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許弟余
我是遂寧中學六六級高中畢業生。1966年上年,正當我們準備畢業並報考大學時,黨中央發出了「5·16通知」,即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為此,全國各級各類學校學生開始了「破四舊,立四新」和大字報、大批判、大串聯運動。學校的正常教學秩序受到了嚴重干擾和破壞。1966年6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社論中說要「把高考制度拋進歷史的垃圾堆」。中央「5·16通知」中說「延長半年高考」,誰知這一延長,全國各類高校停止招生時間長達11年。那時象我一樣的初高中畢業想上高一級學校,想以學到的知識報效祖國的有志青年學生的願望幾乎成了泡影。都有一種「生不逢時」和「報國無門」的無限遺憾。
1977年初秋,主持國務院工作的鄧小平同志召集知識界人士座談,為結束「10年內亂」,為振興中華選拔人才聽取意見,決定全國立即「恢復高考」。這一決定,猶如一聲春雷,聲音響徹祖國大地。高考夢寐以求的「老三屆」(66、67、68屆)學生都欣喜若狂。

我1966年高中畢業後,回鄉務了兩年多農,1969年2月當上了保山小學民辦教師。1977年10月的一天,我正在田裡收拾柴禾,鄉郵遞員碰到我,對我說:「許弟余,你們老三屆的高中生今年可以考大學了!」我似信非信地反問:「你不是在開玩笑吧?」他非常認真地說:「真有這事!報紙都登出來了。」聽說消息是真的,我欣喜若狂,爬上田坎就往家跑。剛到家門口,妻子驚奇地問我:「你咋個腳桿上的稀泥巴都沒洗就回家來了呢?」我激動地說:「你不曉得,全國恢復高考了,我要去考大學了!」從那天開始,我把珍藏了11年多的高中教材,高考複習資料全找了出來,用一個月時間沒日沒夜,廢寢忘食地複習,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把政治、語文、數學、物理、化學課程複習了多遍。沒過多久,我報了名並拿到了高考准考證。這張准考證是我11年夢寐以求的東西,也許他就是改變我一生命運,用所學知識報效國家的通行證。因此我深知它的份量。高考前一天,天剛亮我就起了床,草草吃了點早飯就上路,步行50多里山路來到遂寧縣城,走進了我闊別11年多的考場,我心情無比激動。但很快就鎮靜了下來,沉著應考。政治、語文、數學、理化四個科目考下來,我以總分293分的優異成績考上了西南師範學院物理系。
據說1977年那年首次恢復高考制度時,全國有1160萬人參考,錄取了27萬人。

1978年3月,恢復高考後錄取的首批新生入學了。有夫妻同被錄取進校門的,也有師生一齊上大學的。年齡最大的有30多歲,最小的17歲。我入校時已31歲,是3個孩子的父親了。而且家有高齡的父母,體弱多病的妻子,幾個月大的小兒子。儘管家庭條件差,負擔重,但我深感讀大學的機會來之不易,要不是黨的好政策,說不定我一輩子都是個農民身份的鄉村民辦教師,因此我非常珍惜自己的讀書機會。在大學裡,我惜時如金,把全部精力用到了學習上,寢室、教室、閱書館「三點一線」是我四年大學校園生活的軌跡;我克服了常人無法想像的困難,以頑強的毅力,優異的成績完成了學業,1981年還被評為重慶市「三好學生」。1982年1月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了綿陽地區專科學校(現四川職業技術學院)任教。
也許是年輕時想讀書求知的心靈煎熬,也許是農村艱苦生活的磨鍊。參加工作後,我又非常珍惜自己的工作機會,不分白天黑夜,也不分雙休日和節假日,認真鑽研業務,努力搞好教研和科研。自認為「一個人的時間有限,而工作應當無限;生命的長度有限,而生命的寬度卻無限」,暗下決心要用出色的工作成績來感謝黨的好政策,來報效祖國。

我在四川職業技術學院已任教26年了。因工作勤奮,作出了一定成績,1999年獲曾憲梓教育基金會優秀教師獎;2002年被評為教授。這些年中,還多次獲得各種獎勵。
我作為國家恢復高考制度後的首屆大學生,我認為自己還是幸運的。「老牛明知夕陽晚,不用揚鞭自奮蹄」。我已年過六旬,決心在有生之年繼續盡「綿薄之力」,為祖國的繁榮,民族的振興培養更多的人才。
來源:遂寧政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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