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斯蒂芬·沃爾特，翻譯/觀察者網 郭涵】
在所有競技領域，競爭對手間總是在嘗試超越彼此。他們探索可以提高自身水平的創新，努力模仿任何看上去讓對手成功的元素。我們在體育、商業與國際政治中都能觀察到這一現象。模仿並不代表著亦步亦趨，但忽視令別國獲益的政策且拒絕適應現實則很容易一敗再敗。
今天，也許唯一能讓幾乎所有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達成共識的政策議題就是如何更有效地同中國競爭。這個共識正在塑造美國的國防預算，推動在亞洲鞏固夥伴關係的努力，並挑起一場持續升級的對華高科技貿易戰。
然而，除了指控中國「竊取美國技術」、「違反先前的貿易協議」之外，這群就中國問題發出警告的專家們很少考慮一件事，即中國究竟採取了哪些廣泛措施來取得成功？如果中國真的在「吃掉美國人的午餐」，難道美國人不應該反思北京做對了什麼事情，華盛頓又做錯了哪些事情嗎？中國的外交政策路線是否可以為華盛頓的政客們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鑒？
當然，中國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國內改革實現的。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總是擁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只是一個多世紀以來，這種潛力被嚴重的戰亂與政策失誤所壓制。隨著中國開始擁抱市場，其相對實力將不可避免地大幅提升。可以說，拜登政府通過《通脹削減法案》及其它措施來制定國家產業政策的努力，代表著美國模仿中國做法，在國家支持下搶佔若干關鍵科技制高點的遲來的嘗試。
但是，中國的崛起不能完全歸功於國內改革或西方的自滿，中國的整體外交路線同樣推動了國家崛起，這是值得美國領導人好好反思的。
首先也是最明顯的一點是，中國避免了像美國那樣反覆陷入代價高昂的泥潭。即使伴隨著綜合國力的增長，中國對於在海外做出重大承諾的態度也十分謹慎。比如，中國並沒有承諾出兵保衛伊朗，或是為非洲、拉丁美洲和東南亞的經濟合作夥伴而參戰。中國正向俄羅斯提供有軍事價值的軍民兩用技術（並且獲得了豐厚的報酬），但並沒有向俄羅斯輸送致命武器，爭論是否應派遣軍事顧問或是考慮出兵協助俄羅斯贏得戰爭。
相比之下，美國似乎總有一種歪打正著的直覺，能夠屢屢陷入外交政策的流沙中。
美國用於入侵伊拉克的開支約2萬億美元，造成約30萬直接平民死亡。（沃森國際和公共事務研究所統計）
當美國沒有在阿富汗、伊拉克或利比亞推翻獨裁者，花費數萬億美元試圖輸出民主的時候，它依然在向世界各國提供它希望永遠不必兌現的安全保證。值得一提的是，每當美國領導人宣布承擔起保護另一個國家的條約義務時，他們仍將其視作某種外交成就，哪怕那個國家的戰略價值十分有限，無法為推進美國利益做出多少貢獻。
今天，美國正式承諾提供保護的國家數量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多。美國必須努力履行所有的承諾，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其國防預算比中國高出一大截。想像一下，如果把比中國多出來的那每年5萬億美元國防預算省下來，美國可以做成多少事情。如果不需要扮演「世界警察」，美國也許本可以像中國那樣，擁有世界一流的鐵路、城市交通和機場設施，以及更低的預算赤字。
這並不是主張美國要退出北約、斷絕所有同盟關係並退回到「美利堅要塞」，但這確實意味著美國在做出新承諾時應該更加審慎，同時要求現有盟友承擔更多責任。如果中國可以在不承諾保護全球數十個國家的前提下變得更強大、更具影響力，為什麼美國做不到呢？
第二點，與美國不同，中國同幾乎所有國家都保持著務實的外交關係。中國的駐外使團數量比任何國家都要多，駐外大使職位很少出現空缺，其外交官由越來越多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士組成（而不是業餘人士，主要靠為成功的總統候選人募集資金而入選）。中國領導人認識到，外交關係並不是對他人良好行為的獎勵，而是獲取信息、向別國傳遞中國主張、通過說服而非使用蠻力來促進自身利益的重要工具。
相比之下，美國依然傾向於拒絕承認與我們觀點不同的國家的外交地位，導致我們更難理解對方的利益或動機，也令美國更難闡述自己的利益和動機。華盛頓拒絕正式承認伊朗、委內瑞拉或朝鮮政府，儘管與這些政府定期開展對話將是一件好事。而中國不僅能夠同上述國家開展對話，也能同所有美國最親密的盟友對話，難道我們不應該學習這樣做嗎？
例如，中國與中東地區的每個國家都有外交關係和經濟往來，包括以色列、埃及等同美國關係密切的國家。相比之下，美國與以色列（在某種程度上還包括埃及和沙烏地阿拉伯）保持「特殊關係」，這意味著無論以色列做什麼事，美國都會予以支持。然而，美國無法與伊朗、敘利亞或控制葉門大部分地區的胡塞武裝保持定期接觸。
美國的中東地區合作夥伴認為，來自美國的支持是理所當然的，他們經常忽視美國的建議，因為他們從來不用擔心美國去幫助其對手。以沙特為例：沙特同俄羅斯、中國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並以暗示重新調整立場（靠攏中俄）作為威脅，獲得華盛頓越來越大的讓步；而美方官員從來不會用同樣的勢力均衡政治手段對待沙特。考慮到這種不對稱安排，是北京而非華盛頓促成了沙特與伊朗之間的關係緩和，也就毫不令人意外了。
今年4月以色列空襲伊朗駐大馬士革領事館後，美國國務院稱已請求中方利用其影響力，勸阻伊朗還擊以色列。
第三點，中國外交政策的總體方針是強調國家主權：每一個國家都有權基於自身的價值觀來開展治理。如果你想與中國打交道，你不用擔心中國會教你應如何管理自己的國家，也不用擔心如果本國的政治制度與中國不同，將會遭到制裁。
相比之下，美國認為自己是宣揚一套普世自由主義價值觀的頭號旗手，認為傳播民主是其全球使命的一部分。除了一些顯而易見的例外情況，美國經常用權力施壓別國承諾更加尊重人權或走向民主，有時候還把這些承諾當做提供援助的條件。
但是，鑒於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不具備完全意義上的西方民主制度，這就一點也不難解釋，為什麼許多國家可能更喜歡中國式的做法，尤其是當中國也提供了切實的利益。正如美國前財政部長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形容：「一位發展中國家的人士對我說，我們從中國得到了一座機場，從美國得到了一通說教。」如果你是一名獨裁者，或是一個民主制度不那麼完美的國家的領導人，你認為中美哪一條路線更有吸引力？
雪上加霜的是，美國傾向於擺出高高在上的道德姿態，這導致每當美國未能滿足自己設下的標準時，很容易被指責是虛偽的。當然，任何大國往往都不會實現所有宣稱的主張，但一個國家越是堅稱自己是獨一無二的良善之國，當它言行不一的時候，就越是會面臨更嚴重的懲罰。拜登政府在加沙戰爭問題上的裝聾作啞與戰略上毫無連貫性的回應，最完美地體現了這個問題。
美國沒有選擇譴責交戰雙方犯下的罪行，或是充分利用其影響力來促成停火，而是為以色列野蠻的、報復性的毀滅攻擊提供彈藥，在聯合國安理會上替以色列辯護，駁回了有理有據的大屠殺指控，哪怕證據確鑿，哪怕國際法院與國際刑事法院首席檢察官均做出了嚴厲的評估。
美國在這樣做的同時，卻依然堅稱維護「基於規則的秩序」有多麼重要。這些事件嚴重損害了美國在中東地區與全球南方大部分地區的形象，並令中國獲益，任何人都不應該感到驚訝。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政府官員至今仍未發表一份聲明，詳細解釋美國對這場悲劇的回應如何令美國人更加安全、繁榮或是得到全世界更多的尊重。
說到底，中國已經成為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部分原因是中國更有效地調動了潛在的國家實力，也源於中國在對海外做出安全承諾時的剋制，避免了多屆美國政府遭受的自殘式的傷害。
對中國崛起深感憂慮的美國人應該反思北京做得好的地方，華盛頓做的不好的地方。這其中的諷刺意味不言而喻：中國的迅速崛起一定程度上也借鑒了美國早先崛起，躍升至世界權力頂峰的過程。初創的美國具有許多先天優勢，包括肥沃的國土、稀少而分裂的原住民人口以及兩個廣闊大洋提供的天然保護。美國利用這些優勢，一方面避免海外的麻煩，同時在國內積蓄力量。
從1812年到1918年，美國僅同外國打了兩場戰爭，且兩個對手（1846年的墨西哥與1898年的西班牙）都是沒有強大盟友的弱國。而一旦成為大國後，美國就會讓其它大國相互制衡，儘可能久地置身於衝突之外。美國在兩場世界大戰中都承受了（主要參戰國中）最小的傷亡，並「贏得了和平」。自1980年以來，中國一直遵循類似的路線，至今已獲得豐厚的回報。
德國首相俾斯麥曾說過：「只有傻瓜才會從自己的錯誤中吸取教訓。智者從別人的錯誤中學習。」他的這句話可以稍作修改：「一個明智的國家不僅要從別國的錯誤中學習，還要從別國做對的事情中學習。」美國不必尋求變得更像中國，但它依然可以從中國對世界各國採取的更加務實的態度中學到一兩件事。
（原文刊發於美國「外交政策」網站，本文翻譯有所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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