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莫言
自從我獲得了201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之後，網路上瘋傳著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上有四個人：三個男人，一個女人。三個男人是張藝謀、姜文、莫言；一個女人是鞏俐。
這張照片是二十五年前，在我的故鄉山東高密我們家的院子里照的。
當時我們四個人都很年輕。張藝謀最大，也不過三十四五歲，而鞏俐是一個大學三年級的學生，只有二十二三歲。
我想，二十五年過去了，我們已經變老了。那個時候我們都沒有名，現在我們都有名了，但可惜我們老了。如果讓我拋棄我所得的所有獎項和榮譽，回到當時的青春歲月，我會毫不猶豫地回去。
《紅高粱》這部影片在當時拍的時候，我們也沒有想到會造成那麼大的影響。
這部影片總共的投資只有六十萬人民幣。
現在張藝謀拍一部電影要好幾億人民幣。
他用六十萬人民幣拍的電影變成了經典，我想，為什麼《紅高粱》這部電影會獲得這麼大的成功呢？那我就可以很驕傲地說，因為我的小說《紅高粱》寫得很好。
這部小說於1986年3月份發表在《人民文學》上，大約過了有四個月，張藝謀就找到了我。
當時張藝謀光著膀子，黑得跟煤炭差不多。他是左腳穿著一隻鞋子，右手提著一隻鞋子。因為他手裡提的那隻鞋的鞋帶在公共汽車上被人踩斷了。
我一見他，馬上想起我們生產隊的小隊長。
後來張藝謀說，我一見莫言，就想起了我們生產隊的會計。
於是，一個小隊長和一個會計進行了一次成功的合作。
當時張藝謀說，我很可能對你的小說進行很大的改動。
我說，隨便你改，因為我信任你。
我說，我在小說里描寫的爺爺和奶奶在高粱地裡面戀愛，你可以讓爺爺和奶奶在高粱地裡面實驗秘密武器。
但最終還是讓爺爺和奶奶在高粱地裡面戀愛。
當時有很多人認為我的小說讓張藝謀改編成電影，我發了很大的財。
我回到故鄉，有一位老鄉問我，聽說張藝謀給了你一百萬？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一百萬人民幣，我想比現在的一億元都讓人驚喜，但實際上張藝謀購買我這個小說的電影版權只花了八百元人民幣。
但這八百元，在當時讓我感覺到我已經成為了一個富翁。因為八百元在我的故鄉可以買一頭很大的黃牛！一部小說的電影版權就可以換一頭黃牛，你說能不讓我高興嗎？
我也是這個電影的編劇之一。我們最早寫出來的劇本分上下集，大概有六萬多字。
等到第二年秋天的時候我回到故鄉，張藝謀的劇組也到了。他拿出定稿的劇本讓我看，只有薄薄的十幾頁紙。
我說，我們的劇本原來這麼厚，你現在怎麼就剩了這麼薄呢？張藝謀說，這些就足夠了！
這個電影拍成以後，我才知道一個電影劇本確實要不了多少文字。
我記得他這個劇本裡面有兩段，每段只有兩個字。
一段的兩個字是「顛轎」。這一段在拍成的電影裡面，足足顛了五分鐘。
還有一段兩個字，叫「野合」。大家會看到，這個「野合」，需要多長時間。
所以後來我給他們寫劇本也寫得很短。導演嫌劇本短，我就說，你去看看《紅高粱》吧！
後來有很多宣傳，說張藝謀為了拍這個電影在我們高密種了幾千畝高粱，但實際上總共種了不到四十畝。
在電影鏡頭裡面出現的那種一望無際的高粱地實際上都是騙人。
在我的小說裡邊，高粱是紅的，在電影裡邊高粱都成了綠的。
當時我對張藝謀的這個改動很不滿，我說：你為什麼要拍綠高粱？
張藝謀說，當高粱紅了的時候，高粱的肢體是僵硬的；只有當高粱還沒有成熟的時候，它的肢體才是柔軟的，而且是像女人的軀體一樣的柔軟。
這個比喻確實有點莫名其妙。
這是中國的電影第一次在西方的國際電影節上獲得大獎，引起的轟動一點點都不亞於我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當時中國從南到北都響起了「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的粗獷豪放的歌聲。
我記得我從高密回到北京，一出火車站就看到一個青年人手裡提著一個啤酒瓶子，一邊走一邊搖晃，一邊搖晃還一邊唱：「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
當時我就想，這樣一部電影，為什麼會引起如此強烈的反響呢？難道僅僅是因為它獲得了國際電影節的大獎嗎？後來我想不是。因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正是中國思想解放的時候。經過了長期壓抑的人們，內心深處有很多東西要釋放。而《紅高粱》這個電影里，無論男人還是女人，都是敢說敢做、能夠喝酒、敢愛的人。
他們的身上當然都帶著很多粗鄙的東西，粗魯，甚至有幾分野蠻。
但是這樣一種追求自由、無所畏懼、追求個性解放的精神，滿足了大家精神的需要。
另外，《紅高粱》無論是小說，還是電影，都是一種故事的新的講法。在過去的中國電影裡邊，描寫這樣的題材，往往主角都是英雄人物。但這部電影裡邊的主要人物、正面人物實際上是一群土匪。他們在和平年代裡乾的是殺人、放火、搶劫的壞事。但是當外敵入侵、國家民族面臨著覆滅命運的時候，他們身上的民族自豪、民族自尊被調動起來了。用這種方式來講述這樣的故事，在當時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這部電影在其他的藝術方面也有很多的創新。
比如在音樂的運用上，它大量地使用了地方的、民間的旋律；在色彩的運用上，它也大量地使用了民間藝術的強烈對比。
當然了，如果我們現在再來看這部電影，肯定還會發現其中的許多令人不滿意的地方，這個電影也帶著很多當時的歷史所造成的局限性。
但是正像讓我再寫一部《紅高粱》我寫不出來一樣，你讓張藝謀再拍一個《紅高粱》，我估計他也拍不出來了。
（摘自《北方人》 2022年第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