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張成思（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
在面臨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和內部結構性改革的複雜形勢下，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做好2025年經濟工作作出了全面政策部署。
會議強調，在堅持穩中求進總基調的同時，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並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轉型升級，著力發展新質生產力。
此舉不僅是應對短期波動的穩增長之策，更是鞏固長期發展根基、培育高質量增長動能的重要方向。
新質生產力的內涵在於通過數字化、綠色化、智能化手段，重塑產業價值鏈條與資源配置結構，加快傳統產業迭代升級，催生新產業、新模式和新技術。
在這一過程中，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作為宏觀調控的兩大核心工具，需要在更高層次上實現協同聯動——財政政策側重增強基礎支撐能力與資源配置效率，貨幣政策側重優化金融生態與融資環境——為產業轉型提供更為穩健的制度環境和資本養分。
在政策「組合拳」作用下，新質生產力有望成為實現我國經濟新的躍升的核心驅動力。
1，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
財政政策在當前階段不僅要實現逆周期調節，更需把握結構性優化問題。通過加大財政支出力度、優化投向結構、提升資金使用效率，可以為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長期而有力的政策支持。
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提高財政赤字率、增加發行特別國債、加大地方政府專項債券使用規模和投向範圍，並強調要盤活存量、做優增量。
這一系列舉措將為戰略性產業發展、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和產業鏈薄弱環節改善等聚合資源、注入活力。
其一，加大對科技創新和基礎研究的財政支持力度，為發展新質生產力夯實底座。關鍵技術、核心零部件和基礎軟體領域一直是我國產業鏈升級的薄弱環節。通過專項基金、引導資金和預算內投資的精準配置，構建更完善的科研生態體系，支持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形成創新合力，有助於加快突破「卡脖子」環節。
這樣，新質生產力的源頭創新將不斷湧現，為產業結構優化奠定堅實基礎。
其二，更有針對性地激勵產業數字化、綠色化轉型。將地方政府專項債與「兩重」項目、「兩新」政策相結合，可推動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產業集群培育和公共服務平台搭建，為新興產業生態圈的形成創造條件。
同時，通過財政工具拓寬項目資本金使用範圍，為數據中心、智能製造產業園、綠色能源基地等提供充足建設資金，從而降低企業前期投入成本，為發展新質生產力掃清障礙。
其三，在優化支出結構、落實惠民生政策的過程中，發揮財政資源對內需擴張和消費升級的引導效應。適度提高城鄉居民養老金、醫療保障和中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將帶動消費潛能釋放，形成對創新產品和服務的廣泛市場需求。
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不僅需要技術和資本驅動，更需穩定而強勁的市場拉動。這就需要圍繞保障民生、促進消費升級加強財政政策設計，助力構建供需雙向暢通的良性循環，加快創新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
2，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
經過多年的發展，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工具日益豐富成熟，在對經濟進行總量調節的同時，更關注結構優化和資源高效配置。
在這一背景下，適度寬鬆並不意味著沒有目的地「放水」，而是通過發揮貨幣政策工具的總量與結構雙重功能，為我國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穩定的融資環境和合理的資金成本。
一方面，中央銀行及時適度地運用降准、降息等工具，有利於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使貨幣增速與經濟增長和價格水平目標相匹配。
這一舉措可使金融機構具備更強的信貸投放意願和能力，為創新型企業、高技術產業、綠色項目提供中長期、低成本資金支持。
金融資源的穩定供給有助於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快速擴大產能，縮短新技術商業化進程，促進創新成果的規模化落地。
另一方面，中央銀行進一步強化貨幣政策的結構性引導能力。在傳統信貸市場中，高端製造業、綠色經濟、數字產業等領域的融資依然面臨信息不對稱和抵押不足等難題。通過政策性銀行再貸款、再貼現、產業專項貸款額度等「精準滴灌」工具，可使金融「活水」直達創新主體。
特別是對於關鍵產業鏈環節、成長潛力大的專精特新企業，可適度降低風險權重、創新信用增進機制，從而使真正有實力、有潛力的創新型企業獲得相對穩定的金融支持，確保這類企業在成長初期就具備面向中長期發展的基礎條件。
同時，我國正在積極探索拓展中央銀行宏觀審慎管理與金融穩定功能。從規範資金流向、防範過度槓桿和不當投機入手，確保新增貨幣更多流向實體經濟創新領域，而非在一些低效項目中沉澱。
通過在貨幣政策執行中引入更加精準的風險監控與審慎管理，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避免資金大進大出或短期炒作，保證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金融環境更為穩健與可持續。
3，宏觀政策的協同發力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不能各自為戰，而應相互補位、協同發力。面對新質生產力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基礎薄弱、產業鏈斷點、市場結構不完善等問題，二者的有效銜接至關重要。
在時間安排上，財政支出的前瞻性布局可為產業創新構築基礎設施、公共平台及產業聯盟網路，為新興產業鏈條打下紮實根基。
當創新主體在技術攻關、裝備引進和初步市場驗證階段獲得財政支持後，貨幣政策可在產業鏈延伸、產能擴張、市場化推廣階段予以持續信貸支持和融資便利，推動企業從「初創—成長—成熟」全生命周期實現穩健發展。
在這一過程中，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形成雙輪驅動、前後呼應的政策框架，使新質生產力的演進路徑更加平滑順暢。
在政策工具配置上，財政政策通過公共投資、專項資金和稅費減免等措施，為加快科技和產業創新營造外部條件；貨幣政策則通過合理引導市場利率水平、拓寬多層次資本市場融資渠道、創新信用增進模式等手段，為產業升級提供必要的金融「活水」。
當財政政策對基礎研究、公共技術服務平台、產業配套設施的投入逐步形成溢出效應時，將有更多創新型企業在市場中站穩腳跟，進而吸引商業銀行、創投機構和其他社會資本積极參与。
這種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合力疊加的良性循環，可大幅提升整體資源配置效率。
在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方面，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同也能發揮積極作用。在財政政策的引導下，重點產業集群和國家級創新平台有序布局；貨幣政策則為地方金融機構提供激勵，支持其面向縣域經濟、中小企業和產業鏈上下游企業提升信貸服務能力。在大力推動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的過程中，使新質生產力的擴散效應貫穿於經濟發展的橫縱維度，有助於我國充分享受創新驅動發展的溢出紅利。
當前，我國正處於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和轉換增長動力的關鍵期。新質生產力是推動產業鏈升級、促進經濟穩健增長的長期引擎。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有機銜接，可以為新質生產力構築良性成長的制度性土壤，實現內需擴張與供給創新的互動循環。
此外，發展新質生產力還將促進就業與民生改善。創新驅動的產業升級有助於提升勞動者技能與收入水平，從而帶動消費需求升級，為高端產品與綠色消費創造持續增長空間。宏觀政策在其中作為「催化劑」，通過優化政策設計和實施機制，助力實現產業升級與消費升級的良性互動。
展望未來，隨著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同效應的不斷增強和新質生產力的蓬勃發展，中國經濟將在更高起點上實現高質量發展。
新技術變革將從源頭上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持續催生新產業群落與新商業模式；創新人才的湧現與培養、國際創新資源的引入與合作，將進一步拓展產業發展的縱深和廣度。
在這一進程中，宏觀政策的協調配合與前瞻布局，既可保障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方向與速度，也可為我國有效化解外部衝擊、提高內生穩定性提供強勁動力。
（註：本文轉載於中國社會科學網，感謝授權。編髮時略有改動，標題為編者所加，未經作者本人審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