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年我認識一湖北女人，看她頻遭家暴，我主動做了她的娘家人

＂我當娘家人＂

＂燕子，明個兒你就去法院，這日子不能再過了！＂我站在廠區宿舍的水泥地上，執拗地說。

小燕低著頭，臉上的青紫在昏黃的路燈下格外刺眼，像是一朵凋謝的花。她輕聲道：＂莎姐，孩子還小...家醜不可外揚啊。＂

那是1994年的春天，剛改革開放不久，南下打工的人潮如織。我們這家國營紡織廠的流水線上多了一位湖北老鄉——小燕。

她比我小五歲，瘦瘦的，說話輕聲細語，笑起來眼睛彎成月牙，很是討人喜歡。可惜好看的臉總時不時出現些青一塊紫一塊的印記，叫人心疼。

廠里的姐妹們私下議論紛紛，都知道是她那丈夫老徐喝了酒就動手。幾次下來，我這心裡憋著一股火，像是爐子里的炭，壓不住了。

那年頭，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可動手打人的事，在我眼裡就是天大的錯。我和老公小陳也是從湖北荊州出來打工的，聽說小燕父母早亡，嫁到南方無依無靠，更覺得她可憐。

＂老陳，咱們就當小燕的娘家人吧。＂一天晚上，我對老公說，＂湖北人在外頭，總得互相照應。我看見她那樣，就想起我娘當年。＂

小陳點點頭，掐滅了＂紅金龍＂香煙的煙頭：＂成，明天我跟她家那口子聊聊。男人嘛，還是男人說話管用。＂

我們住的是單位分的筒子樓，一層十幾戶人家，一個公共廁所，做飯得用煤爐，洗衣服要去樓下的水龍頭排隊打水。日子緊巴巴的，可也有煙火氣。

小燕的丈夫老徐，比她大七歲，中等個頭，平日里不聲不響，在一家電機廠當裝配工。小陳找他談過幾次，卻回來撇嘴：＂那人不服管，還說咱多管閑事呢，差點沒跟我急眼。＂

眼看著小燕身上的傷一次比一次重，有次她胳膊上淤青老大一片，縫紉機都搖不動了。我實在忍不住了。

那天她又請假沒來上班，我下了夜班，踩著吱呀作響的二八自行車直奔她住的地方。走到樓下，就聽見樓上傳來摔東西的聲音和孩子的哭喊，鄰居們探頭探腦，卻無人敢上前。

我三步並作兩步衝上去，推開虛掩的門，只見小燕蜷縮在角落裡，頭髮散亂，5歲的兒子小剛護在媽媽身前，老徐站在一旁，手裡還攥著皮帶，屋裡酒氣衝天。

＂住手！＂我厲聲喝道，＂你這是幹什麼？她一個女人，你有什麼本事沖我來！＂

老徐愣住了，大概沒想到會有人闖進來。小剛哭著跑過來抱住我的腿：＂莎嬸，你救救我媽媽，爸爸又打人了。＂

那一刻，我眼眶濕了。孩子那雙黑亮的眼睛裡滿是恐懼和祈求，讓我想起自己7歲那年，眼睜睜看著爸爸摔門而去，再也沒回來的樣子。

＂燕子，收拾東西，跟我回去住幾天。＂我幫她撿起地上散落的衣物和洗漱用品，塞進一個褪了色的尼龍袋裡。

老徐站在那裡，一手撐著牆壁，臉上陰晴不定：＂管好你自己家的事吧，男子漢打老婆，天經地義。＂

＂呸！什麼天經地義？我就是她娘家人！湖北人在外頭，互相照應是應該的。＂我挺直了腰板，＂老徐，我告訴你，你再動手，我就替她去派出所告你，讓你吃公家飯！＂

＂好一張利嘴！＂老徐踢翻了一張小板凳，搖搖晃晃地栽倒在床上，嘴裡還嘟囔著：＂女人管得寬...＂

小燕和小剛在我家住了三天。我們家也就一間十幾平的房子，一張硬板床，一個衣櫃，一台黑白電視機，勉強塞下我們四個人。

老陳很疼這孩子，下班回來總帶些小零食，扎豬尾巴糖、麥芽糖之類的，那時候的稀罕物。夜裡他就打地鋪，讓小燕娘倆睡床。

小剛一開始怯生生的，後來和我們熟了，晚上睡覺前總纏著我講故事。看著孩子安穩的睡顏，我常想，要是當年我媽有個＂娘家人＂該多好啊。

隔壁王嬸敲門送來一碗剛出鍋的雞蛋面，說：＂閨女，你這心腸好，可別惹上麻煩。＂

我笑笑：＂嬸子放心，咱是幫理不幫親。＂

可好景不長。一周後，廠里風言風語四起，說我和老徐有不正當關係，所以插手人家夫妻事。有人說我看上了老徐的工資待遇，也有人說我是熱心過了頭，惹事精。

這話傳到老陳耳朵里，他差點跟車間的人打起來。那天他回來時，衣服都扯破了，臉上還掛了彩。

＂你怎麼了？＂我趕緊拿出紅藥水給他擦。

＂跟車間那幾個碎嘴子吵了一架。＂老陳揉著發青的眼圈，＂老婆，咱別管了吧，人言可畏啊。大家都說咱們是＇多管閑事＇，還說你...＂

＂說我什麼？＂

＂說你不安好心。這年頭出門在外，誰不想少惹事啊。＂

我知道他委屈，可想起小燕那張滿是傷痕的臉和小剛害怕的眼神，我狠狠擦了擦眼淚：＂不行，護不住一個弱女子，咱還算什麼老鄉？再說，咱們不就是從苦日子裡熬出來的嗎？誰沒遇到過難處？＂

五月的一個周末，我和老陳約了小燕一家去郊外野餐。那天陽光正好，我們坐拖拉機顛了一個多小時，到了城外的小河邊。

老陳帶了兩瓶啤酒和一些花生米，小燕做了幾個家常菜裝在飯盒裡，我們鋪了塊舊床單當野餐布。小剛玩得滿頭大汗，老徐難得沒喝多，只是安靜地吃著花生米，氣氛居然還不錯。

小燕笑容多了，跟我念叨著廠里的事：＂莎姐，聽說咱們廠要改制，以後可能不再是國營了，你知道嗎？＂

＂聽說過，不過應該不會那麼快。＂我心不在焉地回答，心裡想的卻是怎麼讓小燕和老徐關係緩和。

誰知回程路上，在山坡的石階處，小剛追著一隻蝴蝶跑，不小心從石階上摔下來，頭上破了個口子，血一下子湧出來，染紅了半邊臉。

＂小剛！＂小燕尖叫起來，臉色煞白。

＂得趕緊去醫院！＂我慌了，趕緊脫下外套按在小剛的傷口上。

老徐卻站在原地不動，手插在褲兜里：＂小孩子磕磕碰碰正常，回去貼創可貼就行了，大驚小怪什麼。＂

＂你瘋了嗎？頭上的傷哪能馬虎！＂小燕急得直哭，＂要是留疤怎麼辦？萬一傷到腦子呢？＂

老徐冷笑：＂沒錢！這月工資都還沒發，看病用什麼錢？＂

我和老陳對視一眼，心領神會：＂咱先送醫院，錢的事我們墊上。老陳，你去路邊攔拖拉機！＂

那個年代，農村地區救護車根本不普及。我們四個人擠上一輛農用三輪車，顛簸了近一小時，才到縣醫院。路上，小剛一直低聲呻吟，小燕緊緊抱著孩子，眼淚順著臉頰滑落。

醫院裡消毒水的氣味刺鼻，走廊上擠滿了人。小剛在縫合室里縫了四針，醫生說幸好傷得不深，不會有大問題。小燕在縫合室外面急得直轉圈，老徐卻不知去了哪裡。

＂他肯定又去喝酒了...＂小燕苦笑道，她的笑容里有太多無奈，像是陳年的布料，洗了太多次，褪盡了色彩。

小剛出來時，已是兩小時後，額頭上貼著大大的紗布，小臉煞白，卻強忍著沒哭。老徐仍然不見人影。

＂你爸爸又不見了？＂我輕聲問。

小剛眨眨眼睛：＂爸爸說肚子疼，要去廁所...＂

我暗暗咬牙，心想這老徐真不是東西。醫院走廊的長椅上，一頂舊軍帽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老徐常戴的。

＂我去找找他。＂老陳說著，轉身走向醫院後門。

第二天清晨，我們送小剛出院。天還蒙蒙亮，醫院門口的榕樹下，意外地看見老徐衣衫不整地站在那裡，眼睛通紅，像是一夜沒睡。

＂兒子沒事了吧...＂他嗓子沙啞地問，身上散發著刺鼻的酒氣。

小燕沒理他，徑直走過去。小剛卻轉頭看他：＂爸爸，你為什麼不陪我？護士阿姨打針的時候好疼。＂

這句話像刀子一樣刺進我心裡。我忽然想起十多年前，我問媽媽同樣的問題：＂為什麼爸爸不要我們了？＂媽媽那時只是摸摸我的頭，沒有回答。

＂叔叔給你墊的醫藥費，什麼時候還？＂老陳忍不住問。

老徐從兜里掏出一把皺巴巴的錢：＂一共一百七十八塊六毛...我昨晚去借的，先還你們。＂

我發現他手上有新鮮的傷口，像是玻璃劃的。

回到小燕家，老徐剛要開門，卻被小燕攔住：＂我要搬出去住幾天，冷靜一下。＂

老徐愣住了：＂你還要鬧到什麼時候？＂

我站在小燕身邊：＂老徐，這事不能再這樣下去了。你自己好好想想，打老婆、不管孩子，是個男人該做的事嗎？＂

老徐低著頭，手裡攥著那箇舊皮夾，裡面是他昨晚去借的錢。屋裡電風扇吱吱呀呀地轉著，空氣里瀰漫著一股尷尬和緊張。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做...＂老徐突然說，＂我爸當年就是這樣，喝了酒回來就打我媽，打我。我以為...我以為男人就該這樣。＂

原來，老徐從小在父親的皮帶下長大，他以為那就是管教孩子的方式，是男人展示權威的方式。這樣的傷害，像接力棒一樣，代代相傳。

＂可你不能變成你討厭的那個人啊。＂我說，＂小剛是你兒子，小燕是你妻子，保護他們是你的責任。你兒子那麼聰明，難道你忍心讓他也在恐懼中長大？＂

老徐沉默了很久，忽然哭了，像個孩子一樣。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一個大男人這樣痛哭。

＂對不起，對不起...＂他抽泣著，肩膀一抖一抖的，像是扛了太久的重擔終於卸下。

晚上收音機里正播放著《東方之珠》，樓下的大喇叭放著《新聞聯播》，我和老陳幫小燕在廠區附近找了間小房子，是車間主任王師傅的遠房親戚空出來的，每月房租120元，我們三家輪流分擔。

小燕搬家那天，老徐沒來，只有小剛依依不捨地跟著。我看著小燕收拾那些簡單的家當——幾件衣服、一個搪瓷臉盆、一把木梳、一張全家福，突然有些心酸。

＂莎姐，你說我這樣做對嗎？＂小燕猶豫著問。

＂當然對。＂我遞給她一條毛巾，＂女人也得有尊嚴，不是生來就該挨打的。再說了，你不是離婚，只是給他一個機會反省。＂

小燕說等她存夠了錢，就帶小剛回湖北老家去。那時的工廠，普工月薪也就四五百塊，存錢談何容易。

＂你真要走啊？＂有一次，老徐在廠門口等小燕下班，手裡捧著一束不知從哪裡摘來的野花，頭髮梳得整整齊齊，衣服也是新洗的。

＂我不知道。＂小燕說，＂但我不能再讓小剛看著我挨打長大。你知道嗎，他上次做噩夢，喊著＇不要打媽媽＇。＂

老徐眼圈紅了：＂我去問了醫院，他們說有戒酒的辦法...＂

我站在廠門口，看著這一幕，心裡有說不出的滋味。人啊，有時候需要一記重拳才能醒悟。

那一年冬天特別冷。12月的風像刀子一樣刮在臉上。工廠里有傳言說要裁員，大家都人心惶惶。有個特別熱鬧的事，廠長買了一台大彩電，請一部分工人去他家看《渴望》，可把人給羨慕壞了。

除夕前一天，我和老陳包好餃子，約了小燕娘倆一起吃年夜飯。我家那台＂紅燈＂收音機放著春節聯歡晚會的直播，屋子裡瀰漫著餃子的香味。

敲門聲響起時，我們都愣住了——門外站著老徐，手裡提著兩袋東西，臉凍得通紅，鼻子尖上還掛著鼻涕。

＂我...我能進來嗎？＂他問，聲音裡帶著幾分忐忑。

小剛先跑過去：＂爸爸！＂

老徐蹲下身，緊緊抱住兒子：＂對不起，爸爸這段時間沒陪你。＂

他帶來的東西很普通——一條圍巾、一盒水果糖、一瓶醬油和一些年畫。可對我們來說，那些東西比什麼都珍貴。

飯桌上，老徐居然一口酒沒喝，還主動給小剛夾菜，像模像樣地教兒子用筷子。飯後，他向小燕遞過一個紙袋：＂我報了個戒酒班，已經去了兩個月了。這是證書。＂

小燕打開看了，眼淚落下來。那是縣醫院辦的戒酒互助小組，上面蓋著鮮紅的印章。

＂還有這個。＂老徐又拿出一個紅本本，＂我存了一些錢，你看...＂

存摺上有800多塊錢，對當時來說，不是小數目。

＂你們知道嗎，＂老徐語氣中帶著幾分自豪，＂廠里說要給我升職，當班組長。就因為這兩個月我沒喝酒，工作表現好。＂

一旁的老陳笑了：＂早這樣不就得了！＂

那一晚，小燕沒有回出租屋，而是和老徐一起回了家。臨走時，她悄悄塞給我一個小布包：＂莎姐，這是家鄉帶來的蓮子，過年煮粥喝，甜甜的。謝謝你們。＂

我望著他們走遠的背影，心裡暖暖的。屋外鞭炮聲陣陣，預示著新年的到來。

兩年後，老徐真的變了個人。他不但徹底戒了酒，還參加了工廠的技能培訓，當上了班組長，工資漲到了700多塊。小燕經過考慮，帶著小剛搬回了家。她提了個條件：必須尊重她和孩子。

令人驚訝的是，小燕懷上了二胎。當時計劃生育政策嚴格，但因為他們是外地戶口，在繳納一定費用後，獲准生育第二個孩子。

＂莎姐，這次我要生個女兒，給她取名叫＇莎莎＇，就跟你一樣。＂小燕撫摸著隆起的肚子，滿臉幸福地說。

更讓我驚訝的是，老徐開始主動參加社區的反家暴宣講，用自己的故事警示他人。在那個家暴還被視為＂家務事＂的年代，這是多麼難得的勇氣。

＂說出來怪不好意思的，＂老徐撓撓頭，＂但我想告訴那些跟我一樣的人，打老婆不是男子漢行為，那是懦夫乾的事。＂

他還自掏腰包買了一本《怎樣做好父親》的書，雖然念得磕磕絆絆，卻堅持每天看一點。

那一年，南方掀起了國企改革的浪潮，我們廠也不例外。廠里放了一批人，發了遣散費，不少人都選擇回老家。老陳和我商量後，決定回湖北發展。

臨行前，小燕一家來送行。小剛已經是個陽光帥氣的小夥子，足有一米七高，考上了重點高中。小燕懷裡抱著三歲的莎莎，一張圓臉蛋，扎著兩個小辮子，怯生生地叫著＂莎姨＂。

老徐和小燕臉上都有了歲月的痕迹，但眼神中的溫暖讓人欣慰。他們送了我們一盒家鄉特產——蓮子糕，還有小剛親手寫的一幅字：＂感念恩情＂。

火車站人聲鼎沸，到處是拖著大包小包的人。我們買了硬座票，要倒三趟車才能到家。

＂莎姐，謝謝你當年做我的娘家人。＂小燕緊緊抱著我，眼裡含著淚，＂要不是你，我可能早就放棄了，哪有今天這樣的好日子。＂

老徐不好意思地說：＂也謝謝你們當年對我的指點。是你們讓我明白，一個男人應該怎樣對待家人。＂

小剛高高瘦瘦的，站在一旁，突然開口：＂莎嬸，我一直記得那天在醫院，你和叔叔為我們墊錢的事。等我長大了，一定要像你們一樣，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綠皮火車緩緩啟動，我和老陳站在窗口，向他們揮手。窗外是他們依依不捨的身影，站台上的燈光把他們的影子拉得很長很長。

＂咱們做對了。＂老陳握著我的手說，＂雖然當時被人說閑話，可現在想想，值得。＂

三年後，我們收到小燕的信，說小剛考上了大學，老徐升為車間主任，他們買了一套小房子。封面是一張全家福，四口人在一棵樟樹下笑得燦爛。

我把照片貼在家裡的牆上，每次看到，心裡都暖烘烘的。有時候，路過打架的夫妻，我還會想起小燕，想起那段幫她做＂娘家人＂的日子。

人這一輩子，誰都會有困難時候。在他鄉漂泊的日子裡，一個願意挺身而出的＂娘家人＂，或許就是改變命運的契機。就像我們湖北人常說的那句話：＂遠親不如近鄰，近鄰不如老鄉。＂

二十年過去了，現在的年輕人可能無法想像那個年代的艱難與無助。小燕家的故事，在我心裡一直保留著最溫暖的一角。

前幾年，我們回湖北老家，意外地在家鄉的廣場上遇見了小燕一家。她和老徐頭髮已經花白，但精神矍鑠。小剛成了一名教師，莎莎在醫院當護士。我們相見，抱頭痛哭，彷彿回到了那個艱難卻真誠的年代。

綠皮火車穿過田野，我靠在老陳肩上，心裡滿是踏實。這世間最美的風景，不是名山大川，而是曾經破碎的家，重新變得溫暖。

這不就是我們平凡人生中最大的幸福嗎？做一個好人，幫一把有需要的人，然後看著他們的生活慢慢變好。就像我外婆常說的那句老話：＂好人有好報，也許不在今天，但一定在明天。＂

當年那個躲在角落裡流淚的小燕，如今笑靨如花；當年那個動輒舉起皮帶的老徐，如今成了尊重妻子的好丈夫；當年那個嚇得發抖的小剛，如今成了棟樑之才。而我，只不過是在關鍵時刻伸出了手，做了一回＂娘家人＂。

生活不就是這樣嗎？人與人之間的溫暖，編織成世間最美的錦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