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讀書的寺學
高僧大德出世最多的朝代，可能就數唐代了。諸如西天取經的玄奘法師、著名天文學家一行禪師、六次東渡日本的鑒真大師、中國佛教禪宗六祖慧能大師、華嚴宗開創者法藏大師、凈土宗祖師善導大師、書法高僧懷素大師、高僧萬回與《全唐詩》僧人詩收錄最多的邢台籍詩僧寒山（附拾得詩）。 胡適在其《白話文學史》（1928年新月書店出版）中將寒山、王梵志、王績三人並列為唐代的三位白話大詩人。寒山與其他有過交集的還有趙州從諗和尚、溈山靈佑、唐末五代時期畫僧、詩僧貫休及道教大德徐靈府等。
唐代能出現這麼多的高僧大德，這是與當時的某些機緣與教育環境是有關的。唐代非常重視教育，在教育上，雖然提倡道教，但也非常重視佛教及其佛教的教育環境。
唐代教育大致可以分為官學和私學，私學又可分為家學教育、私塾教育和寺院教育等。在眾多教育類型中，寺院教育無疑是唐代教育中最為獨特的一種。「寺院教育」最初是一些士子為避戰亂寄居佛寺，習業授徒；後來，出現了由佛寺管理的民間寺學。
東晉以降，有不少士子在寺院讀書習業。《新唐書·五行志》載，唐中葉安史之亂的爆發，使唐王朝遭到極大破壞，政治環境惡劣，時局動蕩不安，學校教育因政治、經濟等因素的限制，官學逐漸式微，大批儒生士子離開學校，就讀民間私學，為士子習業山林寺院提供了有利契機。
再者佛教寺院環境幽雅，古樸雅緻，適宜學子們陶冶性情，悟發靈性。加之禪師名僧兼通經史，學識修養較高，能受到他們的點撥，對於學子們大有益處。且寺內藏書豐富，除了佛教經卷之外，大多數都是四書五經和儒家經典書籍，包括歷史天文地理，可以說是包羅萬象。有助於士子讀書習業。所以當時無論是高門子弟，還是寒門學子，都樂於在佛寺內讀書習業，寺學蔚然成風，成為唐代文人喜聞樂見的一種學習方式。如唐代文人鄭虔早年十分貧寒，學書無錢買紙，見慈恩寺內有柿葉數屋，遂借居寺內，取葉練字，最終學有所成。隨著寄學規模的擴大，逐漸演變為由佛寺管理的寺學。
《中國教育制度通史》、《唐代教育體制和管理制度》論及：唐代佛教發達，寺院眾多，又多在山林間，很多僧人也頗有學問。不僅能與文人探討學問，有的還能指導文人學習，成為其良師。王尚林 《唐代私學考》也提到士子「習業山林寺院」。諸如王建 「對坐讀書終卷後，自披衣被掃僧房」和李碩 「男兒立身須自強，十年閉戶潁水陽」 。描寫在山寺中讀書的詩文，在《全唐詩》中不勝枚舉。唐代的寺院有很多高僧，這些高僧知識淵博，引來很多士子、名士與其探討學問，並成為其方外友。
清·褚人獲《堅瓠集》載：唐長安舉子，六月後落第者不出京，剎口過夏，借凈坊廟院做文章，曰夏課。時語曰：槐花黃，舉子忙。唐翁承贊有詩云：雨中精點望中黃，勾引蟬聲噪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為君忙。描繪出了唐士子于山寺讀書之勤苦。
如此，再加上朝廷獎掖，大起浮屠寺，不但和合了寺院與儒教及世俗，同時也使佛教於唐代趨於鼎盛。自「會昌毀佛」或「會昌法難」，拆毀寺院四千六百多所，以及招提、蘭若等四萬多所，唐代的寺院教育才衰落下來。
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下，造就了一批儒學、佛學貫通的高僧大德就不足為奇了。史書沒有記載寒山進寺學讀書，但從他的三百餘首詩作來看，他的儒學、佛學功底非常深厚。尤其如詩［69］：
「有人兮山陘，雲卷兮霞纓。秉芳兮欲寄，路漫漫兮難征。
心惆悵兮狐疑，年老已無成。眾喔咿斯蹇，獨立兮忠貞。」
項楚以此首為楚辭體，昔人於此詩的評價甚高，以為無異離騷也。詩學興盛的唐代，詩僧中，寒山、拾得、皎然、王梵志、貫休、齊己，等名家齊聚詩壇。其中，雍正皇帝曾敕封寒山、拾得為「和聖」與「合聖」，這也是「和合二聖」的源頭與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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