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全球經濟政治格局發生深刻變化，企業出海對於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以及中國特色現代化企業的打造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尤其是在美國向我國發起關稅戰的時代大背景下。
目前我國企業出海的模式豐富多樣，涵蓋了規避貿易壁壘、市場多元化與需求升級、技術合作與創新追趕、品牌國際化與標準制定以及供應鏈安全等多個方面。小米手機通過在印度本地化生產，不僅成功規避了關稅，還獲得了印度智能手機市場的青睞。歐美技術封鎖促使中國企業通過海外併購和研發中心布局合作研發尖端技術，如吉利收購沃爾沃實現了技術躍升。品牌國際化與標準制定也是企業出海的重要方向。海爾通過併購ge家電，成功打入歐美高端市場，並參與國際標準的制定。這不僅提升了海爾的全球品牌影響力，也為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贏得了更多的話語權。供應鏈安全同樣是企業出海的重要考量。寧德時代在德國建電池工廠，貼近歐洲電動車市場，提升了企業的市場響應速度，保障了供應鏈安全。
企業出海不僅是企業自身發展的需要，更是推動全球經濟共同發展的重要途徑。貿易戰促使企業的全球化布局逐漸以區域化與近岸化為主，如北美、歐洲和亞洲逐漸形成的區域性供應鏈閉環，既減少了對單一國家的依賴，也大大降低了地緣政治風險。汽車製造業從「全球採購零部件」轉向「區域內集群化生產」，既提升了供應鏈的韌性，也促進了區域經濟的協同發展。
企業出海促進了技術驅動的價值鏈升級。數字化轉型（如工業物聯網、3d列印）削弱了低勞動力成本的優勢，推動價值鏈向技術密集型環節如研發、設計的集中。碳中和目標推動企業重新評估高碳排放的全球分工模式，綠色價值鏈（如新能源產業）成為重構重點。可持續發展目標成為全球各國的共同追求，為中國企業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
企業出海模式正在不斷創新並呈現出戰略轉型態勢。區位選擇模式上，從早期的東南亞低勞動力成本地區為主，向更側重技術密集區域如歐洲與拉美消費市場轉移。不僅提升了企業的技術水平，也增強了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在出海模式創新方面，數字化出海成為新的趨勢。shein等跨境電商和敦煌網、小紅書等數字服務打破了傳統貿易壁壘，直接觸達海外消費者。綠色出海也成為企業出海的重要方向。新能源企業（如比亞迪、隆基）依託低碳技術優勢，不斷獲得全球綠色基建市場。上述模式不僅順應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趨勢，也為中國企業贏得了更多的全球市場份額。在組織形態上，企業從單打獨鬥轉向生態協同。華為等頭部企業帶動上下游配套企業集體出海，形成產業集群，增強了企業的整體競爭力。
完整的產業鏈體系、強大的製造能力、技術創新能力提升，以及高素質的產業工人隊伍，共同構築起中國新時代企業出海的亮麗風景線。新興市場的廣闊空間為企業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東南亞、中東、非洲等新興市場的發展潛力和市場需求，為企業提供了新的發展空間。關稅戰促使企業加快產業升級和轉型步伐，推動企業從傳統的低成本競爭向創新驅動、品牌競爭轉變，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在漸亂交織的全球經濟格局調整背景下，中國企業正在與更多國家的企業建立合作關係，共同應對關稅戰帶來的挑戰，實現互利共贏。
不可否認，當前企業出海也面臨一些挑戰和困難。在擁抱出海新機遇的同時，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地緣政治波動以及國際市場的複雜性，正給出海企業帶來巨大挑戰。文化衝突和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挑戰對企業出海不容忽視。最為普遍的問題是稅務合規。由於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稅收法規差異巨大，且頻繁變化；各國之間的稅收協定不斷更新；全球最低稅以及單邊數字化稅收的興起，使國際稅收處於多變且複雜的環境中，企業稅務合規成本高昂。另外製造業出海呼喚服務業的出海，這方面企業步伐尚顯蹣跚。
美國挑起的關稅戰促使中國政府積極推動多邊和雙邊國際合作，簽署了一系列「一帶一路」倡議、rcep協定等國際合作協議和框架，為企業出海創造了有利的國際環境；參與維護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國際組織的談判和協商，推動建立更加公平、合理、透明的國際服務貿易規則體系。通過與國際標準組織的合作，推動國內標準的國際化。我國還不斷促進自貿試驗區提供跨境金融、稅收便利等制度創新，同時積极參与國際爭端解決機制的建設，保障企業在海外的合法權益。此外，通過財政專項、海外研發所得稅減免等稅收優惠、跨境服務增值稅退稅、低息貸款等方式努力降低企業的貿易成本。
關稅戰風雨中，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從未停止。風雨過後是彩虹，挑戰之中有機遇。中國企業正以堅定的信念和創新的精神，積極應對關稅戰帶來的挑戰，抓住機遇，實現高質量發展。發展的事實證明，在高水平開放的道路上，中國企業有信心有理由迎來更加光明的未來，為全球經濟的穩定發展貢獻更大的力量。
（作者為上海對外經貿大學經貿學院國際稅收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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