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未婚妻想讓我把工作給她弟弟被我拒絕，幾天後她與我退親

＂老周，你把工作名額讓給小李家弟弟吧，咱倆結婚後都是一家人了。＂

那是1976年初春的一個黃昏，我和春花剛從百貨大樓買完結婚用品回來，她站在自行車旁，眼神裡帶著期待，腳邊是幾個裝滿東西的紙袋子，裡頭有兩個搪瓷缸子和一條印著喜字的毛巾。

我捏了捏自行車把手上起皮的塑料皮，沉默片刻，緩緩搖了搖頭：＂這事我做不了主。＂

這個決定，竟在不知不覺間改變了我們的命運。

我叫周建國，1953年出生在松江縣一個普通工人家庭。

父親在國棉七廠當機修工，一雙手總是沾滿機油，連指甲縫裡都是黑的，怎麼也洗不幹凈。

母親在廠食堂煮飯，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回來時身上總帶著一股混合了油煙和汗水的氣息。

家裡還有個妹妹周小紅，比我小三歲，在縣印刷廠當裝訂工。

我們住在廠區的筒子樓里，兩間十幾平米的房子，條件算不上好，牆上的報紙糊得已經發黃，門一關油煙味就散不出去，但在那個年代已經足夠知足，至少不用和別的家庭合住一間屋子。

1970年，我初中畢業便被分配到廠里做了學徒工，跟著師傅李德才學修理紡織機。

那時候沒什麼選擇，文革正鬧得轟轟烈烈，能進工廠已是幸事，何況我父親託了關係才把我安排進來，免得我被送去農村插隊。

我勤勤懇懇，從修理簡單的零件開始學起，沒事就拿著扳手去練手，很快就掌握了機器操作技能，成了廠里的技術骨幹。

每個月二十八塊五的工資，在那個年代，算是個體面收入，養活自己綽綽有餘，還能給家裡補貼一些。

春花是1974年經人介紹認識的，那時我剛轉正，鬆了一口氣，終於可以考慮個人生活了。

她家住在縣城，父親是供銷社的幹部，雖不是什麼大官，但在當時也算有些地位，家裡有一台黑白電視機，那在我們眼裡簡直像個寶貝。

春花長得清秀，眉毛彎彎的，說話總是輕聲細語，臉上常帶著淺淺的微笑，性格溫和，我們很快便確定了關係。

兩年的相處，感情已經穩定，都說好了1976年秋天結婚，我們還去照相館拍了兩寸的結婚照，我穿著借來的中山裝，她穿著一件帶花的確良襯衫，照片洗出來貼在大本相冊的第一頁，邊上用紅筆寫著＂永結同心＂。

那年春天，廠里要招一批新工人，大約二十個名額。

這在＂文革＂後期是難得的機會，廠區附近好多待業青年都盯著這些名額，有的拉關係，有的託人情，車間主任的辦公室茶杯里的茶葉都換了好幾茬。

招工名單由廠黨委和工會共同審核，我因表現出色，被安排參與部分技術考核工作，負責測試應聘者的基本機械操作能力。

就在名單即將確定的前一周，春花找到我，提出了那個請求——她想讓我把一個名額給她弟弟李小明。

＂建國，我弟弟今年十八了，在家待業兩年了，整天無所事事，天天把收音機聲音開得震天響，父母整天為這事發愁。＂

春花眼睛裡充滿期待，手指不停地纏繞著衣角，＂你看咱馬上就要結婚了，你不是參與招工嗎？能不能幫幫忙？＂

我皺起眉頭，手裡的鋼筆在指間轉了轉：＂春花，這事我真做不了主。＂

＂招工有規定程序，要公平公正，我只是個小小的技術員。＂

＂再說，我只負責技術測試部分，最終決定權在廠領導手裡。＂

春花臉色一沉，把我遞過去的綠豆糕推到一邊：＂可我聽馬師傅的老婆說，馬師傅的侄子就是你們內部打招呼進去的。＂

她輕輕哼了一聲：＂你連這點事都幫不上，還談什麼結婚？＂

＂那是馬師傅跟廠長的關係，他倆是老鄉，又一起當過兵，我一個普通工人哪有那本事？＂我喝了口茶，有些燙嘴，＂再說了，你弟弟連基本的機械常識都不懂，前天我問他軸承是什麼，他答不上來，連套簡單的圖紙都看不懂，技術測試根本過不了關。＂

＂你是嫌我們家門不當戶不對？嫌我爹不夠級別？＂春花突然提高了嗓門，茶桌上的瓷蓋子被她一下打翻在地，＂嫌貧愛富＂四個字差點脫口而出。

周圍茶座上的人都朝我們這邊看過來，我尷尬地低下頭，小聲道：＂你別這麼說，你知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只是覺得該走正路，不能搞特殊，我爹從小就教我做人要正直。＂

＂大家都不容易，等工作分配幾年的人多了去了，憑什麼你弟弟就能插隊？＂我也有些急了，太陽穴一跳一跳地疼。

＂你少來這套大道理！＂她站起身來，眼睛裡閃著淚光，＂李明亮家的閨女都通過他爹的關係進了印刷廠，你為啥就這麼死心眼？＂

我們第一次因為這事爭執不下，最後不歡而散。

春花甩下一句＂你好自為之＂便騎車走了，后座上的紙袋子搖搖晃晃，我擔心那兩個搪瓷缸子會摔壞。

接下來幾天，春花沒再提這事，每天晚上還是如約到廠門口等我下班，一起騎車去護城河邊散步。

我以為她想通了，畢竟結婚大事為這點小事鬧翻不值得。

直到招工名單公布那天，廠大門口的公告欄前擠滿了人，李小明使勁擠到前面，好不容易看清名單，卻沒找到自己的名字，臉刷地一下白了。

當晚，春花父親打電話到廠里傳達室，說要見面談談，語氣不太好，傳達室大爺拿著電話本子找到我宿舍，眼神有些異樣。

第二天，我特意穿了件乾淨的白襯衫，去了春花家。

客廳里，春花父母坐在沙發上，墊子下面露出一角藍底白花的塑料布，茶几上放著幾塊水果糖和一壺茶，卻沒人給我倒。

春花低著頭站在一旁，咬著嘴唇，手指不停地絞著圍裙角。

＂建國啊，你看咱們兩家都處了兩年了，你跟春花感情也不錯。＂

李叔抽著紙煙，煙灰掉在褲子上都不管，眼睛眯成一條縫，＂但這次小明的工作，你就是不肯幫忙，讓我們全家很失望啊。＂

＂李叔，不是我不肯幫忙，實在是...＂我正想解釋。

＂行了，別解釋了。＂

李嬸一把搶過話頭，臉上的肉抖了抖，＂我們家也不是沒人托，供銷社都認識幾個領導，只是想著你們馬上要結婚，想給你個表現的機會。＂

她重重地放下茶杯：＂你要是真心對春花好，這點小事都辦不到，那以後大事怎麼辦？我看，你們這婚事還是算了吧。＂

我驚呆了，手裡還捏著給李叔帶的一包大前門香煙，一時不知道該不該遞過去。

我看向春花，希望她能說句話，可她只是咬著嘴唇，手帕在手心揉成一團，目光閃躲，像是害怕被燙到。

＂春花，你也是這麼想的嗎？＂我艱難地問，嗓子發緊，像是被什麼東西堵住了。

沉默幾秒後，春花輕聲說：＂建國，我爸媽說得對，我們可能不合適。＂

說完她轉身進了裡屋，再沒出來。

就這樣，我們的婚約在一個名額之爭中化為泡影。

從春花家出來，我像丟了魂似的，錢包和香煙也忘在了茶几上，也不想回去拿了，在縣城的街上遊盪了一整夜。

路過縣劇院，電影《決裂》的海報在風中搖晃，底下幾個年輕人排著隊等著買票，有說有笑。

不知為何，我的眼眶濕潤了，一股酸澀從胸口湧上來，卡在喉嚨里，怎麼也下不去。

我們的婚約就這麼決裂了，而我甚至連掙扎的餘地都沒有。

消息很快傳開，本來是喜事，現在成了笑柄。

廠里的人看我的眼神都變了，有人說我傻，為了原則丟了媳婦；也有人說我清高，不識抬舉；更有人說春花家早就看不上我，只是找個借口退親。

最難堪的是，我爹被人在廁所堵住，悶聲不響地抽了半天煙，紅著眼睛回家，劈頭蓋臉就是一句：＂你小子怎麼把大好姻緣弄丟了？＂

回到宿舍，我躺在床上輾轉反側。

上鋪的燈泡發出昏黃的光，照在牆上貼的春花照片上，她笑得那麼甜，眼睛像兩彎新月。

舍友老王坐到我床邊，遞給我一支煙：＂建國，你別想不開。＂

他點燃了煙，深吸一口，吐出一團煙霧：＂這年頭，因為工作名額鬧分手的多了去了。＂

＂春花家本來就瞧不上咱們廠工人，是看中你能幫他弟弟安排工作，現在沒戲了，自然不肯把閨女嫁給你。＂

＂可我們相處兩年了啊，難道感情就這麼不值錢？＂我苦笑道，嘴裡的煙味苦澀。

＂感情？＂老王嗤笑一聲，彈了彈煙灰，＂在一個工作名額面前，什麼感情都是浮雲。＂

他拍拍我的肩膀：＂你好好想想，沒準兒是躲過一劫呢。這種人家，你要是真進門了，以後還不知道有多少事等著你呢。＂

接下來的日子，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工作，像是要把自己掏空。

白天在機器旁忙碌到滿頭大汗，晚上在宿舍點著煤油燈看技術書籍，眼睛熬得通紅。

我想通過工作麻痹自己，不去想那段感情，不去想春花看我時的笑靨如花，不去想我們一起在江邊看月亮的夜晚。

然而每當夜深人靜，只聽得到老王的鼾聲和窗外的蛙鳴時，春花的臉龐還是會浮現在眼前，清晰得像是就在眼前。

轉眼到了炎熱的夏天，廠里的排風扇吱吱呀呀地轉著，也驅不走悶熱。

就在這時，廠里因為產量提升，決定派幾名技術人員去上海學習新設備操作，一去就是三個月。

我被車間主任點了名，這讓我看到了新的希望，至少能離開這個充滿閑言碎語的地方，喘口氣。

臨行前，父親把我叫到身邊，塞給我一條幹煙，拉著我的手說：＂兒子，吃一塹長一智。＂

他粗糙的手掌上全是繭子，摸起來像砂紙一樣：＂以後眼光要放長遠些，別被眼前的情愛迷住了心竅。＂

＂你大伯當年要不是為了個女人放棄了上學的機會，能淪落到現在這樣？＂

＂記住，男人的出息比什麼都重要。＂

上海之行讓我大開眼界。

我住在廠里安排的宿舍，雖然是六人間，但條件比松江好多了，有熱水器，有電扇，樓下食堂的師傅還會做松鼠桂魚。

廠區里到處是花壇，路邊種著法國梧桐樹，自行車整齊地停在車棚里，看起來就是另一個世界。

不僅學到了先進技術，我還認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其中有位叫孫芳的姑娘，是上海紡織學校的學生，在廠里實習。

我們因工作接觸頻繁，一開始她總喊我＂周師傅＂，慢慢熟悉起來後，才改口叫我＂建國＂。

孫芳比我小兩歲，眉目清秀，扎著馬尾辮，戴一副圓框眼鏡，穿著樸素卻整潔，說話不緊不慢，條理清晰。

她性格開朗，知識面廣，不像有些姑娘見了男同志就羞羞答答的。

每次討論技術問題，她總能提出獨到見解，常常把一些上海來的技術員都問得啞口無言。

有一次，德國進口的一台大型紡織機突然出現故障，電機不轉了，其他人手足無措，連廠里的老師傅都束手無策。

孫芳卻冷靜分析，拿出一本筆記本翻了翻，很快找出問題所在——電機的碳刷磨損了。

那一刻，我對她肅然起敬，那種敬佩和對春花的感情完全不同。

＂你怎麼懂這麼多？＂我忍不住問，手裡捧著她從德文說明書上抄下來的那本厚厚的筆記本。

＂書本知識結合實踐唄。＂她笑著回答，把垂下來的一縷頭髮別到耳後，＂我爸是老工程師，從小耳濡目染。＂

＂再說，咱不懂還不能學啊？現在不是不提倡＇女子無才便是德＇那套老舊思想了嘛。＂她一邊整理工具一邊說，動作麻利，一點不拖泥帶水。

與春花不同，孫芳對工作充滿熱情，我們有聊不完的共同話題。

從最初的紡織機械，到後來的生活瑣事，再到各自的理想和抱負。

她說她想以後當個女工程師，我說我想回松江帶出一支技術隊伍。

漸漸地，我發現自己常想著她，期待每天的見面，那種感覺和對春花的依戀不同，更像是發自內心的欣賞和尊重。

學習期滿返回松江前，我鼓起勇氣約孫芳出去吃飯。

在一家小館子里，我們點了兩碗陽春麵和一盤炒青菜，她不像春花那樣愛吃葷腥，說是從小媽媽教育要粗茶淡飯。

我們聊到了各自的家庭和經歷，她說她父母都是知識分子，母親在中學教書，父親在研究所工作。

聽說我曾有過未婚妻，她並不驚訝，只是靜靜地聽我說完，然後問：＂那時候你一定很難過吧？＂

＂難過，但現在想想，也許是件好事。＂我喝了口茶，嘆了口氣，＂如果為了這種事妥協，以後會有更多妥協。＂

＂春花他們一家不會是最後一次提出這種要求的。＂

＂我覺得你做得對。＂孫芳認真地說，眼睛透過眼鏡直視著我，＂原則問題不能讓步。＂

她放下筷子：＂我爸常說，做人要有底線，做事要有標準，寧可清貧自守，不可倚勢假公。＂

臨別前，我們互留了地址，約定保持通信。

回到松江後，我和孫芳的信件往來頻繁，幾乎每周一封。

她的字跡工整清秀，一筆一划都很規矩，像她的人一樣，內容充實而不做作，有時還會在信紙邊上畫幾筆花草，或是貼上一張剪報。

通過書信，我們的感情逐漸加深，我發現自己越來越期待每周四那天，因為那是郵遞員來的日子。

1977年初，國家恢復高考的消息傳來，這給了我新的希望。

雖然已經24歲，高中課程也忘得差不多了，但我還是決定報考工科院校，提升自己。

廠里有些人笑話我：＂都這把年紀了，還考什麼大學？安安穩穩在廠里干，多好。＂

＂聽說才錄取百分之幾，你這不是費勁嗎？＂

孫芳在信中卻極力支持我的決定，並寄來了她珍藏的複習資料和哥哥上大學時的筆記。

＂別人笑你痴，傻子才放棄夢想。加油，我相信你！＂她的信上這樣寫道，還特意在＂相信＂兩個字下面畫了雙橫線。

每次讀到這樣的鼓勵，我的胸中就湧起一股暖流，比春花以前的甜言蜜語更能給我力量。

備考期間，我白天工作，晚上學習到深夜。

那時沒有補習班，全靠自學，數學公式和物理定律在腦子裡打轉，有時候做夢都在解題。

有時困得眼睛睜不開，我就想著孫芳期待的眼神，或者讀讀她的來信，咬牙堅持下去。

老王買了兩斤紅糖，每天給我沖一杯，說是補腦子，宿舍里瀰漫著甜膩的氣息。

就在這段時間，我偶然在供銷社門口遇見了春花。

她穿著一件鵝黃色的確良裙子，打著遮陽傘，挽著一個身材魁梧的男人，那人西裝革履，手上戴著手錶，一看就不是普通工人。

聽說是縣裡某領導的兒子，在糧食局工作，家裡有小汽車，是個吃公糧的＂鐵飯碗＂。

看到我，春花愣了一下，眼中閃過一絲複雜的情緒，隨即低頭快步走過，像是在躲避什麼。

那個男人疑惑地看了我一眼，摟著春花的肩膀徑直走了，皮鞋在水泥地上敲出清脆的聲響。

那一刻，我心裡竟沒有多少波瀾，只是默默祝福她過得好。

人生的道路千萬條，各自選擇，各自承擔，誰也不欠誰的。

1977年冬天，高考成績公布，我被上海工學院錄取了。

全廠上下一片震動，我是恢復高考後第一個考上大學的工人，連廠廣播站都播了這個消息，說是＂廠里的驕傲＂。

廠領導專門找我談話，希望我畢業後回廠工作，還承諾保留我的工齡和職位，甚至暗示可能會安排我當車間副主任。

我爹高興得連著喝了兩斤白酒，走路搖晃著，逢人就說：＂我兒子考上大學了，要當工程師了！＂

他那些年的辛苦和委屈彷彿一下子都得到了補償，腰板也挺直了。

將這個好消息告訴孫芳時，她在回信中寫道：＂太棒了！我就知道你能行。＂

＂你說巧不巧，我也考上了，是紡織工學院。以後我們就在一個城市了！等你來上海，我請你吃最正宗的生煎包。＂

她在信的末尾畫了一個笑臉，還附上一張在黃浦江邊拍的照片，背景是外灘的萬國建築群，陽光下的她笑容燦爛，眼睛裡閃著光。

1978年春天，桃花開放的季節，我背著一個舊帆布包，裡面裝著幾件換洗衣服和一摞書，登上了開往上海的火車。

父親送我到車站，硬塞給我五十塊錢，說是他這些年攢下的，讓我好好讀書，別擔心家裡。

車窗外，家鄉的田野漸漸遠去，我的心情卻無比輕鬆，彷彿終於掙脫了什麼枷鎖。

孫芳在火車站接我，遠遠地就看見她穿著淡藍色的襯衫，扎著馬尾辮，向我招手。

那一刻，陽光灑在她身上，我知道自己找到了真正的歸屬。

大學四年，我和孫芳從校友變成戀人，又從戀人變成了夫妻。

我們在各自的學校埋頭苦讀，周末偶爾約會，去看看電影，或者在校園裡散步。

有一次，孫芳問我：＂你有沒有後悔過，為了原則放棄了春花？＂

我搖搖頭：＂沒有，一點都沒有。＂

＂如果當初我妥協了，也許根本不會來上海，不會遇見你，不會有今天的一切。＂

＂有時候看似的堅持，其實是命運的安排。＂

畢業後，我們都留在了上海工作。

我在一家機械廠任工程師，專門負責紡織設備的研發；孫芳則在紡織研究所工作，研究新型纖維材料。

我們有了自己的小家，一套不到30平米的筒子樓，傢具是單位發的，簡單得很，但擺上孫芳親手繡的枕套和窗帘，立刻有了家的溫馨。

生活雖然簡樸，卻充滿希望，每天清晨看著陽光從窗帘縫隙中灑進來，照在孫芳熟睡的臉上，我都會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滿足。

1985年夏天，一個悶熱的下午，我接到家裡來信，是妹妹寫的。

信中說，春花離婚了，她丈夫因為經濟問題進了監獄，她帶著五歲的兒子回了娘家。

更諷刺的是，她弟弟當年通過春花丈夫的關係進了糧食局，如今也因工作失誤被辭退，每天借酒消愁。

讀完信，我坐在陽台上發獃，手中的信紙被汗水浸濕了一角。

想起九年前那個因名額而退親的春天，恍如隔世。

若當初我妥協了，為了保住那段感情而放棄原則，如今又會是怎樣的人生？

＂在想什麼呢？＂孫芳端著兩杯茶走來，在我身邊坐下，她的肚子已經微微隆起，裡面是我們的第一個孩子。

＂在想命運的奇妙。＂我接過茶，輕輕撫摸她的手，＂如果當初春花沒有退親，我可能不會來上海，不會考大學，不會遇見你，不會有今天的一切。＂

孫芳笑了，眼角的細紋像花瓣一樣舒展：＂這叫＇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她捧起茶杯，輕輕吹了一下：＂當時看似的不幸，或許是命運給你的轉機。＂

＂你說得對。＂我望著窗外漸漸西沉的太陽，＂人生沒有如果，只有結果和領悟。＂

＂謝謝你，一直在我身邊。＂

她靠在我肩上，輕聲說：＂往事如煙，無須再提。＂

＂我相信你當初的選擇，也相信我們的未來。＂

窗外，上海的夜色漸漸深沉。

遠處的霓虹燈像星星一樣閃爍，街邊的梧桐樹沙沙作響，映照著這座永不停息的城市。

我和孫芳依偎在一起，享受著這份來之不易的平靜與幸福。

回首往事，那個因拒絕徇私而失去未婚妻的選擇，竟成了我人生的分水嶺。

它教會我堅守原則的重要性，也讓我明白了真正的感情不會因外在條件而動搖。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生活中沒有真正的錯過，只有更好的安排。

那個退親的春天，不是故事的結束，而是新生活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