談論自身的境遇和目前的戰況。洛甫傾吐了當時自己被架空了權力的不快，毛主席感同身受。雲石山的多次談話，已使洛甫相信毛主席的分析是正確的。

在長征路程中，毛主席、洛甫、王稼祥三人一路行軍，一路交談。當時毛主席惡疾在身，王稼祥負傷還未痊癒，兩人就由擔架抬著，洛甫騎著馬一同前行。

在長時間的跋涉中，使得三人有機會對於目前發生的事情，以及長征途中的情況進行細緻地探討和分析。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二人便真誠地服膺毛主席。

1934年12月12日，紅軍在湖南通道召開緊急會議。洛甫提前向毛主席通報了紅軍在突破四道封鎖線後的嚴重傷亡情況。

毛主席破例參加了本次會議，他認為目前紅二、六軍匯合的意圖可能已被敵軍看破，提前布置了包圍圈，他建議紅軍改變行軍方向，向西轉兵貴州，那裡敵人兵力薄弱，以便紅軍爭取主動。

洛甫支持了毛主席的建議。這為後面召開的遵義會議鳴起了前奏曲。

12月18日，紅軍在貴州黎平召開會議，洛甫再次堅定地支持毛主席戰略轉兵的主張。但紅軍行動的具體方針還在膠著討論的狀態中。

力挺毛主席，遵義會議第一主角

紅軍繼續向西前進著，在黃平縣境的一片茂密桔林里，洛甫和王稼祥交流了對當前形勢的看法。他們都表示了對紅軍前途和命運的擔憂。

王稼祥問洛甫：「我們轉移的目標，中央究竟會定在什麼地方？」

洛甫說：「目前沒有個確定的目標。再這樣打下去是不行的。還是毛主席出來吧！毛主席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

王稼祥將此話轉述給了彭德懷。很快，在劉伯承等幾個紅軍將領中，洛甫推舉毛主席指揮軍隊的想法便不脛而走。

其實長征行進到此，紅軍隊伍已從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多人。目前隊伍的前途充滿著太多的變數和兇險，現實非常嚴酷。此時，中央紅軍的領導團已經在思考著這樣的問題：紅軍到底應該何去何從？

1935年1月1日，紅軍順利渡過烏江。1月7日凌晨，紅軍先頭部隊佔領遵義。敵軍被甩在了烏江對岸。這為遵義會議的召開提供了寶貴的時機。

紅軍先頭佔領遵義後，大部隊於1月9日陸續入城。中央領導成員立即忙著為會議做準備。「中央隊三人團」毛主席、洛甫、王稼祥則圍繞著即將召開的會議進行了意見的交換和商議。這次商議的主要思想，成為了後來遵義會議洛甫作報的主要提綱。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舉行——這正是決定黨和紅軍命運的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首先由博古作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

洛甫按照會前與毛主席、王稼祥的溝通意見，作了針對當前軍事路線的報告，指出了一些問題。以洛甫在黨內可與周恩來比肩的地位，他的報告可謂舉足輕重。

接著毛主席做了一個多小時的重要發言，系統且深刻地闡述了轉兵貴州的必要性和可操作性。隨後朱德、王稼祥以及在前線擔任指揮的中央紅軍領導都表示贊同洛甫的報告和毛主席的發言。

遵義會議確定增選毛主席為政治局常委，從此毛主席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核心。

在遵義會議的整個過程中，無論從醞釀到召開，還是貫徹到落實，洛甫可以稱得上是遵義會議台前幕後的第一主角。

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最終制定了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這為開創中國革命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礎，也為奪取長征的勝利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洛甫後來在《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中，他回憶道：「遵義會議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

他還十分謙虛地將遵義會議的功績歸功於毛主席。

謙遜的君子，讓賢堅持集體領導

遵義會議上，洛甫當選為臨時中央軍委總書記。

長征隊伍繼續向西，1935年8月，沙窩會議召開，洛甫在會上提議毛主席分工主管軍事，指導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同年11月的下寺灣會議上，洛甫又建議成立新的中央軍委，任命毛主席為中央軍委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

1935年10月到1938年9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期間，洛甫一直與毛主席保持一致意見，凡事都與毛主席商量，他們共同發出指示電文。洛甫態度謙遜，一直堅持集體領導，毛主席也曾誇洛甫是「明君」。

六屆六中全會期間，雖然洛甫仍以總書記的身份主持會議，但會後，他主動將黨務工作轉交給了毛主席。洛甫曾表示：「我只是形式上的主席，一切重大問題均由毛主席決定」。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洛甫對西安事變的處理做出了及時的應對，他召開會議討論並制定了方針，使得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

隨後，全民族的抗日戰爭爆發，在日軍不斷的侵犯中，國共兩黨開始統一戰線。洛甫多次積極且有效地解決了紅軍內部協調，以及對外軍事策略的重大問題，時刻緊抓黨內的方向。

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推選毛主席為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黨的領袖正式完成了過渡。

眾所周知，洛甫屬於學者型人物，不僅創辦期刊，建國後，還纂寫了《張聞天選集》。其實相比於領導具體事務，洛甫更偏愛于思想研究和文化宣傳工作。因此，他「讓賢」給主席。

退出中央領導層之後，洛甫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他喜愛的宣傳教育方面的工作，擔任了《解放》周刊主要負責人、《共產黨人》編輯等職務，為我黨的宣傳教育事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抗日戰爭勝利後，洛甫赴東北工作，成為當時的省委書記，併兼任東北局的組織部長。在他的努力下東北很快成為中國革命的給養基地，為開闢和建設東北根據地作出了突出貢獻。

建國後，洛甫轉到外交部門工作，曾擔任駐蘇聯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長，為新中國外交事業立下了功勛。

晚年的洛甫，早已不似年輕時那樣意氣風發充滿活力。在肇慶期間長期的勤儉和節約致使他身體十分虛弱。

洛甫在肇慶期間寫了數十萬字的筆記和文章。在矯正視力只有0.2的情況下，他仍然堅持每天寫作，將他畢生的思想形成文字，留下了珍貴的「肇慶文稿」。

1975年， 洛甫的身體狀況越來越不好，一家前往了無錫，專心養病。即便如此，洛甫還經常蹣跚著去外面觀察民情，蔬菜市場是他最常去的地方。

1976年，洛甫在江蘇無錫病逝。洛甫平時省吃儉用，攢下的錢，沒有留給自己的親屬，而是無私地獻給黨和人民的事業。

1981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60周年大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發表講話，把張聞天的名字同毛主席一起列入重要貢獻傑出黨的領導人行列。

結語

紅軍長征與遵義會議是關係中國革命根本轉折的偉大事件。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前後和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尊重毛主席、維護毛主席，與毛主席等同舟共濟，渡過了長征途中紅軍的極端困難時期。

其間，他始終是毛主席的有力支持者，為逐步確立毛主席在全黨全軍的最高領袖地位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

中國革命能夠取得最後的成功，不僅是有著無數在戰場上拋頭顱、灑熱血的將士們的奉獻，還有那些在革命危機的時候，顧全大局、不謀私利的革命先驅的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