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cmf季度論壇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黃益平指出，中國經濟再平衡已取得實質性進展。然而，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增長模式必須進行系統性調整。他提出，未來中國經濟轉型應圍繞三大方向展開：培育新質生產力、提升國內需求、重塑國際參與方式，而「投資於人」將成為推動這一轉型的核心動力。
黃益平首先回顧了年初經濟表現。儘管一季度數據優於預期，呈現出「開門紅」的態勢，但他提醒公眾保持審慎樂觀。他指出，過去兩年經濟走勢多呈現「前高後低」的特徵，2026年作為「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大型項目的集中啟動對短期經濟回暖起到支撐作用，但關鍵挑戰在於如何實現增長的持續性和穩定性。
針對外界長期關注的經濟「不平衡」問題，黃益平通過數據說明再平衡進程已顯著推進。與二十年前相比，中國投資率明顯下降，消費率穩步上升；經常項目順差占gdp比重從歷史高點接近10%降至2018年以來年均不足2%。即便2025年該比例反彈至3.7%，仍低於g20框架下4%的參考閾值。他指出，這種結構性改善真實存在，但國際社會的關注並未減弱，原因在於中國經濟體量已今非昔比——儘管順差占本國gdp的比例下降，其佔全球gdp的比重卻在上升。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需在自身發展的同時，更多考慮與全球經濟夥伴的協同共進。
關於「供強需弱」的結構性矛盾，黃益平分析認為，消費不足的背後是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包括政府行為模式、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勞動力結構變遷。歷史上，由於勞動力供給充裕，工資增長長期滯後，導致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佔比偏低，進而抑制消費能力。這一現象並非中國獨有，日本及亞洲「四小龍」在類似發展階段也曾經歷。例如，日本消費佔gdp比重在1970年觸底，直至2010年才恢復至國際平均水平。中國消費佔比的低點出現在2010年，目前已進入回升通道。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經濟學家蔡昉判斷中國已於2006年跨越「劉易斯轉折點」，理論上應伴隨工資上漲與失業率下降，但當前經濟增速放緩疊加數字技術與人工智慧的廣泛應用，在提升生產效率的同時，也對就業市場構成結構性衝擊，使得消費復甦路徑更為複雜。黃益平強調，中國的消費水平整體呈上升趨勢，並非持續萎縮。
面向未來，黃益平提出中國經濟必須擺脫對低成本勞動力和傳統產業的依賴，轉向以新質生產力為核心的新增長範式。專利數據顯示，中國在多個技術領域的申請量已與美國相當，雖在原始創新方面仍有差距，但在技術應用與擴散方面具備顯著優勢。他援引英偉達ceo黃仁勛的觀點指出，新技術的最大受益者未必是發明者，而是能高效應用者——這正是中國在全球競爭中的潛在機遇。
在需求側，消費結構正發生積極演變。一批本土新銳快消品牌迅速崛起，開闢全新消費賽道，部分產品定價甚至超越國際品牌，標誌著中國已超越單純依靠成本優勢的競爭階段。
黃益平將中國經濟新模式歸納為三個支柱：其一，發展新質生產力。新興產業需成為引領增長的引擎。儘管面臨壓力，但各行業普遍展現出被新技術重塑的潛力，當前正處於創新創業的關鍵窗口期。其二，提升國內需求。消費增長的根本在於居民收入與信心，所有政策設計最終都應回歸這兩個核心變數。他期望中國能在更短時間內完成消費佔比的提升，避免重蹈日本耗時四十年的路徑。其三，重構國際參與方式。面對全球秩序演變，中國可深化與全球南方國家的合作，推動建立更包容、更契合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國際經濟治理體系。
黃益平特彆強調，「投資於人」是本輪轉型成敗的關鍵。他指出，當前經濟下行並非單純的周期性波動，需採取多維度政策組合。首先，政策工具不能局限於財政與貨幣政策，還需配套行業支持與制度改革，確保增長的可持續性而非短期gdp衝刺。其次，政府職能亟待轉型。過去地方政府擅長基礎設施建設和工業化推進，但在創新驅動階段，需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最後，必須系統性推進「投資於人」戰略——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政策理念，涵蓋人力資本提升與社會保障強化雙重維度，不僅能增強民眾消費能力與意願，也將為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提供堅實支撐。
黃益平表示，「投資於人」既包括提升人力資本，也包括增強社會安全感，最終反哺新質生產力；「投資於人」，將是中國經濟邁向新一輪增長模式的關鍵一步。
（作者 李曉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