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財中社
8月18日，天津證監局發布〔2025〕2號行政處罰決定書，對國壽安保前基金經理李丹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的行為處以60萬元罰款。
這起涉案金額超3300萬元卻最終虧損的「老鼠倉」案件，再次彰顯了監管部門對資本市場違規行為的「零容忍」態度。
虧損「老鼠倉」難逃追責
根據處罰決定，李丹的違規行為發生在2022年3月至2024年2月期間，彼時她擔任國壽安保某基金經理，利用職務便利掌握所管基金的投資決策、持倉等未公開信息，通過控制「王某」證券賬戶，指示楊某塵下單，開展與基金交易高度趨同的操作。期間趨同買入股票41隻，佔比達74.6%，涉及金額3312萬元，金額佔比72.8%，最終交易虧損。
監管部門通過公司情況說明、基金交易資料、微信聊天記錄、銀行流水等證據，確認其行為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投資基金法》相關規定，構成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的違法行為。儘管李丹申辯稱「部分交易非其授意」「趨同有合理原因」等，但未被採納。按照要求，她需在15日內繳清罰款，不服可申請複議或提起訴訟，期間處罰不停止執行。
從職業軌跡看，李丹2007年進入證券行業，2013年11月加入國壽安保，從研究員逐步晉陞至基金經理，2016年2月起管理首隻產品國壽安保核心產業混合，2024年9月離職，任職超10年。但其業績平平，管理時間最長的核心產業混合截至離任回報為負，在789隻同類產品中排第716位，其他產品也多居同類中後段。業績乏力下，她在任職後期突破合規底線，最終付出代價。
嚴打信號下多人受罰
李丹案的處罰釋放出鮮明的監管信號——任何破壞市場公平的違規行為都將被嚴肅追責，案件再次明確「虧損不是違規免罪符」：即便交易虧損，只要利用未公開信息破壞公平，就必然面臨懲處。
李丹案並非孤例，近年多起案例持續彰顯監管「違規即追責」的嚴打態勢。2024年12月，原嘉實基金經理王宇恆在2022年5月至2023年11月擔任基金經理期間，通過微信向張某明示、暗示7隻股票交易方向，導致張某賬戶與所管基金交易趨同，儘管未獲收益，仍被天津證監局罰款100萬元。
同期，浦銀安盛原基金經理許文峰在2020年7月至2023年3月間，不僅獨立控制9個賬戶趨同交易虧損53.3萬元，還與他人共同控制8個賬戶虧損650.5萬元，同時明示、暗示3人交易獲利3.8萬元，最終被罰沒153.8萬元並被採取5年證券市場禁入措施。
這些案例清晰傳遞出監管邏輯：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的核心危害是破壞市場公平、損害投資者信任，而非以「是否盈利」為處罰標尺。
國壽安保權益產品亦乏力
《財中社》研究發現，李丹案件暴露的內部監督機制缺陷並非孤立事件，可能也是國壽安保這家保險系公募基金長期發展積弊的集中顯現。
作為《保險機構投資設立基金管理公司試點辦法》實施後成立的首家保險系基金管理公司，國壽安保由中國人壽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中國人壽集團全資子公司）與澳大利亞安保資本投資有限公司（百年金融集團核心成員）共同出資設立，自2013年10月揭牌運營以來，始終扮演著中國人壽集團唯一公募基金管理平台的角色。
依託雙股東資源優勢，該公司已構建覆蓋貨幣市場、債券型、股票型及混合型基金的全產品線布局。
然而，近年來公司在人員穩定性與業務發展上的隱憂持續顯現。包括李丹在內，2024年第三季度以來已出現3起基金經理「清倉式」離任現象：2024年9月李丹因個人原因離職；2025年5月李輝一次性卸任國壽安保尊恆利率債、穩誠混合等4隻債券型基金（合計規模超10億元），且未轉任其他崗位；2025年6月26日，張標同時卸任國壽安保穩吉混合、穩壽混合兩隻產品，基本宣告離職。
截至2025年6月末，國壽安保管理規模突破3400億元，但資產結構呈現顯著失衡：債券型基金規模1809.8億元，佔比53.1%；貨幣市場基金規模1429.1億元，佔比42%；權益類基金規模僅102.2億元，佔比不足3%。這種「重固收、輕權益」的模式，雖在過去幾年市場低迷期成為被動選擇，卻也使其錯失了權益市場反彈的機遇。
權益類產品的弱勢直接反映在投資業績上。目前，國壽安保有10隻基金近三年虧損幅度超10%，全部為靈活配置型基金和偏股混合型基金。其中，閆陽管理的國壽安保穩惠混合近三年虧損達41%，虧損幅度最大；國壽安保新藍籌混合和國壽安保研究精選混合緊隨其後，近三年虧損均超30%。
業績乏力進一步傳導至產品發行端：2025年僅新發2隻產品且均延期募集；2024年成立的國壽安保高端裝備基金中，1000萬元為公司自購，僅4名員工合計認購26元。相較於頭部公募機構，國壽安保在權益類產品布局、市場推廣及投研能力建設上已出現掉隊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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