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美媒3月28日報道，從死刑犯到流亡者，伊朗庫爾德說唱歌手親口講述他在伊朗監獄中所受的「嚴酷酷刑」。薩曼·亞辛以為自己要出獄了。當時是凌晨5點，獄警剛讓他收拾好個人物品。但接下來，他就被蒙上雙眼，脖子上套上了絞索。
「我想我被套著絞索大概有15分鐘，」這位伊朗庫爾德說唱歌手在接受美媒採訪時回憶道，他講述了自己遭受模擬處決的經歷。「我能感覺到他們帶來了一位神職人員，他在我頭頂誦讀《古蘭經》，他一直對我說『懺悔吧，這樣你就能上天堂了』。」
亞辛如今身處柏林，此前他歷經艱險從伊朗逃脫。他向美媒講述了自己的遭遇，以及獄卒如何對他使用酷刑，試圖迫使他承認自己並未犯下的罪行。
2022年，亞辛因參與「女性、生命、自由」抗議活動，在伊朗監獄中度過了兩年。期間，他走上街頭示威，並錄製反政權歌曲。
當年9月，22歲的伊朗庫爾德女子瑪莎·阿米尼因涉嫌未遵守伊朗強制頭巾法被捕後死亡，由此引發了長達數月的起義。
抗議者遭到殘酷鎮壓，據聯合國一份援引「可信報告」稱，自那以來已有500多人死亡，其中至少有49名女性和68名兒童。
亞辛，其法定姓名為薩曼·賽義迪，於2022年10月被捕，是眾多因該運動而遭起訴的藝術家之一。
據伊朗司法機構下屬的米贊通訊社報道，他最初被指控在反政府抗議活動中持槍向空中發射三發子彈，並「聚集勾結，意圖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犯有伊斯蘭共和國「與真主為敵」罪，被判處死刑。亞辛否認了這些指控。
國際特赦組織和聯合國伊朗問題獨立國際事實調查團均表示，有10名男子因與阿米尼之死引發的起義有關而被處決。
亞辛是數十名在權利組織所稱的基於酷刑逼供的虛假審判中受審的抗議者之一。伊朗最高法院後來推翻了亞辛的死刑判決，他的刑期最終被定為五年。2023年夏天，這位藝術家設法從監獄傳出一條音頻信息，由一家庫爾德人權組織分享。在音頻中，他首次指控當局在試圖逼供時虐待他。
如今，他在德國康復期間能夠更詳細地描述自己的苦難經歷，本月早些時候，他還在瑞士日內瓦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作證。
「精神上，我完全崩潰了，但我正在慢慢學會應對，」這位29歲的藝術家在柏林一家邀請他免費錄製的音樂工作室接受採訪時說道。儘管他到達時試圖露出微笑，但顯然很焦慮。
「身體上，我所遭受的酷刑讓我改變了很多，影響仍然存在。出獄後，我留下了很多創傷，」他說。他的一個手腕上紋著英文「沒有什麼能阻止我」。
亞辛長期以來一直在創作他所說的關於伊朗社會不公和苦難的「抗議音樂」。在他於被捕前數月創作並發布的歌曲《哈吉》中，他唱道：「我曾昂首挺立，充滿自豪。然而他們禁錮了我的聲音。他們剝奪了我的幸福。他們把我倒掛起來，像一頭待宰的牲畜。」
「他們稱之為停屍房」
亞辛告訴美媒，在被拘留的前三個月里，他遭受了「最嚴酷的酷刑」，有一次審訊者告訴他，要用他手中的筆讓他招供。「他們把筆插進我的左鼻孔，然後用力從下面擊打。我疼得暈了過去，等我醒來時，渾身是血，」他說。
這位說唱歌手在回憶獄中經歷時多次中斷談話。他戴著鼻擴張器，以緩解因遭受虐待而導致的呼吸困難，他的鼻子看起來受了傷。
還有埃文監獄大院里的地下冷室，亞辛說審訊者告訴他「這地方甚至不在地圖上」。他認為這棟建築屬於伊朗情報部。「我從其他囚犯那裡聽說，他們稱之為停屍房，因為溫度太低了，冷得刺骨。」
亞辛告訴美媒，「他們把我吊起來——吊一個小時、兩個小時——就那麼掛著。然後他們會把我放下來兩三個小時，接著再把我吊起來，過了一會兒，我進入了一種半夢半醒的狀態——好像意識在遊離，半睡半醒——因為我被倒掛著。他們這樣折磨了我三天。」
亞辛說，他遭受的其他虐待手段還包括被推下樓梯、毆打、侮辱、謊稱他哥哥被拘留以及強迫進行精神病評估。亞辛說，他被迫並最終在脅迫下招供，承認自己是國家媒體發布的一段視頻中的人，還承認在被捕當晚的抗議活動中開了槍。他告訴媒體，這兩點都不是事實，他的死刑判決後來被減輕，部分原因是視頻證據顯示開槍的不是他的手。
他的證詞與聯合國事實調查團對2022年鎮壓事件進行兩年調查的結果一致。該調查稱，伊朗政府「一直否認酷刑指控」，但未表明是否對這些指控進行了調查，也未說明為何駁回這些指控。聯合國報告還發現，這些所謂的犯罪是「為推行國家政策而實施的」。
驚險逃離伊朗，自由的代價
2024年10月下旬，在入獄兩年後，亞辛獲準保外就醫。大約一個月後，他做了鼻部手術，正在家中康復時，電話突然響起。當局命令他返回監獄，比預期提前了五個月。
但他沒有回去。這位說唱歌手說，「我心想，我不能就這麼坐以待斃，如果我離開這個國家，首先，我的家人就不會因為我而遭受更多痛苦。其次，如果我在外面，我就能成為人民的聲音，我可以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為他們邁出一步。」
就在那天晚上，亞辛逃離了伊朗，在一名走私者的幫助下翻山越嶺前往伊拉克北部，但走私者最終拋棄了他。視頻顯示，他在霧氣瀰漫的山上，狂風呼嘯，鼻子上纏著繃帶。
他說，「當我到達山頂時，壓力太大了，我的鼻子開始流血，我暈了過去，不知怎麼的，我成功進入了伊拉克。」在那裡，在非政府組織和一名德國政客的幫助下，他得以前往德國。
如今，他持特別人道主義簽證在柏林重新開始，作為一名懷揣著在美國成名夢想的落魄藝術家。孤獨和遠離家人讓他備受煎熬，但他正努力接受自由的代價。
他說，「在那些早期，儘管氣氛恐怖，鎮壓旨在讓人們噤聲的手段殘酷，但空氣中仍然瀰漫著一絲自由的氣息，出獄後，我覺得自己對人民負有巨大責任。我對自己有了更高的期望，要成為他們的聲音，這對我來說意味著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