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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微觀敘事和宏觀敘事交替切入的電視劇和角度多樣的報道文本形成了對主線敘事和記憶的一種填補，對於受眾而言。
實際上豐富了其對建黨歷史的各種面向的認知，實現了建黨集體記憶、當時歷史人物的個體記憶（當時歷史人物的個體記憶如今被報道後形成了集體記憶）與現世受眾個體記憶的交織，完成了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協商、相互建構。
主流敘事的紅色之光和個體記憶的微光共同對建黨記憶實現照亮。
個體行動對集體記憶的再建構
個體記憶是集體記憶和社會記憶的起點，身處不同社會情境下的行動者會依據不同的文化框架去採取行動改變集體記憶的內容與意義。
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對於我國是一個盛大的慶典，也是一個壯大主流意識形態價值觀的契機，而如何發揚壯大則成了文化宣傳界的首要議題。
《覺醒年代》電視劇的獨特之處在於，其對建黨集體記憶的建構不是止於劇片本身，被充分調動的個體記憶在黨史記憶的更迭中承擔起了自身責任，又加入對集體記憶的再建構之中。
據蟻坊軟體數據顯示。
《覺醒年代》2021年3月19日收官後網路討論熱度有不減反增的趨勢。陳獨秀和陳延年、陳喬年父子三的火爆，帶火了位於安徽合肥的「延喬路」。
據「清博輿情」數據監測可以發現，2021年06月28日07:25至2021年07月05日07:25，有關陳延年、陳喬年的相關輿情信息達14015條。
人民日報、新華社、共青團中央網站、中央政法委長安劍、澎湃新聞等均予以關注。6月30日，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慶典前夕，一則「破防！時隔百年。
這盛世如你們所願」的微博在朋友圈引發刷屏，在07月01日達到波峰，在07月02日達到次波峰。
媒體對於延喬路和安慶市獨秀園的報道，利用公眾的集體行為進一步增進了集體認同感，從而完成了「集體記憶-集體認同-集體行動-媒體報道-集體認同-集體記憶」的集體記憶建構閉環。
大多數受調查者認為其看到媒體報道的對建黨人物的紀念性活動時，內心十分感動，且認為這類報道會增進整個民族的團結度。
（兩個量表問題的平均數均為4.3）297名受調查者中，有254名對「《覺醒年代》電視劇和圍繞其生成的報道文本是有（積極）力量的」問題持「比較認同」或「非常認同」態度。
證明以《覺醒年代》為中心的報道文本對公眾的傳播效果尚佳。
有255名對「電視劇和報道產生的力量會讓我們國家和民族變得更好」這個問題持「比較認同」或「非常認同」態度；有260名對「希望下一代多多接受這樣的黨史教育」問題持「比較認同」或「非常認同」態度。
如果說影視劇本身和媒體對歷史的書寫是主流意識形態在當前歷史敘事框架之下對個體記憶的規訓，那麼集體行動較之而言是具有豐富的個體情感的。
主流意識形態為鞏固自己的地位，對其合理性的論證與強調亦需要個體的配合，民族認同感在此時作為群體黏合的紐帶，經由集體記憶在個體間得到最大釋放。
自發性行為又成為記憶再建構的源泉。在本質上，集體記憶可以被視為當前主體基於特定目標對個體記憶的整合和重構，個體作為集體的組成部分，能夠在物化實踐活動或物質形式中找到集體的身影。
建黨集體記憶在媒體與公眾間的互動鞏固
在人們以往對媒體書寫建構集體記憶的預設框架中，媒體作為書寫者，掌握主動權，扮演主要角色，而其背後則隱喻著各種權力元素的鬥爭和妥協。
集體記憶與權力密切相關，其受制於權力，本身也是權力。《覺醒年代》的意義已然超脫出一般黨史類影視劇所共同擁有的意義。
其作為重大紀念日的獻禮片，在還原建黨史實的內容意義之外，也有鞏固國家民族認同感的精神層面意義，集文藝意義與民族意義於一體。
本章前兩節具體探討了公眾何以可能鞏固建黨集體記憶以及公眾如何反作用於媒體以鞏固建黨集體記憶，本節主要從抽象的角度探討作為媒介的個體與媒體對建黨集體記憶的互動鞏固關係何以實現。
作為主導的媒體的記憶鞏固效用
媒體和權力是一個國家集體記憶的建構主體，在以往的集體記憶研究中，研究者們普遍這麼認為。
有學者認為，新世紀以來，政治權力對革命歷史記憶影像建構的規訓存在「顯性」與「隱性」兩種方式。傳播環境逐漸開放的當下，權力意志的單方面規訓成為歷史，取而代之的是協商規訓。
在《覺醒年代》播出及播出後的一段時間，媒體以其為中心進行了一系列的文本生產，其背後實則是對文藝作品背景的歷史真實性的作證。
電視劇及其報道文本連接了過去和現在，對建黨記憶搭建了歷史在場的舞台，媒體則將集體記憶內化為個體記憶，勾通了主流意識形態和大眾思想。
電視劇的播出告訴了受眾「想什麼」，而作為鞏固效用的報道文本則進一步設置了公眾「怎麼想」的議程。
主流媒體背後的國家意志還調用各種社會文化資源保證劇片播出後對征喚建構而成的集體記憶的鞏固，除了安排其在央視黃金時段播出外，還在各級媒體上加大宣傳力度。
央視新聞微信公眾號2021年10月1日國慶節的推文《你的名字看見山河》即以《覺醒年代》電視劇為切入點，對安徽省合肥市的兩條道路進行了視頻報道。
分別是以編劇龍平平的爺爺崔筱齋命名的「筱齋路」和以陳延年陳喬年命名的「延喬路」，報道以《覺醒年代》編劇龍平平的個人角度敘事展開。
龍平平通過介紹自己的爺爺和「筱齋路」，與陳延年陳喬年在劇中的故事穿插並敘，講述了崔筱齋個人為國、為號召農民而做出的貢獻，從個體的視角上升到合肥這座城市以革命烈士命名道路的事件。
合肥市地名規劃辦公室專家、執筆人在報道中介紹到：「我們一開始想把陳延年、陳喬年命名為兩條路，但是考慮到兩條路（相隔）太遠了。」
他們從參加革命，兩個人一直是形影不離的，最後犧牲也都是在上海龍華犧牲的，這樣把兩條路分開，我們感覺到於心不忍，所以為了體現他們的兄弟感情，當時我們是這麼有意為之的，實際上這個路名就是一座無形的紀念碑，只要這條路在，這個紀念碑就在。
報道最後播放了學生在延喬路的紀念革命先烈獻花活動，「一個國家如果不崇拜英雄，這個國家是沒有活力的」，龍平平在最後說到。建黨集體記憶由媒體主導了「征喚、建構和鞏固」的全過程，媒體的鞏固效用體現在將征喚起的集體記憶於特定時間節點的再征喚。
國慶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巨大節日慶典，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間節點對建黨記憶的再征喚是主流媒體集體記憶鞏固的策略。主動設置，主動鞏固，作為主導的媒體在集體記憶的鞏固過程中同樣起著主導作用。
參考文獻：
1.季世昌.做好紀念建黨七十周年這篇大文章[J].視聽界,1991(03):4
2.陳振華.集體記憶研究的傳播學取向[J].國際新聞界,2016(4):114-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